浅谈动物名称在中西方文化中的内涵差异

浅谈动物名称在中西方文化中的内涵差异

浅谈动物名称在中西方文化中的内涵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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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动物名称在中西方文化中的内涵差异

一、中英两种语言中动物文化的差异动物与人类共同生活在这个地球上，朝夕相处，密不可分。人类通过与动物的长期接触，逐渐了解了各种动物的天性和生活习性，并把与动物的感情反映在自己的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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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动物名称在中西方文化中的内涵差异

一、中英两种语言中动物文化的差异动物与人类共同生活在这个地球上，朝夕相处，密不可分。人类通过与动物的长期接触，逐渐了解了各种动物的天性和生活习性，并把与动物的感情反映在自己的语言中。然而，不同的语言和文化对同一种动物的理解和情感却有着很大的差异，下面以英汉两种语言中对几种动物的不同理解为例。

1、龙对中国人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动物之一。它象征着君王，体现

着权利，在人们心中是最神圣的。因此自古以来皇帝穿的是龙袍，祝福自己的孩子成功就叫望子成龙，中国人称自己为龙的传人等等，这些词都是褒义词。相反，在西方国家，人们普遍认为dragon是一

种凶残的动物，是邪恶的象征，因此大多数都做贬义词来使用，比如凶悍的女人就是a dragon of oman。而在英语文学作品中，龙又象征着邪恶凶险，在圣经中，把Satan比作是 the great dragon 。

2、老虎一词在汉语语言文化中一直是英勇威武的象征，因此我

们常说卧虎藏龙虎将等，然而在英美文化中，常常用狮子lion一词来表示勇猛，成为百兽之王，英国甚至将狮子当作国家的象征，British Lion 是英国的别称。

3、猫头鹰在汉语文化中被看作是不祥的征兆，尤其是害怕看到或者听到猫头鹰的叫声。然而，在西方社会中，ol（猫头鹰）却象征着智慧。在婴幼儿的故事中，ol的形象是个裁判，非常严肃，并且有头脑。

二、动物文化差异产生的原因

1、历史条件不同的原因以狗为例，西方尤其是美国最早以渔猎、畜牧为主，主要食用牛羊，狗在当时是人类的帮手，所以西方将狗看成人类最忠实的朋友。而中国自古是一个农业国，狗不仅仅是帮人看家防盗，还是人们的主要肉食之一，所以国内的大部分地方至今仍保持了吃狗肉的习惯。

2、地域文化不同的原因不同的生活环境中有属于自己不同的文明体系，属于黄土文明的中国和属于海洋文明的英国形成了各具特色的地域文化，而正是由于这种文化的不同，使中英两个民族对有些动物赋予了各自不同的文化内涵和寓意。如：

英语国家多以牛肉为食物，人们不以牛为农家宝，他们眼中的牛满身缺点，如a bull in a China shop 鲁莽闯祸的人。而中国自古就是一个农耕国，牛是人们劳作不可缺少的工具，因此，牛在中国文化中是一个很受欢迎的形象。

3、宗教信仰不同的原因西方国家的通用语言英语里的很多词是源于宗教神话的，他们信奉的是基督教、天主教等宗教，宗教里的一些教条也涉及到了对于动物的关爱，尤其是基督教的《圣经》中，以动物为喻体的词汇广泛存在，所以许多涉及动物的谚语、俗语等都与宗教有关。而中国以佛教为主，以动物为喻体的词汇则相对较少。中西方对动物词汇应用的不同也体现了宗教文化的差异。由于《圣经》的影响，在英语中，sheep比喻好人，而goat比喻坏人，多数有关goat 的成语，大多为贬义。而在中国文化中，绵羊和山羊都是羊，并没有特殊喻意。

4、审美价值取向不同的原因同一动物在中英两种文化中产生不同的褒贬意义与也英汉两个民族对动物的好恶有关，与该民族审美价值取向和社会心理差异有关。喜欢一种动物，相对应的动物词就会具有

褒义，如果厌恶该动物，就会向贬义方向发展。例如：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蝙蝠因其中蝠字与福字同音，摇身一变成了吉祥物。而在西方的民间传说中，蝙蝠是一种邪恶的动物，总是与罪恶和黑暗联系在一起，如raz as a bat（象蝙蝠一样疯狂）。喜鹊在中国文化中是喜庆的象征。而在西方文化中，认为magpie（喜鹊）不但不报喜，而且要报凶，一般认为此鸟为不吉的征兆。 Magpies that hatted， no omen so blak. （鹊噪为最坏的兆头）。

5、习俗文化不同的原因由于英汉两民族习俗文化不同，人们长期生活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中，根据好恶和动物在生活中的具体表现，自然而然地对同一动物词产生了不同的联想，对动物词形成不同的文化内涵。对待猫的态度上，由于习俗文化不同，内涵也有所不同。中国人喜欢猫，是因为可与主人作伴消遣，而且猫还能抓人们最讨厌的老鼠。而西方国家认为猫是不务正业、惹事生非的家伙，人们用猫来比喻包藏祸心的人，如She is a at.（她是一个邪恶的女人）。

三、结束语我们对动物词汇的理解，不能只停留在词汇的表层指称意义上，应该深入理解词汇深厚的文化内涵。在教学中应把语言教学与文化教学结合起来，创建真实情境，深入地了解英语国家的文化传统和风俗习惯，使学生真正领会到词汇在原文化中的涵义，这样才能正确运用所学到的词汇，在跨文化交流中自如地进行交际。

我在国内读博期间受到2个重要影响，一是来自我的导师陈毓罴教授，二是来自我的不同专业的博士生同学。陈毓罴教授20世纪50年代初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既后考取留苏研究生，在莫斯科大学学习4年，师从苏联著名文艺理论权威专家，毕业归国后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工作，以研究中国古典小说特别是《红楼梦》著称。陈教授在国内外所接受的学术训练使他在研究方面显示出与同行不

一样的开阔视野，对我不乏潜移默化的影响。78年中国社会科学院组建研究生院，刚开始只招收硕士研究生，1983年开始招收博士生，专业覆盖文史哲、经济学、法学、语言学、民族学等各个领域。记得我就读的1986届所接触的上下3届各学科各领域的博士生导师都是

国内各学科的一流学者，可以举出一长串在社会学科领域为人熟知的名字。那时社科院研究生院学生不多，可以一同在食堂饭桌上吃饭，这也正是不同学科的同学交流的最好机会。这种交流使我的视野和关注已不局限于自己的古典小说专业，对社会学科领域的不同专业都有了一些了解和兴趣。在中国艺术研究院的工作也是一段影响我日后在法国对艺术产生兴趣的重要经历。当时中国艺术研究院位于北京柳荫街恭王府内，是中国艺术门类的最高殿堂，在戏曲、美术、音乐、文艺理论、话剧、电影、曲艺等学科都汇集了各领域的的著名老学者与中青年佼佼者。我在那儿工作的时间虽仅4年（工作关系保留至1997年），但也颇有收获。在工作及与同事的交往中，我受到了艺术学科与文化的濡染和影响，其间，我曾应邀到香港中文大学英文系做访问学者。负笈海外：

漫长而艰辛的求索之路94年初我接受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CNRS）的邀请去了巴黎，在东方研究小组参与完成1项包括中国古典小说在内的东方研究计划。从北京到巴黎，我经历了一个新的转折。在巴黎工作期间，我与法国汉学家多有接触，法国丰富的文化艺术也吸引着我，因此工作结束之后我决定留在巴黎继续学点东西。我先是在巴黎第七大学东亚系读东亚文明研究博士生，到第三年时，我决定转而从头学一些中国需要的西方学科，将来归国才能发挥作用。那时正值我丈夫要去法国东部名城斯特拉斯堡工作，因此我也去了斯特拉斯堡继续修读。斯特拉斯堡第二大学马克布洛克大学（201X年与该市另2所大学合并为斯特拉斯堡大学）以人文学科驰名，上世纪30年代以来一直是法国历史学与社会学的重镇。进入该大学以后，我先是集中修读了艺术史、社会学、人类学等专业的硕士课程。学习中我的兴趣与目的都集中在对将来归国服务有用的领域，如在艺术史专业中我侧重博物馆学、考古学以及西方现代绘画流派；在社会学专业中，我注重都市社会学与发展中国家的政治经济问题，并撰写了学位论文《中国民本思想之根源及其在中国现代社会的影响》，用社会学理论和观点梳理中国从古到今的民本思想传统；人类学专业使我的目光投向了非洲大陆、中南美洲以及太平洋诸岛的原始民族，我注重了解原始艺术、原始宗教与原始民族的社会组织形式。通过对这几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