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视角中的翻译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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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视角中的翻译研究

翻译是跨语言、跨文化的交际活动,是各民族之间进行文化交流不可或缺的重要桥梁。它是一门艺术,是语言艺术的再创作,是一种创造性的劳动。要使它达到理想的艺术境界,译者不仅要精通两种语言,谙悉两种文化,还必须以正确的翻译理论作指导。几千年来,随着翻译实践的增多,人们对翻译质量的要求也越来越高。在这个过程中,翻译理论家们采用不同的研究方法,与语言学、文艺学、符号学、文化学等多学科相结合,对翻译本质的认识逐渐深入,并不断推陈出新,形成了一个发展、开放的翻译理论体系。

一、文化翻译是翻译理论的发展趋向

从人类开始翻译实践直到十九世纪,中西方的翻译理论研究仅限于对翻译操作的经验总结,主要探讨了翻译的标准、原则、直译和意译、风格的可译性等问题。在我国,最具代表性的人物和观点是清末严复提出的翻译标准“信、达、雅”①。西方翻译学界也有相似的理论。1790年,英国的泰特勒在《论翻译的原则》一书中提出了翻译的三原则:1、译文应完全复写出原作的思想;2、译文的风格和笔调应与原文的性质相同;3、译文应与原作同样流畅。

从二十世纪开始,特别是50—70年代,西方的翻译理论研究开始突飞猛进,新的理论相继问世。

一方面,结构主义描写语言学理论已经发展成熟。该理论将语言视为可以通过成分切分从结构上加以剖析的“可认识的客体”②

(knowable object)的观点,受到翻译理论家们的广泛关注和应用。这一认识上的飞跃推动翻译理论家认识到只有脚踏实地地研究“语言”本身,才能找到翻译的规律,从而形成了以“对等”为核心的语言学派翻译理论。

另一方面,还有部分翻译理论家把翻译特别是文学翻译列入艺术范畴,用美学理论加以研究,认为翻译是一门艺术,文学翻译是“戴着镣铐跳舞”,必须进行“创造性叛逆”,从而形成了翻译的文艺学派。

语言学派始终执着于语言的形式特征和机械属性,忽视了语言的人文特征和社会属性。而文艺学派始终坚持美学观点。由于这两种理论各自大行其道,结果导致在过去的几十年里,翻译理论家们或是紧抓住词法、句法及语法,或是紧抓住文辞的“信”与“美”问题来谈翻译,对文化问题却重视不够。直至上世纪七十年代后期,西方翻译理论研究才突破了传统美学和语言学模式而趋于多元化,上升为一种对文化的反思。八十年代以来,其特点是:

1、翻译理论研究的重点是文化研究,而非语言转换;

2、翻译的性质和原理是原

作的改写和处理,是跨文化转换,而非语符转换;3、翻译理论的研究重点是译作功能,而非对原作的描述。评价译作的标准,重点是在译入文化系统中所起的作用,有别于传统的纯文学标准。

随着改革开放,国门打开,国际交流增多,翻译活动频繁,国外先进的翻译理论不断涌入我国。其中,美国著名翻译理论家尤金·奈达的“功能对等”理论于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始在我国译坛全面登陆,一度形成了“言必称奈达”的局面。我国学者经过二十余年的广泛借鉴和深入研究,目前我国翻译理论研究可谓“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从传统译论、文艺学派、语言学派到各方面都有不少研究成果问世,其中文化翻译理论方面的研究日趋增多。

人类自有文化就有文化交流。交流促进发展,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只要不是由于主观或客观的种种原因,长期处于孤立、闭塞的状态之中,或多或少都可以从交流中得到好处,可以说在现代国家中,绝对不受外来影响的固有文化是不存在的。但文化交流就必须通过翻译。没有翻译,就没有文化交流。

二、文化翻译及其任务

翻译延续了文化以来,促进了不同文化的交流。翻译对于文化的重要性,季羡林先生的一段话很有代表性,他认为“倘若拿河流来作比,中华文化这一条河流,有水满的时候,也有水少的时候,但从未枯竭。原因就是有新水注入。注入的次数大大小小是颇多的。最大的有两次,一次是从印度来的水,一次是从西方来的水。而这两次的大注入依靠的都是翻译。中华文化之所以能长葆青春,万应灵药就是翻译。翻译之为用大矣哉!”④

什么是文化?据国外有些学者估计,迄今为止世界各国学术界所下的定义不下二百个。有的定义偏重于人类的物质生产成果,有的

定义则偏重于人类创造的精神财富。文化的经典定义,是1871年由英国人类学家泰勒(edward tylor)提出的:文化是“一个复合的整体,其中包括知识、信仰、艺术、法律、道德、风俗以及人作为社会成员而获得的任何其他的能力和习惯”。

总之,文化是一定社会中人们通过长期的共同生活而形成的基本信仰、价值判断,以及由此产生的思想和行为的规范体系,同时包括由这些思想和行为而生成的结果。⑤

为便于研究,我们可以将翻译中涉及的文化分成三层:最外层是物质文化,如衣食住行;中间层是社交文化,如艺术、民俗、宗教、制度、法律等;核心层是哲学文化,包括社会和生活观念、审美观念等。语言不属于任何一层,而是文化最重要的载体,

全面承载着文化的整体信息和深刻内涵⑥。语言是翻译的操作对象,因此,文化翻译理论研究必须把语言作为研究的主体和依据。

不同的民族,由于社会进步的环境不同,历史发展的道路各异,形成了各具特色的文化。民族的每个成员都是在本民族特有的文化氛围中成长的,随时随地,举手投足都会带有该文化的某些特点。语言借助文字得以超越时空而存在,文学作品是语言的规范和精华。文学作品中含有大量的原语文化信息,是文化内涵的典型体现。通过阅读属于某一文化的文学作品,就能知道这种文化下的人们的思维方式、生活价值观念乃至世界观等。因此文化差异在文学翻译中

最常遇到。例如文化赋予了一些文字丰富的含义,在特定的语境中,很多字句、典故连带有很明显的文化含义。像以汉语为母语的人见到“青梅竹马”、“阿q精神”等短语,立即就能在脑海里产生清晰的连带含义,而不懂汉语的人则需要解释才不会误解。不同民族的成员使用语言工具进行交流时,常常会或多或少地显现出“不知所云”或“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地方,这就是文化差异所造成的。文化差异是实现翻译的障碍。如果能成功地处理文化差异,那么就能极大地促进文化的交流。因此文化翻译研究就是译者在翻译中如何对待文化问题、如何处理具体的文化形态表现、如何转换具体的文化信息的一门次学科。文化翻译的任务不是翻译文化,而是翻译原文容载或含蕴的文化信息,是解读文化差异,实现跨文化交际。⑦在翻译文学作品的过程中,译者必须通过语言符号之间的转换,解读文化差异,达成实质上的跨文化交际。

在翻译的过程中既能表现出原语文化的独特之处,又能使译文读者心领神会,这的确是译者面临的最困难的任务。译者跨文化交际的意识和能力往往决定了译文的成败。语言可以转换,甚至可以“归化”,但文化特色却不宜改变,特别不宜“归化”,一定要真实地传达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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