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入分配研究述评

2008年第1期双月刊总第166期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学报JOURNA L OF ZHONG NAN UNIVERSITY OF ECONOMICS AND LAW№.1.2008Bim onthlySerial№.166收入分配研究述评杨灿明　胡洪曙　俞　杰(中南财经政法大学财政税务学院,湖北武汉430073)摘要:收入差距拉大引发的社会两极分化问题已成为中国社会最为敏感问题之一,这一问题也影响着社会与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收入分配不公带来的社会冲突、分层加剧、资源配置失衡等危害也已引起政府的高度关注。

本文着重从行业垄断、税收调控、社会保障等方面评述影响收入分配差距拉大的因素。

为改善我国收入分配不平等状况,需要对初次分配与再分配加以规范。

因此,限制公共权力,加强对垄断的监管,规范劳动力市场是关键,与此同时,税收、转移支付与社会保障等宏观调控手段应被广泛采用。

关键词:收入分配;收入不公;社会分层;再分配中图分类号:F04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25230(2008)0120010206收入分配问题一直被列入政策层面和学术界的“攻关项目”。

中共中央政治局2006年5月26日会议专题研究改革收入分配制度和规范收入分配秩序问题,这说明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成为中国政治议题的重要选项。

收入分配制度是整个经济社会系统中一个十分重要的子系统,其状况不仅影响生产的效率、公众的切身利益,还波及社会的协调与稳定。

所以,对于这个有很高社会敏感度的问题,其改革取向必须涵盖尽可能广泛的利益诉求。

经济学界有关收入分配问题的探讨一直没有间断过,其文献评述也浩如烟海,从古典学派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再到现代经济理论,收入分配问题一直受到经济学家的关注,其研究也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一、关于收入分配不公带来的危害近年来,我国社会贫富分化日益严重,引起了各方面的不满,成为社会稳定的隐患,由垄断和腐败造成的分配不公常常使人们感到心理失衡。

由于收入差距拉大,致使我国城乡积聚了大量贫困人口,贫困群体的大量存在降低了社会的和谐程度,贫困人口的无序流动对社会稳定构成潜在威胁,十分容易激化社会矛盾并引起犯罪,危及社会安定。

在大量的文献和实证研究中,众多学者也论证了不公平的收入分配对社会、政治、经济的破坏性作用[1]。

(一)社会冲突不少有关收入分配的文献都强调了收入分配不平等所导致的社会冲突问题。

Alesina和Perotti提收稿日期:2007211220基金项目: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作者简介:杨灿明(1963—),男,湖南桃江人,中南财经政法大学财政税务学院教授,博导;胡洪曙(1973—),男,湖南桃江人,中南财经政法大学财政税务学院讲师,博士;俞　杰(1978—),男,安徽巢湖人,中南财经政法大学财政税务学院讲师,博士。

01出了收入分配影响经济增长的社会政治不稳定机制,他们认为收入分配可能引发社会冲突,导致产权保护薄弱,从而妨碍经济增长。

他们还指出不平等导致政治不稳定,并反过来导致投资难以达到最佳水平。

不平等将导致政治体系中永无休止地讨价还价,增加政治体系对外部冲击做出反应的成本,降低对外部冲击反应的有效性[2]。

此外,非规范的收入分配还因暴力而造成较高的社会成本。

一般研究表明,收入分配不平等与暴力水平显著相关,暴力程度在收入分配不公平的地区要远高于相对公平的地区。

不规范的收入分配刺激穷人参与犯罪、暴动以及其他破坏性的活动,防止这些活动需要消耗一定的资源;政治体制的稳定性受暴力的威胁,以致法律法规和制度均没有较长的寿命,并产生更大的不确定性,间接增加了社会成本。

(二)社会分层加剧不公平的收入分配往往会带来分配领域的恶性循环。

对处于社会上层的私营企业主、经理、行业垄断部门人士和以知识为背景的社会精英来说,越来越多的社会经济资本的占有将会带来两个结果:一是资本积累和再投资成为他们主要的活动方式,“滚雪球”和代际财富生息效应开始显现;二是在获取了大量经济利益的同时,这一阶层的精英们已不仅仅满足在经济领域中的地位,事实上为了追求和经济优势相应的社会地位,他们会积极参与政治,获得政策上的支持[3]。

在我国劳动力供大于求的情况下,低技术含量的就业者在激烈的竞争中,拉大与高收入阶层之间的收入差距。

由于这部分人的受教育水平和收入水平较低,在以知识和技术为前提的社会发展中,他们会处于更加不利的地位,使得他们没有能力提高自身素质,甚至没有能力参与竞争,其中一部分人还可能进入社会最低层。

(三)资源配置失衡收入分配不公导致了富人越富,穷人越穷,从而使得社会资源配置不能达到帕累托最优的状态。

简而言之,个人的发展机会随着财富分配的不同而不同,穷人在其生命周期中难以得到与富人相同的机会,例如他们可能无法得到像富人一样好的教育,或者无法像富人一样能够提供足够的资金以进行高风险、高回报的风险投资,因而往往难以完全实现其潜力。

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这种观点已经被G alor和Z eira等经济学家模型化[4]。

由于信贷受限,个人能否充分实现投资机会取决于其财产或其收入的潜力。

而且,穷人的家庭可能倾向于放弃相对较高收益的人力资本投资。

此外,在发生外部冲击的情况下,穷人将很难有手段(如借款等办法)平衡自己的支出。

因此,收入分配不平等将意味着更多的人在平衡自身支出方面缺乏手段。

信贷受限的人在受到外部冲击时,支出水平不得不被动适应,穷人占比越大的经济,其平衡支出的能力越差,外部冲击造成的经济波动将更大[5]。

众多学者证明了在信贷市场不完全的情况下,对投资机会获得的不平等可能对社会资源的配置产生内生的、持久的波动。

二、关于收入分配不公的成因分析陈宗胜在1991年对“公有制经济收入差异倒U曲线”假说进行了验证,从而开始了国内关于收入不平等问题的广泛研究。

早期的研究侧重于对国外理论的引入,主要结合体制改革,宏观方面的分析较多,但对居民收入差距的原因未能深入分析。

现在的研究一般认为,影响居民收入分配不公的因素主要有行业垄断以及政府变量(公共品提供和税收政策)等。

(一)行业垄断、政治特权垄断行业借助于政府赋予的垄断权力,长期获取较其他行业更高的收入和利润,导致了垄断与非垄断行业间收入分配差距的不断扩大及居民收入不平等程度的不断加剧。

中国当前转型时期平均主义与收入差距过大两个矛盾并存于垄断行业收入分配之中。

垄断行业工资管理制度与工资增长机制的不健全、权力市场化、企业领导以权谋私、企业自我约束与外部约束不力以及企业工资外收入管理失控等,是导致垄断行业内部收入分配两重性的根源,也是垄断与非垄断行业收入差距过大的重要原因之一。

导致中国收入分配差距持续扩大的原因有许多,但由权力垄断、权力腐败与权力资本化所导致的收入分配差距最为严重。

政府权力过大并且不受制约,市场化不足而不是市场化过度是当前收11入差距过大的根源。

(二)税收调控乏力税收调控也是政府规范收入分配秩序的重要手段之一。

在初次分配中,间接税直接参与对原始收入的分配,并成为政府收入的主体,具有为政府组织收入的特征;在再次分配中,直接税参与企业和家庭初次收入分配后的分配,并构成政府转移支付的一部分,具有调节收入的功能。

但从总体上看,我国初次分配格局与再次分配格局的背离程度不大,这反映出在国民收入再分配中,我国政府部门运用直接税对收入进行再分配的调节力度尚不够强。

通过对城市住户资料的分析可以看出,我国当前以增值税、消费税、营业税等间接税为主体的税收体系,在一定程度上恶化了收入分配状况[6]。

如果把流转税类视为支出上的比例税,那么只要收入水平存在差距,并且收入的边际消费倾向递减,流转税类就会自然表现出收入分配上的累退性。

(三)社会保障缺失市场经济天然地追求效率,而社会保障制度天然追求社会公平[7]。

虽然我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了30年,但绝大多数城乡居民依然缺乏相应的社会保障,现阶段社会保障的供给与城乡居民的需求严重不相适应,与国家财力的持续高速增长也明显地不相适应。

一是社会保障责任划分不清,责任分担机制并不明晰,这构成了社会保障制度健康发展无法逾越的障碍。

一种制度的合理设计一定是责任清晰的。

但社会保障主体各方的责任边界却并不清楚。

历史责任、现实责任、政府责任如何划分?民间、社会和市场的责任是什么?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责任如何划分?责任划分不清,既影响了新型社会保障制度的建设与发展,也影响了政府及其他各方承担责任,更影响了各级政府在社会保障方面责任的合理分担。

社会保障制度本身就是为了化解不安,提升生活稳定感和安全感的,但现行制度的有效性不高,有的还存在重大的缺陷。

例如,失业保险促进就业的功能得不到有效发挥,最低生活保障制度让人很容易陷入贫困陷阱,医疗保险制度令人不满意,甚至正在加速推进的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同样存在着农民受惠少的问题。

社会保障的作用之一就是通过再分配的方式将高收入者的一部分收入转移给低收入者,保护社会弱势群体的权益。

但是,当前我国的社会保障与转移支付常常具有逆向调节的作用,其结果是扩大了收入的差距。

目前,我国的社会保障实行“社会统筹与个人账户相结合”的筹资模式。

社会统筹是由政府出面,按照社会统一的标准和原则,依法将分散在各部门、各企业的资金,通过统一的方式和途径集中起来,统一调度,统一分配使用,其基本功能是收入再分配。

个人账户是权益明确划归个人的基金制账户,它发挥强制性储蓄和保险功能。

个人账户缴费率越高,收入之间的分配差距就越大。

三、规范我国收入分配秩序的路径选择就规范收入分配而言,仅依靠初次分配或再分配都难以达到预期的目标,所以很多的文献在强调初次分配的基础性作用的同时,也都注重要完善再分配体制来弥补初次分配的不足。

初次分配作为市场分配,其着重点是效率,在分配的公平性上难免有缺陷。

再分配作为政府分配,其着重点是公平。

从而理想的收入分配框架应该是一个立体性的构架,运用市场这只无形的手和政府这只有形的手来达到公平和效率的统一。

(一)对初次分配的规范1.限制公共权力并规范公务员的薪酬体系。

在初次分配领域,政府要维护市场公平竞争和效率,同时要防止权力“寻租”性腐败,实现社会公平和正义。

牛月翰认为,要防止公共权力市场化,政府应向服务型政府的方向发展,把政府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作为重点,强化政府公共服务职能,增强公务人员办事过程的公开性、透明性和程序性,完善权力的制约机制,减少政府官员寻租的机会;逐步取消各种行政审批权,减少审批项目,减少因“寻租”和“共谋”等滥用权力的行为而引发贫富差距的情况[8]。

贾康也指出,要制止权力腐败,需从法律、制度、管理等方面加强防范,更多地依靠制度建设从源头上21抑制非正常收入的暗流,要反腐反贪,加强司法公正性,减少公权扭曲和公权机关不作为[9]。

另外,许多学者也指出,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我国现行公务员工资制度和工资管理体制已经不能完全适应新形势的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