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评丹尼尔·吉尔的精力分配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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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评丹尼尔·吉尔的精力分配模式
作者:汤茜
来源:《校园英语·月末》2019年第09期
【摘要】丹尼尔·吉尔的精力分配模式作为最具代表性的口译研究成果之一广泛应用于口译教学和实践中。
该模式既有扎实的跨学科基础、实用的口译指导意义等优点,又存在欠缺的实证、认知理论研究、语境因素考量等缺陷。
值得口译学者们不断的探索和研究。
【关键词】精力分配模式;优点;缺陷;丹尼尔·吉尔
【Abstract】 As one of the most representative research achievements in interpreting, the Effort Models proposed by Daniel Gile has been widely applied in the interpreting teaching and practice. This model has the strengths of solid interdisciplinary basis and practical guiding roles in interpreting; undeniably, it also has the weaknesses of relative insufficient empirical research and cognitive studies, and lack of consideration of contextual element, which deserves continuous reflection, exploration and research by interpreting scholars in the future.
【Key words】Effort Models; Strengths; Weaknesses; Daniel Gile
【作者简介】汤茜(1990-),女,湖北武汉人,中南民族大学外语学院,助教,硕士,研究方向:口译教学与实践。
丹尼尔·吉尔的精力分配模式是指导口译教学、实践和研究的经典研究成果。
于1985年(1985:44-48),由法國口译研究学者丹尼尔·吉尔首次提出。
此后,该模式在精力解析和公式等方面进行了不断地完善(1990,1995,1997/2002,2009)。
不可否认,该模式对于阐释口译过程、定位口译问题、指导相应口译策略的制定等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但是该模式也不乏有其局限性。
本文试图从两面性上简述其模式。
一、精力分配模式简述
20世纪80年代,吉尔发现同声传译过程中,错译和漏译问题不仅出现在信息密集或技术难度高的文章中,在较为流畅、浅显的文章中也会出现。
以此,吉尔以同声传译为例,提出口译过程需要四种精力,即“听力和分析”(L),“产出”(P),“记忆”(M)和“协调”(C),SI (Simultaneous Interpreting)=L+P+M+C。
而成功地完成口译任务要求四种精力之和
L+P+M+C不超过能够提供的总认知负荷;同时,每个精力所需要的认知负荷也不超过大脑能够提供的认知负荷,例如LR(所需要的听力负荷)≤ LA (能提供的听力负荷)(Gile 2009:170)。
此后,吉尔进一步将精力分配模式推广到交替传译中,提出了:
阶段一: CI(Consecutive Interpreting)=L+N(Note-taking)+M(Memory)+C.
阶段二: CI=Rem(Remembering)+R (Note-reading)+P.
然而,认知负荷是有限的,一旦达到饱和,口译表现就会大打折扣,即“走钢丝假说”;认知负荷也是非自动化的,所以需要对精力有意识地进行合理分配;L、P、M三种负荷之间存在某些竞争关系,而对认知容量的分配一般来说会导致“认知容量要求”的升高。
二、精力分配模式的优点
1.扎实的跨学科基础。
精力分配模式的优势在于其“乐于参考查阅其他学科,并且在当下认知科学模式的范畴内描述同声传译过程”(Setton 1999:38)。
该模式从口译表现中出现的问题入手,比如错误、省略、语言和产出薄弱等,以此假设口译存在内在的困难,而该困难是和认知能力息息相关的(Gile 2002:163-164)。
吉尔进而进一步探索在口译过程中大脑内到底发生了什么。
他发现口译需要一种“脑力能量”(认知负荷)。
因此,吉尔参考认知心理学注意力、“自动化”和“非自动化”加工的概念来定义和解释口译过程中的认知负荷。
通过参考诸多认知学家的研究成果(Broadben 1958; Kahneman 1973),他指出“自动化”加工是本能反应,但是“非自动化”加工需要注意力(认知负荷)。
因此,吉尔详细的阐述L、P、M和C为何是非自动化的,例如,口译时L是非自动化的一部分原因为“人耳听到的声音和讲者发出的任何音素、单词或者短语不存在一一对应的关系”(Gile 2009:160)。
以此,他构建了精力分配模式的基础,即每种认知部分都需要“精力”(认知负荷)。
此外,精力分配模式和认知心理学也有极大的兼容性,其“各精力的竞争”原则就是一个例子。
根据认知学家Kahneman的注意负荷理论(1973),人在进行认知活动时需要一定的认知负荷,而该负荷仅有一个中央池。
Cowan根据实证研究(2000/2001)也提出,在完成多任务时,人的注意需要在不同任务之间来回切换,不能同时用在不同任务中。
这些认知学研究都支持精力分配模式中的一个理论基础,即“各精力的竞争”原则。
根据该原则,口译专业水平的提高不会使译员的负荷(中央池)更大,而是使译员更有效的管理协调每种精力(Liu 2009:173)。
2.积极的教学、实践、研究指导意义。
精力分配模式里程碑的意义是毋庸置疑的。
教学和实践方面,该模式对于口译实践中某些口译现象的解释、口译困难的探索和制定口译策略的指导等方面都有积极的意义。
例如,根据精力分配模式对于口译环节的剥离,可以帮助可以学者定位出现的口译问题并制定相应策略。
假设在口译过程中出现视译或笔译某个文章没有词汇和理解障碍,单独听该文章也十分流畅,参照文本做笔记也能较完整准确的记录,但是口译时同时完成多任务却出现漏听、漏记和错误理解等问题,那么根据该模式,就可以发现是口译过程中C(协调)出现了问题,因此,需要加强多任务训练。
虽然不可否认,精力分配模式在实践应用中也受到诸多因素的限制,例如译者本身口译素质、文化素养(唐媛,2016)等,需要综合其他口译策略完成口译任务。
在研究方面,基于精力分配模式,從研究笔记、口音、数字口译、怯场、预测等视角下学者们进行了多维度的探索,知网检索“精力分配模式”105条,其中不乏优秀的硕博论文和刊物,产出丰富。
三、精力分配模式的缺陷
1.实证性理论研究不足。
; 精力分配模式理论基础较为薄弱,因为其缺乏实证研究和更深次的认知学探索。
目前已知的论证精力分配模式的实验研究仅有一项(Gile 1999)。
首先,吉尔本人也承认(Gile 2009:188),精力分配模式本身是阐述性质的概念框架,而非理论。
但是,吉尔也解释道口译过程中的各个环节可能有高度的交叉性,很难对每个环节进行分离,所以难以应用心理学的量化指标进行评估。
同时,口译过程存在反应延迟,观察起来十分复杂。
而其老旧的数据收集方式,比如有声思维方式、观察、内省等和利用如Translog、 Proxy和Camtasia以及相关软件进行眼球追踪的现代认知学实证研究方式相比,缺乏坚实的科学基础。
其次,和大多数口译模式一样,精力分配模式“是口译领域专家而非认知学专家主导研究的,因此其特指性处于中间水平,即介于基本的翻译过程模型和详尽的心理语言学操作模式之间” (Pöchhacker 2004:100)。
该模式的主要关注点是分离和详细定义每个精力,却未能解决一些基本的认知问题,例如大脑中是否存在每个精力和其认知过程。
虽然近年来已经有认知学者对精力分配模式进行了探索,例如Roman Loshikin等利用事件相关电位(ERP)的手段,对精力分配模式在同声传译过程中的存在提供了首个电生理学的论证(Koshkin, Shtyrov,Myachykov, Ossadtchi, 2018),以及口译学者的诸多实验论证,例如通过对笔记脑记-笔记-脑记模式探究来论证精力分配模式(孙海燕,2012)等。
但是,该模式全面的实证认知研究以及语言学家和认知心理学家的充分合作仍然相当欠缺。
2.语境因素考量不足。
精力分配模式的一个主要缺陷是未能考量口译内在认知活动外的语境因素。
“吉尔的精力分配模式将口译作为本身独立的一个语言活动,有其自身的原则和限制因素” (Pym 2009:83)。
但是,口译不仅是一个内在的认知过程,也是一个在社会语境下的活动,因此,口译员需要考虑言语行为外和意动的因素。
诸多著名学者都对语境因素进行了探索,例如Diriker ( 2004:58)发现译员会选择对一些言语行为采取保持距离、去人性化和缓和等策略来确保其职业评价不受到影响。
他们都认可口译中的社会语境因素十分重要。
因此,口译不仅是一个局限于认知范畴的活动,包括语境在内的社会文化因素也是重要的组成部分。
诸多学者对精力分配模式在语境中的应用进行了探索。
国内有学者提出吉尔的精力分配模式在不同语境下应用的局限性,例如在访谈类同声传译中,研究学者认为精力分配模式需要采取精力和角色分配的综合策略(唐媛,2016),即不仅考虑内在各精力的科学分配,同时也要考量讲者、译者和听众的角色性。
国外也有学者研究精力分配模式视角下的语境因素。
比如,Pym (2009)曾经做了一个和吉尔在研究精力分配模式时类似的实验,即要求实验译员对同一篇文章进行两次同声传译。
以此,Pym试图分析译员第一次和第二次口译版本中“高风险”和“低风险”的省略现象。
研究发现,译员在第一次翻译时的省略几乎都是“低风险”的,但是在
第二次翻译时补充之前的省略却多数是相对“高风险”的,而第二次翻译时出现的新的省略又是“低风险”的。
由此表明,虽然在认知过程中,零省略是最理想的情形,但是“基于语境而进行的风险分析也是口译中决策时的一个考量因素。
”(Pym 2009:94)
总之,吉尔的精力分配模式成功地进行了跨学科的研究,将口译和认知学研究结合起来,并对指导口译教学、实践和研究中定位口译环节中的问题、把控口译质量、制定应对策略等仍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然而其基于实证的认知研究理论基础较浮于表面,缺乏有力更深层次的探索;同时,吉尔过于强调口译中的认知过程,而欠缺对语境方面的考量。
未来,值得口译研究者们继续反思、探索和应用该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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