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思想发展

魏晋时期

魏晋是封建门阀制度高度发展时期，土族地主把持朝政大权，为维持其政权，在地主阶级内部“严士庶之别”，选士制度保证士族优先做官的权利。魏文帝曹丕采纳史部尚书陈群的建议，实行“九品正中制”。魏晋时期的儒学日渐衰落，佛教、玄学以及史学、文学等进入了大发展时期。曹魏统治者重视儒术，使其为统治者服务，相继采取了一系列崇儒措施：修葺孔庙，加封孔丘后裔，兴修太学。魏文帝下令“扫除太学之灰炭，补救石碑之缺坏”。文帝之后的明帝、齐王芳等仍然奉行崇儒的政策，明帝发布诏书宣称“尊儒贵学，王教之本也”。要求太学选博士要坚持高标准，地方贡士能通经学的优先。他们有临幸太学、祭祀孔丘等活动。太学的教学内容以儒家经典为主。

魏晋之际，道法的结合逐渐趋于破裂，以道家思想为骨架的玄学思潮开始扬弃魏晋早期的名法思想，转而批评儒法之士。这样，魏初在道法结合的基础上形成和发展起来的玄学进一步得到强化。西晋后期，玄学思潮同极端发展，至此，玄学所主张的放达，无论从理论上，还是从行为上，都对封建政权构成破坏瓦解的作用，故引起玄学内部及儒家学者的不满，从而掀起对道家和玄学的批判思潮。

两晋时期，官学的教学内容以儒家经学占据主导地位。东晋时期，北方的十六国虽处于兵戎交接之时，但仍从各自目的出发重视崇儒兴学。

东晋时期，佛教的流行，特别是般若学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是借助于道家、玄学的思想、语言及方法，故出现玄佛合流的趋向。因此，这一时期的儒家学者，除继续批判道家、玄学外，又以儒家的入世主义和人文传统批评佛教。他们站在维护儒家名教的立场上，分别从经济、政治、思想、文化、伦理等方面清算佛教的影响，力图恢复儒学的正统地位，但都缺乏足够的理论系统和创造性。

南北朝时期思想

南北朝时期

南北朝时期，在思想文化领域出现了不同于两晋时期的新形势，玄学思潮归于沉寂，佛道二教继续发展。佛教大量译经，广泛流行，渗透到政治、经济、社会、民俗及文化的各个层面。儒学面临严峻挑战。由于佛教的急剧膨胀，使原来儒、玄、佛、道的相互关系及其历史格局发生新的变化。儒家学者在思想、文化上的批评焦点，由老庄玄学转向佛教，出现了大批反佛思想家。

南朝

南齐的兴学也与统治者的思想倾向，政治、经济情况直接相关。齐太祖萧道成代宋而建南齐政权后，颇重儒学。齐武帝继位后，永明三年诏令复兴国学，王俭为国子监祭酒后，对国子学的教学较为重视，十日一还学，监视诸生，并一改刘宋以来尚文采、轻轻业的学风，对于当时的国子学的发展和恢复起了很大的作用。永明也成为南齐儒教与国学最为兴盛的时期。明帝即位后，由于不重视儒学，世人亦以文章、谈义相尚。数年之后南齐被灭。

北朝

自十六国政权以后，北魏、北齐、北周王朝，虽都是少数民族统治的政权‘但都尊崇孔丘，注重儒学教育。

主要人物：

傅玄尊儒重教，以儒道为治国之本。他提倡礼义教育为核心，反对清谈玄学。但他的经学教育与传统经学教育也有差别，这就是求实，求效，求人才，而不是死读经书，空守章句。他的人才思想具有强烈的反九品中正制倾向。他的主要著作是《傅子》。

颜之推主张儒佛调和佛学为主体，儒学为附庸。他认为传统的儒学教育必须改革，培养的既不是难以应世经务的清谈家，也不是空疏无用的章句博士，而是于国家有实际效用的各方面的统治人才，它包括：朝廷之臣、文史之臣、军旅之臣、蓠屏之臣、使命之臣、兴造之臣。从政治家到各种专门人才，都应培养。这些人才应专精一职，具有“应世任务”的能力，是国家实际有用的人才。颜之推的这种观点，冲破了传统儒家的培养比较抽象的君子、圣人的教育目标，而以各种实用人才的培养作为教育的重要目标。他的主要著作是《颜氏家训》。

魏晋南北朝时期总结

魏晋南北朝时期，汉代儒学一统天下，处于独尊地位的局面被打破，随着道教的兴起，佛教的传入并且盛行，儒学的发展受到了严峻的挑战。

魏晋南北朝的儒家理论，却比较滞后。在魏晋南北朝三百多年的时间里，没有出现一位儒学大家。除了在无神论方面有所发展外，在哲学本体论上，却无多大进展。范缜虽提出“形者神之质,神者形之用”的质用观，具有体用论的意义，但没有展开充分的论述。比之先秦两汉的哲学，并没有前进多少。比之佛道的本体论，落后了一大截。

儒学在魏晋南北朝时期虽然被打破独尊地位，处于衰落之中，但是儒学的传统并没有中断。正因为这样，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儒学以及之后的隋唐儒学经过曲折的发展过程，成为上承两汉经学,下启宋明理学的重要发展阶段。

隋朝时期：

文，炀二帝都崇尚儒学，视儒学为治国法宝。他们大力扶植儒学，提倡儒学，习儒典，尊儒士，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儒学的发展，形成了一股研究儒学的风气。

隋文帝为了稳固中央集权的统治需要，选择儒学作为政治指导思想，制定德治路线，开皇三年在诏书中宣布：“朕

君临区宇，深思治术，欲使生人从化，以德代行。”而德治路线的贯彻，就要推行儒学主张的礼教。在同年的《劝学行礼诏》强调：“建国重道，莫先于学，尊主庇民，莫先于礼......始自京师，爱及州郡，宜祗朕意，劝学行礼。”

隋炀帝从治术出发，崇尚儒学和兴办学校。他认为儒学在思想教化和人才培养方面有重要作用：“儒学之道，训教生人，识父子君臣之义，知尊卑长幼之序，生之于朝，任之以职，故能赞理事务，弘益风范。”

唐朝时期：

唐朝建立以后，在政治上还是选择儒学为指导思想，把尊儒的旗帜举得更高，确定冲入型血的文教政策。唐太宗当政的贞观年代，重新明确和平时期实施的文治路线，贯彻崇儒兴学的政策。

武则天当政时，尊佛抑儒，使贞观以来发展的官学处于荒废状态。

到唐玄宗的开元年代，又恢复崇兴儒学的政策。以后的当政者都表示追随贞观开元崇兴儒学的政策。

代表人物：韩愈

韩愈所提倡的复兴儒学，并不是单纯地恢复古礼，钻研儒家古代典籍，而是在吸收儒家经典的基础上，提出了儒家的新思想新理论，这就是道统论。

主张：道统论

韩愈的道统论主要包括了三个方面的内容：以治国平天下为目的的心性哲学，以维护大一统为目的的政治哲学，以弘扬自我、张扬个性、追求自由与独创为特征的艺术主张。学统、政统、文统，三统合一，一以贯之。这个“一”，就是仁义之道。

首先，是学统。韩愈从浩如烟海的原始儒家典籍中，以《大学》《中庸》《论语》《孟子》为基础，重建了儒家的心性哲学。从而使儒家的心性哲学能与佛学相匹敌。以上的四部著作也被宋人集结为《四书》，成为此后历代王朝的正统经典。中国的学术文化体系，此后由十三经系统移到四书系统。

其次，是政统。所谓政统，既是强化中央集权，维护中央政府统一政令的主张。这与韩愈当时的社会背景是分不开的。政治上说，是由于李唐王室自安史之乱后日趋衰微，藩镇割据，政令不通，战乱不息。大唐帝国面临着亡国的危机。从经济上说，则是由于商品经济日益活跃，需要有一个同意的法制与市场。不过，韩愈主张的“大一统”并不是毫无原则的。他所主张的，是以仁义之道为纲的大一统，而不是以暴力统一天下的“大一统”。因此，他宁愿肯定“诸侯作而战伐日行”但“纲纪存焉”的“夏、殷、周”的末世，也要坚决否定以武力统一天下而“纲纪亡焉”的暴秦。这种思想是非常可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