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宪法报告

制定背景：

新中国成立时没有立即制定宪法，而是以《共同纲领》做临时宪法。直到1954年才制定出第一部宪法，即通称的“五四宪法”。

依常理而言，新政权应该尽快制宪，这关系到赋予新政权合法性，以及确定各级政权组织机构的设置。这也是为什么建国伊始即着手制定《共同纲领》的用意之所在。

为什么建国伊始只制定一部“临时宪法”性质的《共同纲领》，而不是一部完整意义上的宪法？为什么一直要到建国六年之后，才开始着手制定“五四宪法”？

而且在这六年间，斯大林曾三次建议制宪，其如此热衷，是出于什么目的？斯大林头两次建议均并未被中方采纳，又是何缘由？第三次中方终于采纳斯大林的建议，终于启动制宪，背后的推动力又何在？

为什么新中国在过渡时期不急于制宪？

据历史学者张鸣《制宪仪式背后的曲衷——从“共同纲领”到1954年宪法》一文分析：“新中国作为成熟的国家形态应该是社会主义国家，而社会主义国家，按苏联的模式，是不应该存在“资产阶级”的，而将中国既存的承认资本家、富农的存在与保护私有财产的现实，以宪法的形式确定下来（在过渡时期也只能如此），似乎对于中国向社会主义前进的过程，会有某些法理上的麻烦。刘少奇在另一封给毛泽东的信中，比较明确地说出了这个意思，“如果我们在今后两三年内制订宪法，势必重复共同纲领，承认资本家的财产及剥削雇佣劳动为合法。

1952年，刘少奇率中共代表团抵莫斯科，参加苏共第19次代表大会。刘受毛泽东之托，写信给斯大林，说明新中国为何不急于制定宪法。信中说：“因为中国目前已有一个共同纲领，而且在群众和阶层中有很好的威信，在目前过渡时期以共同纲领为国家的根本大法，是可以过得去的。如果在目前要制定宪法，其绝大部分特别是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关系，也还是要重复共同纲领。在基本上不会有什么变化，不过是把条文的形式及共同纲领的名称改变而已。因此，我们考虑在目前过渡时期是否可以暂时不制定宪法，而以共同纲领代替宪法。”中共中央认为政协全体会议或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加以修改补充，待中国基本进入社会主义后再制定一个正式的社会主义宪法。

斯大林1952年建议新中国制宪，以完成向“一党政府”的转变

斯大林对中共的制宪思路有所异议。1952年，斯大林提出三条理由劝说新中国尽快制定宪法，一是中共通过选举和制宪解决自身合法性问题；二是所谓泄密问题，他认为中国现在是各党派的联合政府，而“其他党派的人很多是和英美有

关系的”，所以“我感到你们有些重要机密情况外国人都知道”；三是通过选举实现向一党政府转换。

1952年新中国为何积极采纳了斯大林的“尽快制宪”建议

这已是斯大林第三次敦促新中国制宪——第一次是1949年刘少奇秘密访苏联之时，第二次是在1950年初毛泽东首次访苏之时。前两次建议均未引起中共的共鸣，何以1952年却获得了新中国的积极响应？

张鸣《制宪仪式背后的曲衷——从“共同纲领”到1954年宪法》一文如此解释：“真正打动了毛泽东，让中共痛快地改弦更张的，还是斯大林所谈的最后一点，这的确是最具诱惑力的一个建议。这个建议妙就妙在通过看似最合理合法的选举，可以将还稍微有点“民主协商”味道的联合政府，改换成为一党政府，而变成一党政府之后，再在组织政府的时候“给其他党派以恩惠。”由此，民主人士被从权力结构中排除，变成了完全意义上的点缀，却又必须对共产党感恩戴德。”

1953年1月13日，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宪法起草委员会，正式进行宪法草案的起草工作。

斯大林三次敦促新中国制宪，其实是害怕中国走上“南斯拉夫道路”

斯大林如此热衷于敦促新中国尽快制定宪法，究竟是出于何种考虑？站在斯大林的角度，其目的何在？

据张鸣《制宪仪式背后的曲衷——从“共同纲领”到1954年宪法》一文分析：“在斯大林眼里，中国充斥了民主人士的“联合政府”，作为某种一时的权宜安排当然并无不可，但长期存在下去（至少按中共的时间表已经太长了），不能说不是一种有可能导致中国向民族主义方向发展的隐患。最大可能地消除各种隐患，彻底断掉中国走南斯拉夫道路的可能性，才是斯大林在中共明显表示不情愿的情况下，坚持要中国制宪的背后原因。”

●制宪具体情形：起草小组由毛泽东及其三位秘书组成，均非法学科班出身

毛泽东亲自挂帅，宪法起草小组核心由毛泽东及其三位秘书组成

1953年1月13日，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了宪法起草委员会。宪法起草委员会由32人组成，包括毛泽东、朱德、陈伯达、胡乔木、宋庆龄、马叙伦、马寅初、李济深、李维汉、田家英等等。委员会主席由毛泽东担任，李维汉任秘书长，毛泽东秘书田家英协助。委员名单由毛泽东提出，构成比例为：民主党派如民革、民盟、民建各2位，其余民主党派及人民团体各1位。

制宪大讨论参与人数众多，但知识分子与党外人士在讨论时已有所忌

惮

“五四宪法”从1954年3月23日提出初稿到1954年9月20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表决通过，经历三次讨论。董成美教授回忆道：“第一次大讨论是由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在北京组织了17个讨论单位，朝鲜的中国人民志愿军、中国人民解放军共成立了18个讨论单位，共8000多人讨论了两个多月，提出了很多意见。……第二次讨论是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公布宪法草案后，交付全民讨论。全民讨论进行了近三个月，参加讨论的人有一亿五千多万人，提出的意见有一百多万条。……第三次大讨论是根据全民讨论的意见，宪法起草委员会对原来的草案作了修改后，提交给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举行的两次临时会议讨论通过。”

虽然宪法讨论符合程序，但效果如何，则需要结合当时的具体环境来考量。据郭绍敏《历史的五四宪法：文本和现实之间》一文分析：

，知识分子和党外人士虽然广泛参与制宪过程，但政治压力已使他们多少有所忌惮，他们的政治态度不可能不受影响，他们在讨论时是否充分表明了内心想法应予质疑。。在面对新政权之时，自由知识分子、党外人士，尤其是前国民党官员不可能没有顾忌和政治敏感性。如果讨论问题时不能允分展示内心想法，则其效果难免要打折扣。

立宪目的之一：确认与实现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

立宪目的之二：确立人民民主制度

立宪目的之三：确立“议行合一”的威权政府

内容：

五四宪法分为五大部分：序言、第一章总纲、第二章国家机构、第三章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第四章国旗、国徽、首都。这一体例在1972、1978、198 2三次制订宪法的过程中都被完全继承，甚至其中的大部分词句，如“以工农联盟为基础”和“人民行使权力的机关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等都从未发生过改动。很多宪法学者将后三次宪法视作对五四宪法的修订，而非全新的宪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