韦努蒂“异化”翻译思想解读与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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韦努蒂“异化”翻译思想解读与反思
摘要:韦努蒂的异化翻译思想被译介到国内后,一直备受国内译界的关注,掀起了对其讨论的热潮。
许多专家学者对它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但在这一过程中也出现了一些偏差与误读。
为澄清此类问题,试图对韦努蒂异化翻译思想追本溯源,并结合相应批评对其进行讨论。
关键词:归化;异化;抵抗;文化差异
劳伦斯·韦努蒂(Lawrence Venuti)1995年出版的名著《译者的隐形——翻译史论》(The Translator’s Invisibi-
lity ——A History of Translation)提出“异化翻译”(foreignizing translation)的概念。
我国郭建中教授在2000年发表的“韦努蒂及其解构主义的翻译策略”一文中较系统地介绍了韦努蒂的异化翻译理论。
他认为,韦努蒂异化翻译理论是典型的解构主义翻译理论,这一见解得到国内不少学者的赞同与支持,如任淑坤(2004)等。
至此,我国翻译界掀起了对异化翻译讨论的热潮。
根据蒋骁华教授(2007)的调查研究,在多达300余篇关于异化的学术论文中,这些论文概括起来可归纳为两种立场:异化翻译基本上相当于直译;异化翻译是直译的延伸,其内涵比后者丰富。
蒋骁华教授指出,虽然其“异化翻译理论与解构主义翻译理论有一些类似或相通之处”,但却存在着“本质区别”。
一、“异化”的提出与发展
德国思想家施莱尔马赫(Schleier-
macher)认为,翻译“只有两种翻译方法:要么译者尽可能让作者安居不动,让读者去接近作者,要么译者尽可能让读者安居不动,让作者去接近读者”。
蒋骁华认为,韦努蒂批判地继承了施莱尔马赫的思想。
韦努蒂认为:异化翻译是一种另类文化实践,它发展在本土处于边缘地位的语言和文学价值观,包括因抵抗本土价值观而被排斥的异域文化。
一方面,异化翻译对原文进行以我族为中心的挪用,将翻译作为再现另类文化的场点,从而把翻译提上了本土的文化政治议程;另一方面,正是这种另类的文化姿态使异化翻译能够彰显原文的语言和文化差异,发挥文化重构的作用,并使那些偏离我族中心主义的译文得到认可,并有可能修正本土的文学经典。
他进一步指出:抵抗式翻译策略有助于保留原文的语言和文化差异,生成陌生的和陌生化的译本,从而标示出目标语文化主流价值观,并阻止其对文化他者进行帝国主义的归化。
韦努蒂提倡异化,反对归化。
韦努蒂在后来的《译者的隐身》(The Translator’s Invisibility)(1995)和《翻译的丑闻》(The Scandals of Translati-
on)(1998)深化和扩展了异化翻译思想,而“异化”的概念也被明确地提出来。
在其代表作《译者的隐身:一部翻译的历史》中,韦努蒂正式提出了抵抗式翻译策略,即翻译文学文本时应保留文化差异的策略。
韦努蒂使用“抵抗”一词,意为抵抗目标语言文化中的民族中心主义,以在文学翻译中保留一定量他者文化差异性。
在讨论异化翻译的特征时,韦努蒂提出“古语化翻译策略”(archaizing transla-
tion strategy),即古语的使用。
他甚至将其等同于异化翻译策略,然最具决定意义的还是引进区别于本土语言的变体,而其是通过本土语言得以体现,而非所取代的原文本身。
好的翻译是少数族化的:催生出一种异质话语,释放了剩余话语,使标准方言和文学经典得以接触文化他者,将其引向文学亚标准和边缘。
韦努蒂的异化翻译思想首先是对原文的选择;其次是对语言形式的选择。
其中任一方面是异化的,就算得是“异化实践”了。
译者不但可以选择目标语中属于边缘化的外语文本,并用规范话语翻译(如透明性话语)。
或者,译者可以选择目标语文化中属于规范化的外语文本,并用边缘话语翻译(如古语)。
二、韦努蒂的异化思想解读
韦努蒂批判地继承了施莱尔马赫的思想,韦努蒂认为,“译者可以选择归化或异化的译法,前者以民族主义为中心,通过归化外国的价值观于译语文化中,将原作请到国内来;后者则离经叛道,通过表现出外国文本中的语言和文化差异,将读者送到国外去。
”让读者感受文化他者的“异国情调”。
韦努蒂的“异化”思想比传统意义上的直译要复杂,内涵也要丰富。
对于以通顺为特征的归化翻译,韦努蒂给予了严厉的批判。
其实韦努蒂所阐释的“异化”翻译思想已不同于传统意义上所讨论的“异化”。
韦努蒂在讨论翻译界对他所提出的“异化翻译”思想的争论时指出,在翻译中存在着许多不同的话语翻译策略,而这些策略都可以产生异化的效果。
对于“归化”与“异化”,人们一般把他们仅仅看作是话语策略或
词语选择的策略问题。
韦努蒂否定了这种观点,认为“归化和异化是道德态度问题”,并指出,“词语的选择和话语的策略可以产生道德的影响,但还有一个外语文本选择的问题。
”进而认为,“归化的翻译不是异化,但异化的翻译只能用归化的语言。
”在讨论我国清代最重要的翻译家严复时,韦努蒂不赞同郭建中教授的论述,韦努蒂认为,郭建中的论述,实际上又是将异化和归化看作仅仅是话语策略或词语选择的策略问题。
韦努蒂接着指出了关于严复翻译讨论中存在的三个问题,即“一是翻译方法,一是外语文本的选择,还有一个接受的问题。
”因为,“翻译常常是一个非常本土化的活动。
翻译取决于特定历史时期的文化背景。
”不同历史时期会呈现出不同的历史文化背景,必然会导致不同的翻译实践。
而鲁迅用外文词语和表达方式来改造汉语,“这当然取决于历史时期。
”在讨论异化翻译的实现手段时,韦努蒂推崇古语的使用。
在语言上,“采用边缘话语(marginal discourse)/剩余话语(remainder)”。
综上所述,韦努蒂的“异化”之“异”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异化”是在译文中表达的对外语文本和外国文化的一种道德态度,具有政治意识与精英主义意识;“异化”表现在外语文本选择与话语策略的选择上;“异化”与“归化”并非二元对立;“异化”强调凸显译者地位,使译者“显身”。
三、“异化”的批评与反思
在解构的后现代语境中,翻译研究被注入了新的活力,呈现出一片欣欣向荣的景象。
但同时面临着更多的挑战,因为当代翻译研究已经不
再纠缠于具体“怎么译”的讨论,也不只满足于“为什么译”的追问,而更多地关怀人文价值。
人们翻译时应该求异,而不是求同,这是当前翻译研究者们对翻译的人文价值所作出的伦理道德评判。
所谓求异,“就是尊重并致力于传达他人在世界观、价值观、意识形态、宗教信仰、生存体验等方面与自我不同的地方,即是尊重他人文本中所描写的世界的完整性,尊重他人文本自身的价值。
”这无疑为翻译研究打上了浓厚的文化研究的烙印。
勒菲弗尔指出,“翻译确实是一种文化互动。
”韦努蒂不是将归化仅仅看作是话语策略或词语选择的策略问题,而是像翻译研究派一样,结合政治、历史和文化进行考察,并指出,翻译的透明性是通过通顺翻译的策略来实现的。
在英美文化中,实际上是以英美文化的规范、价值观和美学观为标准来归化外国文化,表现了英美的民族中心主义。
韦努蒂批判了这种文化霸权主义的倾向,并对此进行挑战,提出应让目的语文化得以了解文化他者,并在目的语中能够改变文化价值的等级。
他的翻译思想就是要抵抗英美的主流语言文化价值观,反对以“通顺”为特征的归化翻译,倡导异化翻译。
当代著名翻译理论家莫娜·贝克也尖锐指出,“所有理论,无论创立者怎样努力去追求其超然性和‘描述性’,都预含规定性设计(无论其规定性多么含糊)。
”他坚持“分析者论证中的自我反省程度”,以操控派为例,认为其“没有特别努力去反省个人的立场,Lefevere就是个典型的例子。
”其实韦努蒂的异化翻译思想与纽马克坚持真理的价值、女性主义者等的立场不无二致,挑战纯粹的描述的方法,主张译者更负责地参与翻译活动。
王东风教授的评价一语中的,认为韦努
蒂的异化理论“突破了传统译学研究的经验主义范式,从解构主义、后殖民主义和新历史主义的角度来分析和研究翻译,尤其是对英美的霸权翻译文化的批评,字里行间透出新马克思主义犀利的批判锋芒。
”
四、结语
翻译中“求同”还是“存异”,这是当前“翻译研究者们对翻译的人文价值所做出的伦理道德评判”,并非“是何者更能忠实传达原意的翻译策略或翻译方法问题,而是关于应该如何对待文化他者的伦理道德问题”。
韦努蒂即是在此层面上展开对归化和异化的讨论。
韦努蒂异化翻译思想并非相当于传统意义上的直译翻译策略,而是在文化的层面来探讨异化,是对翻译宏观的一个把握。
异化与归化并非二元对立,并非“简单地等同于‘通顺’和‘抵抗’这对话语策略的术语”,是“指对外语文本和外国文化的道德态度,是指翻译文本的选择和翻译策略的选择所产生的道德影响”。
即使是异化翻译也“仍然要求译者在译入语语言和文化中吸取素材”,须“以译入语读者可以理解的文本强制地替代外语文本的语言和文化的差异”,因而译文“都打上了接受语文化的烙印”,揭示出翻译“不可避免地隐含着民族中心主义”的内在本质。
异化的翻译思想是动态的,“其在翻译中的价值取决于在特定的历史时期译入语环境中的文化等级制”。
通顺的标准同样随着历史时期和文化的变化而变化,“18世纪读者认为是易读的译文,今天的大多数读者不一定认为是可读的。
”对于韦努蒂的异化翻译思想归属于解构主义的范畴,韦努蒂只是在一定程度上同意这一说法。
实际上,韦努蒂异化翻译思想“远比解构主义复杂的多”。
皮姆认为,韦努蒂的确使
我们能够把译者当作政治情景中真实的人加以讨论。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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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王东风.帝国的翻译暴力与翻译的文化抵抗——韦努蒂抵抗式翻译观解读[J].中国比较文学,200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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