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学人文关怀的基本内涵

医学人文关怀的基本内涵

医学人文关怀是高于民众心理、生理之上的精神层面上的关怀,[1]是医务工

作者必备的基本素养。“医乃仁术”是指医生不仅要运用知识、技能行医治病、施药救人,而且要给予患者广泛而精细的人文关怀。这就要求医者践行关爱、博爱、至善、至美、慎行的行医准则及处事原则。

1 关爱

关爱是医学人文关怀最基本的要求。中国著名古典医籍《素问·著至教论》

要求医者“上知天文,下知地理,中知人事”。这就要求医者对患者要有全面的了解,不仅要了解患者性格、气质、精神等个性特征,而且要掌握患者所处的社会环境、职业、地位、生活等社会情况。医务工作者要从关爱、仁心出发,在为患者提供高满意度的技术服务的基础上,全面提供心理的、精神的、情感的安慰和援助。在医学实践过程中,医生要有同情怜悯之心,体会患者的痛苦,耐心、细致、深入地了解其病情,给患者足够的重视、安慰和尊重,赢得他们的信任,解除他们的焦虑; 要与患者建立良好的人际关系,尽可能创造出一个利于患者倾诉病情的环境,帮助其建立战胜疾病的信心和生活下去的勇气,从而达到最佳的治疗效果。[2]此时,医生付出的关爱体现出超越于知识、技术之上的最美最高尚的灵性医学。

2 博爱

人具有社会性,而患者除了对疾病的担忧、苦闷和彷徨外,还被动而积极地考

虑着疾病对周围人( 家人、朋友、同事、邻居) 、环境( 单位、社区、街坊) 、工作、事业等的影响。同样,周围人也或多或少地受到影响,尤其是家人,其内心的担忧、痛苦、无助不仅影响到他们的机体及精神,而且还会影响病人的精神甚至影响病人疾病演变的过程。因此,医学人文关怀的范围应跨越医院而延伸到单位、社区、社会。医者医病到医病人上升到医病人的“社会生态场”,这是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发展的内在要求。应从推己及人到推病人到家人、友人,到病人所联系的群体,关注到关怀,关怀到关爱,关爱到博爱,不仅诊治病人的身心,而且关注、干

预病人周边群体人的心理紊乱及医学相关的社会问题。这对病人的病情恢复大有裨益,乃至对社会的稳定亦有一定的作用,这是关爱上升到博爱的最佳境界。

3 至善

医学人文关怀的至善原则不同于医学科技形成的“技术至善论”。技术至善是医学科技追求技术飞速发展的外在的、物化的要求。它导致医生专注于诊断治疗的机械化、自动化、计算机化而偏离关注病人的感觉,从而割裂了与医学人文精神的结合,并走向背道而驰的歧路。[3]强势的医学科技无论如何“至善”,都不应遮蔽其特有的人文属性及人文目标。医学人文关怀所追求的“至善”才是医学科技内在的价值取向。从关爱、博爱的内涵出发而衍生出的为病人“善而为之”的理念,是医院和医生践行的人文道德标准。医院是全面体现慈善、博爱精神的单位,医生是实施和延续慈善、博爱的单元。应让医院远离大发展导致的医疗程序的装配线化、超市化、非人格化。[3]医院“至善”体现为医院提供舒适的就医环境、简便的就医流程、热情的医护服务、耐心的诊疗讲解、合理的诊疗保障制度等。医生的“至善”体现在诊疗过程中,即提供热情的服务、细心地体检、耐心的沟通、充分的尊重、时刻关注病人的需要及心理、情感的抚慰、站在病人的角度体察病人的感受、帮助病人、安慰病人等。医疗制度的“至善”,

体现在卫生政策的制定中,意味着对病人个体的关照延伸到群体的关照: 确保每个公民都能分享医学技术的成就。尽管在为所有公民提供医疗服务上是有限的,但它体现了对人人享有卫生保健公平原则的追求和起码的社会良知,确保医学技术沿着造福全人类的道路前进。

4 至美

医学美是和谐美和极致美的表现,不仅要求医者的医学美、学术理论美、专业技能与技巧美、服务行为美、医学环境美,而且要求为维护、修复、塑造和强化富有形体美和生命活力美感的医学人体美。[4]随着社会文明程度的提高,人类对自身健美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即躯体无病损,心理上要健康,社会适应上使人有美

感。医者的自身素质、专业技能、仪表言行、服务质量、就医环境等美感水平直接影响病人的就医甚至后续的诊疗质量。而医者诊治疾病的同时,更要维护与塑造人

体形体美,增进人的生命活力美感。这是医学技术在维护人的生命力的实践活动中

体现出来的一种和谐的价值尺度。对于具体改善、纠正形体容貌的某些缺陷和不足的科室,如整形外科、整容外科、口腔科、运动医学科等尤为重要。从生态医学模

式到“治未病”,到追求形体美,到追求生命高质量,是医学不懈的追求。正如古希

腊希波克拉底所说: “医术是一切技术中最美和最高尚的”。

5 慎行

慎行指医生在临床思维和医疗过程中要全神贯注、权衡利弊、谨慎行事、倾

尽全力,不允许丝毫的简单与草率,避免伤害病人的行为发生。比如是否对治疗手段的使用持审慎态度? 一项技术或药物对患者是否适宜? 治疗预期的正作用

与副作用是否利大于弊? 对治疗风险是否作过全面考虑和防范? 对于治疗创

伤

和痛苦,患者是否知情和能否承受? 对治疗成本和可能代价患者是否有心理准备? 医患沟通过程是否融洽和充分? 患者的特殊体征和心理情感期待医生是否掌握? 诸如这些,与医疗技术、设备、药物等没有直接的关系,而与医生的周密心智和综合洞察力、职业素养和经验判断能力等人文素养直接有关。[5]在医疗行为诸过程中

应尽可能提供高效优质便捷的服务,慎重对待技术引发的社会伦理问题。目前,临床许多新业务、新技术,对医生选择诊疗方式提出了严峻的挑战。不可否认,新的诊疗方法为解除患者病痛提供了新思路、新途径,但功利性的片面追求高精尖技术的疗

效和效率而忽视技术的不伤害性和适宜性的行为,是违背医学人文精神宗旨的。在

诊疗行为过程中,一方面,医者不得不面对新技术缺乏长期循证求实的科学论证,加

之面临经济利益的诱惑,这些将时刻拷问着医生诊疗行为中固有的良知极限; 另一

方面,人类应当警惕高新技术带来的负面影响,警惕因医疗行为中一些不切实际的承诺、不合常理的操作、不可预料的后果对人们产生的消极作用。慎行要求医者避免做出有悖于科学、患者和社会最大利益的决策,允诺并采用最好的知识为患者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