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新自由主义

人民日报:什么是新自由主义
2006-12-22 09:32:00来源: 人民网网友评论42 条进入论坛
编辑同志：
您好！一段时间以来，在各种媒体的理论文章和深度报道中，经常提到一个词，叫“新自由主义”。

请问什么是新自由主义？它是一种学术理论，还是一种社会思潮，或者是别的什么？盼望能得到您的指教。

北京读者秦文益
秦文益读者：
你好！对你提出的什么是新自由主义的问题，我们向有关专家进行了请教，现将专家的意见综合如下。

所谓新自由主义，最初是一种非常专业的西方经济学理论，产生于２０世纪２０—３０年代。

理解新自由主义，首先要认识古典自由主义，它是英国经济学家亚当·斯密等人在１８世纪创立的西方经济学理论。

古典自由主义最大的学术主张就是经济自由，强调市场机制是推动经济发展的“看不见的手”，反对封建制度和重商主义的国家干涉政策。

新自由主义是依据新的历史条件对古典自由主义加以改造而来，更加强调市场化、自由化和私有化。

新自由主义主张，要“使经济尽可能最大程度地自由化”、“尽可能最快地私有化”，要求在财政和金融方面采取强硬措施保证自由化和私有化的实施。

新自由主义包括众多学派，但影响较大的是以英国的哈耶克为代表的伦敦学派和以美国的弗里德曼为代表的货币学派、卢卡斯为代表的理性预期学派。

新自由主义真正在英美等西方国家占据主流经济学地位始于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初期。

其直接原因有两条：一是当时的主流经济学理论——英国经济学家凯恩斯的国家干预主义，无法解决西方经济长期陷入“滞胀”状态的难题，这为新自由主义的兴起提供了契机；二是随着撒切尔出任英国首相、里根出任美国总统，新自由主义成为英美政府的施政理念，并在国内外得到大力推行。

当然，新自由主义兴起的根本原因，还是它迎合了国际垄断集团抢占国
际市场、向发展中国家扩张的需要。

按照新自由主义理论，任何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必须放松政府对经济的干预，解除外汇管制，消除贸易壁垒，使国有企业私有化，最大限度地开放市场，实现经济自由发展，实现市场主体的平等竞争。

事实上，面对经济实力强大的国际垄断集团，发展中国家的民族企业怎么可能和它们“平等”竞争呢？这种“平等竞争”无异于小鸡与老虎的竞争。

但作为“老虎”的国际垄断集团非常欢迎这种理论，大肆吹捧它是实现经济发展的“灵丹妙药”，并鼓动西方发达国家政府大力推行新自由主义。

正是由于这样的背景，新自由主义在兴起的同时，也由学术理论而政治化、意识形态化，成为资本主义向外输出的意识形态和制度价值，其显著标志就是“华盛顿共识”。

“华盛顿共识”放大了新自由主义的意识形态色彩，强调公有制会使经济变得更糟，社会主义必然导致集权，国家干预只能造成经济效率的损失；主张推行以超级大国为主导的全球经济、政治、文化一体化，即全球资本主义化。

实践新自由主义特别是“华盛顿共识”的发展中国家主要是巴西、阿根廷、墨西哥等拉美国家，这些国家为此而出现多次严重的经济社会危机。

俄罗斯“休克疗法”式的经济转轨，也是在新自由主义指导下进行的，引发了长期的经济衰退和社会动荡。

目前，实践新自由主义的国家都在反思新自由主义所造成的危害，并努力寻找新的替代理论。

我国对新自由主义的认识和研究，始于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中后期，主要限于学术界。

从总体上看，专家们普遍认为：作为一种经济学理论和研究方法，它对市场经济运作具有一定的说明作用，可以批判地借鉴吸收；但作为国际垄断集团的核心理论体系和价值观念，特别是已经意识形态化的“华盛顿共识”，则必须坚决反对和抵制。

《人民日报》( 2006-12-2 2 第09版) (人民网-人民日报)
相关链接：
什么是《华盛顿共识》？（国际资料库）
1990年，美国国际经济研究所在华盛顿召开了有关拉美经济调整与改革的研讨会。

出席会议的有美国和拉美国家的政府官员、金融和企业界人士、专家学者以及国际金融机构的代表。

美国国际经济研究所所长约翰·威廉姆斯认为，与会者在拉美国家经济采用和将要采用的政策上取得了共识，并根据会议精神系统地提出指导拉美经济改革的10条政策主张，即：加强财政纪律，压缩财政赤字，降低通货膨胀；政府开支应重点转向经济效益高和有利于改善收入分配的领域；改革税制，扩大税基；实施利率市场化；采用有竞争力的汇率制度；实施贸易自由化；放松对外资的限制；对国有企业实施私有化；放松政府管制和保护私人财
产权等。

后来人们将这些观点称之为《华盛顿共识》。

鉴于《华盛顿共识》在拉美地区产生的广泛影响及其招致的批评，威廉姆斯于1996年发表文章，对《华盛顿共识》进行修改和补充，从而形成新的10条。

（江辑）
《人民日报》(2003年11月06日第十三版)
本文来源『兴华论坛』
“新自由主义”思潮和“美国因素”
2007-03-19 17:05:51来源: 当代世界网友评论0 条进入论坛
吴兴唐/文
观察和研究国际问题，可以有多个“切入点”。

在现代国际关系和国际政治的研究中，有两个“点”是不能忽视的，这就是“新自由主义”思潮和“美国因素”。

“新自由主义”思潮风行于世界已经20多年，成为世界主流意识形态，也是西方大国特别是美国的国内政策和国际战略的指导思想。

“美国因素”则在世界上无所不在。

从苏东剧变到伊拉克战争，从北约东扩到中亚“颜色革命”，我们都能看到“美国因素”。

我们在谈论“美国因素”时，还包含这样一个思路，即美国要把“新自由主义”的美国价值观推广到全世界，就是所谓的“华盛顿共识”。

我们在分析现代国际重大事变和错综复杂的大国关系时，如果从这两个“点”切入，那就可以把问题看得透彻些。

“新自由主义”的三面旗帜：自由化、私有化、市场化
战后，西方大国为了恢复经济，普遍采用“凯恩斯主义”。

“凯恩斯主义”目的是避免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主张政府干预经济，放弃对市场的“自由放任”。

“凯恩斯主义”要求由政府进行“需求管理”，解决消费需求不足和投资需求不足，用适度的通货膨胀政策来刺激消费从而带动投资，实现充分就业。

“凯恩斯主义”在战后30年取得了显著成就。

欧洲、美国和日本实现了新的经济飞跃。

资本主义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与此同时，战后德国实行了“社会市场经济”，这是“凯恩斯主义”的发展。

这种市场经济除主张政府对市场经济进行宏观调控外，还强调经济与社会协调发展，以“公平公正”为发展目标，实施“福利国家”政策，缓和社会矛盾;在所有制问题上主张股份公司相互控股;在企业管理上实行“共同决定权”，出资者同职工代表进行共同管理。

“社会市场经济”虽在阿登纳任联邦德国总理时推行，但也深深地打上了社会民主主义的烙印，因而为西欧国家所普遍采用，称为有别于美英式市场经济的“莱茵模式”。

20世纪70年代中期，西方国家由石油危机引发经济危机，人们重新审视“凯恩斯主义”和“福利国家”政策，代之以“新自由主义”。

20世纪80年代初，撒切尔和里根把“新自由主义”引为国策。

“新自由主义”有各种派别，但自由化、私有化和市场化是其基本特征和理论。

自由化：主张经济上“自由放任”，反对政府对经济与社会生活的干预，反对“福利国家”政策。

控制货币发行，抑制通货膨胀。

经济自由同政治自由有必然的联系，经济自由也是达到政治自由的一个不可缺少的手段。

计划是同民主对立的，政府作用要尽可能地缩小。

工会影响资本家投资的积极性，是自由市场经济的障碍。

私有化：认为自由市场经济的基础是私有制。

只有实行私有制才能使经济活动得到充分自由。

市场机制的调节作用也是以私人企业制度为前提的。

只有以私有制为基础的自由竞争才能提高经济效率，并逐步形成市场规模和市场调节机制。

私有制还能保证政治自由的实现，因而是人类历史上最完善的制度。

市场化：经济自由主义的核心思想是“经济人”和“看不见的手”。

“经济人”就是指“以牟取利润为惟一目的”的从事经济活动的个人或利益集团。

一只“看不见的手”就是人们利己本能和天性。

“经济人”在利己本性的指导下，受着一只“看不见的手”的指导，会“自然均衡”地形成“市场机制”。

市场本身具有足够的竞争性，来有效地解决生产什么和如何生产的问题，而不需要政府那只看得见的手。

只有市场的自愿交易占支配地位的经济，才具有促进经济繁荣和人类自由的潜力。

市场的作用除在经济领域外，还应将其作用范围扩大到所有社会领域。

“新自由主义”作为西方国家政治、经济、军事、外交和社会主要指导思想，在实践中不断发生变化和进行调整。

它在实践中并不完全同“凯恩斯主义”相对立，相反吸取了“凯恩斯主义”的某些做法，如在宏观调控和社会福利方面。

“新自由主义”就其本义而言是要回到古典资本主义的自由主义，因而又被称为“新保守主义”。

也有人把经济与政治分开来分析，即经济上是“新自由主义”，政治上是“新保守主义”。

这特别是指美国。

美国要把“新自由主义”推广到全世界
冷战之后，美国霸权主义有了新的发展，这种新发展的最本质特征就在于要在全世界推广“新自由主义”。

美国的国际战略就是在这一基础上形成的。

美国的国际活动也是围绕着这个主旋律进行的。

美国使用政治、经济、文化，特别是思想渗透的方式来达到这一目的。

这就使我们看到“美国因素”在全球各地普遍存在。

美国推行的“华盛顿共识”，就是进行全球的“民主化”、“自由化”。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新自由主义”、“美国因素”、“华盛顿共识”是可以划等号的。

“新自由主义”首先向苏联和东欧国家推行。

苏联解体、东欧改制是内因和外因相互作用发生的。

内因是主要的，外因是通过内因起作用的。

作为外因，就是从美国吹过来的这股“新自由主义”之风。

戈尔巴乔夫主政苏联时期，邀请美国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设计“改革方案”，于是搞了一个“休克疗法”，即全面私有化。

发起“全球民主化第一战役”的，正是同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齐名的“新自由主义”倡导者和实施者美国总统里根。

美国“不战而胜”，里根立第一大功。

因而，美国“全球民主化第二战役”的发起者布什要盛赞里根。

作为苏联和俄罗斯问题研究的专家赖斯也有功劳，于是当上了国务卿。

这股风也吹向西欧。

西欧是“凯恩斯主义”和“福利国家”的发源地。

在当时，西欧国家的重要经济领域都有国有企业或者政府控股企业，“新自由主义”之风一吹来就全部私有化了。

1998年2月，在美国（民主党）总统克林顿的推动下，英国（工党）首相布莱尔提出“第三条道路”的政策主张。

德国（社民党）总理施罗德是积极支持者，发表了“施罗德——布莱尔文件”，把“第三条道路”推向西欧和拉美。

“第三条道路”是想在社会民主主义与“新自由主义”
之间搞折衷，实际上是向“新自由主义”靠拢。

因而也可以说盎格鲁——撒克逊模式冲击莱茵模式，“资本主义反对资本主义”。

但是“第三条道路”并未成功。

随着克林顿下台，英德在伊拉克战争问题上发生深刻分歧，布莱尔首相地位动摇，德国社民党在大选中失利和施罗德下台，“第三条道路”实际上已破产。

布什以“先发制人”和“单边主义”的国际战略，发起“全球民主化的第二战役”。

发动伊拉克战争，除石油利益外，主要是要把伊拉克作为“推翻独裁政权，建立民主政权”的样板，在整个中东地区推行“大中东民主化”计划，向伊斯兰地区推行美国式的政治体制和价值观念。

与此同时，美国向中亚地区发起“颜色革命”。

扶植反对政府的“民主派”，用美元收买方式进行舆论宣传和“街头革命”，以推翻现政权和建立符合美国标准的“民主政权”。

美国要把经济全球化变为“新自由主义”全球化。

美国当然也不会忘记，向俄罗斯、向中国等社会主义国家，向广大第三世界国家推销“新自由主义”。

“中国威胁论”是棍子，
“中国责任论”是套子
中美关系是一种复杂的关系，合作与竞争共存和交织，在合作中竞争和在竞争中合作。

同任何事物发展一样，也同任何大国关系一样，中美关系是曲折地向前发展的，有起有伏，而不会有“良性互动”。

美国作为世界上惟一超级大国，冷战结束以来，一直把中国视为“潜在对手”。

无论美国对华政策的说词有多少改变与翻新，美国这种对华战略思考是不会发生变化的。

因而美国“遏制”中国的政策也不会改变。

10多年来，“中国威胁论”不绝于耳，这是美国“遏制”中国的一根棍子。

近年来美国又抛出“中国责任论”，这是一个套子。

现在美国对中国是“两论并举”，“双管齐下”。

“中国威胁论”细分起来名目繁多，主要是“中国经济威胁论”和“中国军事威胁论”。

美国鼓吹“中国经济威胁论”有两个直接目的。

其一是要中国全面开放市场，特别是全面开放金融保险业市场。

而一个国家全面开放市场是做不到的，美国自己也做不到。

在这个问
题上美国实行“双重标准”，对人“开放市场”，对己“保护主义”。

其二是要使人民币马上自由浮动。

这也是做不到的，因为这涉及一个国家的经济主权问题。

去年以来，美国特别起劲地宣传“中国军事威胁论”，其直接目的有三:一是卖先进武器给台湾，向“台独”发出错误信号，而2007年和2008年是“台独”猖狂活动期。

二是为美国军事战略东移找一个借口。

三是以此加强美、日军事联盟。

“中国责任论”最早提出者是鲍威尔。

几年前，时任美国国务卿的鲍威尔说过一句话，美国希望中国成为“负责任的大国”。

此话怎讲?难道中国过去和现在还不是负责任的大国吗？难道中国是不是负责任的大国还要美国来“钦定”吗？难道美国是负责任的大国吗？鲍威尔
只是含糊一说，并未提出负责任大国的标准和内容。

一年多之前，时任美国副国务卿的佐利克提出，美国愿把中国视作“利益相关者”（或称“共同经营者”）。

“利益相关者”是“中国责任论”的变相说法。

你想成为“利益相关者”吗?那你必须是“负责任大国”。

“责任”是前提，“利益相关”是结果。

佐利克没有像鲍威尔那样笼统，而是开列出中国必须做到的“条件”：
1、中国在全世界“不挑战”美国的霸权利益;
2、同美国一起共同构建美国—超独霸的“全球秩序”;
3、中国要按照“新自由主义”的美国价值观实行“自由化”，包括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和意识形态等各个领域。

这难道不是一个套子吗?
面对“中国威胁论”和“中国责任论”，我们要大力宣传中国坚决走和平发展道路，坚决实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同一切国家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发展友好关系，永不称霸;大力宣传中国从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的利益出发推进建设和谐世界。

我们要实事求是地评估和宣传我国经济发展所取得的成就，避免“授人以柄”。

（本文责任编辑：刘万镇）(当代世界)
从“华盛顿共识”到“北京共识”
2004年08月23日14:13:15 中国经济周刊赵晓
所谓“北京共识”，相对应的是“华盛顿共识”。

那么，什么是“华盛顿共识”呢？
20世纪80年代，绝大多数拉美国家陷入了长达10余年的通货膨胀暴涨、债务危机爆发的经济困难。

1989年，曾担任世界银行的经济学家约翰·威廉姆森执笔写了《华盛顿共识》，系统地提出指导拉美经济改革的各项主张，包括实行紧缩政策防止通货膨胀、削减公共福利开支、金融和贸易自由化、统一汇率、取消对外资自由流动的各种障碍以及国有企业私有化、取消政府对企业的管制等，得到世界银行的支持。

在威廉姆森看来，由于这些思想秉承了亚当·斯密自由竞争的经济思想，与西方自由主义传统一脉相承。

后来人们将这些观点称之为“新自由主义的政策宣言”。

随着全球化的畅行，“华盛顿共识”日益深入人心，形成广泛的社会影响。

“华盛顿共识”虽然成为全球主流的发展理念，但仍不免遭遇其他思想的挑战。

主要的挑战来自两个方面：一是“欧洲价值观”，二是“后华盛顿共识”。

“欧洲价值观”基于欧洲传统的社会民主主义价值理念，在强调经济增长的同时，倡导人权、环保、社会保障和公平分配。

但是，近二十年来，欧洲福利社会型的资本主义在与美英自由市场资本主义的竞争中处于劣势，欧洲国家在政策导向上整体向“华盛顿共识”靠拢，因此“欧洲价值观”对“华盛顿共识”的挑战是软弱乏力的。

近年来，更加有力地对于“华盛顿共识”的挑战是以美国经济学家斯蒂格利茨为代表的一批西方学者提出的“后华盛顿共识”。

“后华盛顿共识”强调与发展相关的制度因素，认为发展不仅是经济增长，而且是社会的全面改造。

因此，“后华盛顿共识”不仅关注增长，还关注贫困、收入分配、环境可持续性等问题，它还从信息不对称出发，指出市场力量不能自动实现资源的最优配置，承认政府在促进发展中的积极作用，批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亚洲金融危机前后倡导的私有化、资本账户开放和经济紧缩政策。

然而，无论是“欧洲价值观”还是“后华盛顿共识”，他们对于“华盛顿共识”的挑战还都远远不够。

比较起来，因为有持续的经济增长作后盾，“北京共识”才最有可能对“华
盛顿共识”形成新的强有力的挑战。

“北京共识”从何而来呢？曾任《时代》周刊外国报导编辑，目前大部分时间在中国生活和工作的拉莫先生不久前发表了《北京共识》的论文，“北京共识”一词由此不胫而走。

在拉莫那里，对“北京共识”的定义是：坚决进行革新和试验（如中国经济特区）；积极维护国家边境和利益（如台湾问题）；以及不断精心积累具有不对称力量的工具（如4000亿美元外汇储备）。

其目标是：在保持独立的同时实现增长。

在拉莫看来，建立在“北京共识”基础上的中国经验具有普世价值，不少可供其他发展中国家参考，可算是一些落后国家如何寻求经济增长和改善人民生活的模式。

拉莫对于“中国经验”的概括未必准确，其“北京共识”也未必能够得到人们共识，在今后的探讨中存在着极大的被替换或补充的可能。

但是，拉莫所创立的“北京共识”一词却有很大的可能存续下来，并被不断地热烈讨论，日益成熟和完善，成为全球既不认同计划经济，又不接受“华盛顿共识”，而是试图探索“第三条道路”的发展中国家和转轨国家的一面思想旗帜。

（作者为国资委研究中心宏观部部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