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会是流寓文学——评二十一世纪前十年诺贝尔文学奖

陈勋

（湘潭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湖南湘潭 411105）

摘要：伴随着各种争议，诺贝尔文学奖走过了新世纪的头十年。十年诺奖，最突出的特点就是流寓文学频繁获奖，而这绝非偶然现象。本文将从流寓文学所具有的跨文化色彩，主题的深刻以及艺术技巧的高超三个方面论证流寓文学所具有的理想主义倾向以及获奖的必然性。

关键词：诺贝尔文学奖；流寓文学；跨文化色彩；深刻主题；艺术力量

中图分类号：I1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596（2011）11-0071-03 随着瑞典学院将2010年诺贝尔文学奖颁发给秘鲁作家巴尔加斯·略萨，诺贝尔文学奖也在各种赞誉和毁誉声中走过了二十一世纪头十年。从2001年的奈保尔到2010年的巴尔加斯·略萨，我们不难发现这样一个有趣的现象：在这十年，瑞典学院对流寓文学有着不同寻常的关注，并屡屡将这一奖项授予流寓作家。如此密集地将这一奖项颁发给流寓文学，这在诺贝尔文学奖的百年历史上尚属首次。这种现象后面是否有着其深层次的原因？流寓文学体现的精神是否具有诺贝尔文学奖所追求的“理想主义倾向”？这些获奖作品是否能够称得上“最佳作品”？本文将就这些问题进行简单探析。

一、流寓文学强烈的跨文化色彩

诺贝尔文学奖一百多年的历史就是跨文化颁奖逐步渐进的历程，这种历程到了二十世纪末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并在新世纪继续延续。在新世纪，诺贝尔文学奖的这种跨文化色彩又有了新的特点，那就是对于流寓文学的偏爱。我们翻开新世纪十位诺奖获得者的名单，除了2005年的哈罗德?品特以外，其余九位作家都可以算在流寓作家之列，因此，新世纪前十年的诺贝尔文学奖可谓是流寓文学的天下。对于这样一种现象，我认为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流寓文学所具有的跨文化色彩恰恰与诺贝尔文学奖所追求的跨文化意识不谋而合，因此，流寓文学的获奖也就变得顺理成章了。从2001年的奈保尔到2010年的巴尔加斯·略萨，这些作家要么是属于被奴役者的流寓，要么是作为整个民族流亡的一份子，要么是作为曾经的殖民者的流亡，要么是因为自己的著作得罪当局被迫长期寓居海外。而正是长期寓居海外或者在世界各地频繁迁移，使得这些作家的视野更加宏阔，文风更加犀利，同时他们的作品也给各国读者奉献了更加丰富的异域形象。流寓文学在文学主题方面保持了对社会现实的敏锐把握，同时在艺术手法上博采众长，往往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因此他们的得宠并不让人意外。

二、对历史的沉重反思和对现实的深刻批判

我们从作家经历和作品主题来看，可以发现流寓文学表现了对自己民族历史的沉重反思和对现实的深刻批判，而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流寓文学具备了诺贝尔文学奖所要求的理想主义倾向。纵观新世纪前十年诺贝尔文学奖，我们大致可以将作者的创作归于四个主题：一是对殖民主义和种族隔离政策的反思；二是对于二战期间集中营或者劳动营的揭露；三是对于女性解放的反思；四是对于本民族现状的批判和民族出路的探索。

奈保尔是一位出生在特立尼达具有英国国籍的印度裔作家，被认为是殖民文化嫁接出来的大果实。瑞典学院的颁奖词这样写道：“在作品中结合了感觉敏锐的叙事和不受流俗腐蚀的审察，迫使我们看到被压抑的历史的存在”①奈保尔的作品揭露了殖民主义的罪恶历史，同时作者既对前殖民地独立后的混乱、贫穷和愚昧表示同情，也对殖民地文化传统的保守落后表示批评，使我们对殖民主义有了更深刻的了解。奈保尔是以一种被奴役者的身份来考察殖民历史，而库切则是以一个殖民者后代的身份来反省殖民历史和种族隔离政策。库切的代表作《等待野蛮人》以及《耻》，揭露了殖民主义带给被奴役的人们以及殖民者后代的悲惨生活。与此同时，多丽丝·莱辛的创作也体现了对于殖民制度的批判，其代表作《野草在歌唱》和《金色笔记》就因深刻揭露了非洲殖民地的种族压迫和种族矛盾而引起强烈反响。

对于二战集中营或者劳动营的揭露，主要是体现在凯尔泰斯以及赫塔·米勒的创作之中。前者关注纳粹集中营的生活，后者关注苏联劳动营的生活，两者可谓是遥相呼应。凯尔泰斯

作为犹太人，对于集中营有着亲身体验，但作者仅仅作为一个见证人，却不充当法官的角色，也不做原告或者辩护律师。他作为一个见证者，用冷静客观的描述给人们还原一个真实的集中营，让读者感觉特别动人，特别真实。当人们把目光都集中在纳粹集中营的时候，赫塔·米勒却将视线移到了苏联劳动营上。米勒在她的代表作《呼吸秋千》中描写了二战后期苏联劳动营的一段历史。作者虽然没有亲身经历劳动营岁月，但是该书是以奥斯卡·帕斯提奥参加劳动营的亲身经历为蓝本而写成，给人们展现了苏联劳动营的细节，那里没有镣铐，没有铁丝网，但是饥饿和恐惧时时刻刻如影随形。从纳粹集中营到苏联劳动营，人们对于二战也将会有更加深刻全面的认识，也让后人更多地思考怎么避免类似的悲剧再次重演。

对于女性解放的反思主要是体现在耶内利克和多丽丝·莱辛的著作之中。虽然耶内利克一直致力于打破父权文化，但是我们不能将她简单刻板地视为女性主义者，她的思考远远超出这一范围。在《钢琴教师》一书中，母亲作为一个暴君的形象呈现在读者面前，母亲的专制造成了女儿埃里卡的心理变态。耶内利克用自己的创作向读者表明女权也能产生压迫的道理。虽然多丽丝·莱辛的《金色笔记》一书被女权运动者视为女权运动开路先锋的伟大作品，但是莱辛却一直否认自己是一位女权主义者。瑞典学院的颁奖词这样评价莱辛的创作：“女性经验的史诗作家，带着怀疑、热情和幻想的力量把分裂的文明拿来检查。”②可见颁奖词只是提到莱辛创作的女性经验，并未给她贴上女性主义的标签。

对于本民族现状的批判和民族出路的探索，主要是体现在奥尔罕·帕慕克和巴尔加斯·略萨的创作中。帕慕克出生在土耳其这个伊斯兰文化和西方文化相互冲突和交错的国家。在其代表作《我的名字叫红》这部著作中，一个传统与现代，东方与西方徘徊者的形象跃然纸上。在《雪》这部书中，帕慕克对土耳其的政教现状进行了深刻地批判和反省，这本书的出版引发了极大的政教争议，作者被迫长期流亡国外。而在《伊斯坦布尔——一座城市的记忆》一书中，作者不断追问这样一个问题：文明之间如果共处，传统向现代如何转变？而在巴尔加斯?略萨的祖国——秘鲁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秘鲁曾经作为西班牙的殖民地，在获得独立后，国内社会并没有得到发展，依然是贫穷、落后和腐败的代名词。略萨曾经表示自己国家不是让他生气就是让他伤心，还曾发誓要远离秘鲁，彻底忘掉秘鲁，但实际上他时时刻刻把秘鲁放在自己心上。他创作的《城市与狗》和《潘达雷昂上尉和劳军女郎》因揭露军队腐败，从而引发军方不满，继而被列为禁书而遭到焚毁。

三、引领文学潮流的艺术力量

诺贝尔文学奖的要求是具有理想主义倾向的最好作品，但是这一要求没有具体标准。界定一个作家的创作是否属于具有理想主义倾向的最好作品，不仅要从作品主题着手，同时还要考察作品的艺术技巧和表现手法。事实上，瑞典学院的评委最为看重的便是体现在作品中的不同寻常的艺术力量以及这种力量在塑造人类生活态度上的重要性。纵观近十年获奖作家，我们会发现作者在艺术表现上往往在继承经典传统的同时善于博采众长，敢于创新并最终自成风格，他们的创作往往成为一种标竿而引领文学潮流。

伟大的作家向来善于继承伟大的传统。瑞典学院评委马悦然就认为库切继承了由卡夫卡、陀思妥耶夫斯基和贝克特这些作家的现代主义传统。帕慕克的代表作《我的名字叫红》被认为是向威廉·福克纳的《我弥留之际》致敬。多丽丝·莱辛被认为与伟大的十九世纪叙事传统息息相通，勒克莱奇奥则是作为法国“新寓言”派的重要代表，赫塔·米勒的图文诗则和当年“达达主义”一脉相承，巴尔加斯·略萨则是作为拉美魔幻现实主义的杰出代表之一享誉世界文坛。

这些作家之所以伟大，不仅是他们注重吸收优秀传统，而更在于他们敢于在技巧和结构上进行大胆创新以及他们创作时的实验意识。

奈保尔之所以受到瑞典学院评委的青睐，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他在文体创新方面的巨大成就。瑞典学院对于奈保尔的评价就是“奈保尔没有受到任何单一的文学时尚和模型的影响，而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