洛阳历代人口发展考索

洛阳历代人口发展考索
（作者：来学斋）
洛阳在中华民族的发展史上占有极其重要的位置，它是我国古代王朝建都最多的一座城市。

因此，对它历史的研究引起了颇多国内外学者的极大兴趣。

然而有关洛阳自古以来的人口发展概况问题前人不曾作专题研究。

笔者不揣翦陋，试将洛阳历代的历史人口作一考查，不当之处跂待万家指正。

一
远在很早以前，洛阳一带气候温和，土地肥沃，是人类生息、繁衍的理想之所。

考古工作者在西工凯旋路发现一处旧石器时代遗址，从出土的象牙化石的程度分析，此处遗存距今约5万年前，说明至迟在这个时期，洛阳已有人类活动了。

到了距今约五、六千年的新石器时代，洛阳已成为人类活动的中心地域之一，在伊、洛、瀍、涧河流域沿岸的台地上，分布着十分稠密的氏族村落。

先民们在这块肥沃的土地上，以自已辛勤的劳动，于创造辉煌灿烂的历史文化的同时，又加速了人类自身的生产，使洛阳逐渐成为人类的聚居地。

夏、商、周三代，洛阳为全国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中心，是我国人口比较集中的地区。

公元7 70年，平王迁都洛邑，迁来大批军队和王室成员、殷贵族于洛，其时人口渐增。

至周襄王二年(前650)，洛阳约有人口1 1.7万人，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出现的1 0万人口以上的城市。

战国时期，由于生产力及商品经济的发展，使农村人口不断向城市集中。

“洛阳东贾齐、鲁、南贾梁、楚”，是全国著名的经济大都会，商业兴盛，人口众多。

到战国末的子楚元年(前2 4 9)，吕不韦被秦任为相国，封为文信侯，食邑洛阳十万户，表明此时期洛阳及附近约有人口50余万。

秦统一全国后，洛阳人口的发展还维持在战国时的规模和水平，到秦末战争，人口严重锐减。

曲逆(今河北完县东南)在秦时原有3万户，秦末仅剩5千户，而刘邦路过却惊奇地说：“壮哉县!吾行天下，独见洛阳与是耳!”说明洛阳经战争后，其人口数量与之相差不多。

西汉立国之初，为稳定统治，高祖刘邦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以恢复和发展社会经济。

招抚流亡，鼓励开荒，使因秦末战乱而逃聚山泽的一部分人口返回故里，重新生产。

文景世“流亡既归，户口亦息”，到一百四、五十年后的平帝元始二年(公元2年)，洛阳所在的河南郡辖县22．户276444，口l740279。

据《汉书·地理志》所计口数及近人测算该郡的土地面积(11250平方公里)来计，河南郡的人口密度每平方公里达l 55人，是当时人口密度最大的地区之一。

洛阳为这一地区的中心城市，《史记·货殖列传》上说当时洛阳“富商大贾，周流天下”。

除首都长安外，洛阳与临淄、邯郸、宛和成都并称为5大都市。

特别是洛阳之伊洛与河东、河内处全国的中心，又邻近京师，其“繁剧”(“繁”指户众，“剧”指政事、税入多)，仅次于“三辅”。

这一时期，洛阳有户52839，以每户6.3人口计①，注人口则有332886人，约占河南郡总人口的20％。

西汉后期社会矛盾日益尖锐，战争和土地兼并造成大批农民流亡和沦为奴隶，加上水、旱、蝗等自然灾害连年不断，使之人口减少。

时洛阳及以东地区“米石二
千，流民入关者数十万人”，洛阳所在的河南郡人口或死亡或流徙，损失十分严重。

东汉建国初年，全国户口锐减，光武帝不得不裁并400多个县，河南尹辖21个县，比西汉时少了一县。

永和五年(140)河南尹有人口l010827人，人口密度由西汉时的l55人下降到90人，每平方公里减少65人。

由于东汉洛阳为全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人口发展规模及数量超过西汉。

永元十二年(100)在都城定居的人口达51万。

经80余年后的汉末，洛阳战乱迭起，人口发展跌入底谷。

东汉末年军阀连年混战，洛阳人民遭到极其严重的祸害。

“及灵帝遭黄巾，献帝即位，而董卓兴乱，火焚宫庙，劫御西迁，京师萧条，豪杰并争。

郭汜，李榷之属，残害又甚，是以兴平、建安之际，海内凶荒，天子奔流，白骨盈野。

”董卓倒行逆施，在洛阳城大肆烧杀掠抢，使繁华的京都变得满目疮痍。

董卓在西迁长安时，“烧洛阳城外面百里。

又自将兵烧南北宫又宗庙、府库，民家，城内扫地殄尽”，接着又“尽徙洛阳人数百万口于长安，步骑驱蹙，更相蹈藉，饥饿寇掠，积尸盈路”，故当汉献帝由长安再回洛阳时，“宫室烧尽，街陌荒芜，百官披荆棘，依丘墙间……饥穷稍甚，尚书郎以下，自出樵采，或饥死墙壁间”。

大量人口或死亡，或流徙，“名都空而不居，百里绝而无民”，“旧京(洛阳)空虚，数百里无烟火”。

献帝初平年间到建安之末，“三十年中，百姓流散，死亡略尽”王粲《七哀诗》的“出门无所见，白骨敝平原”；曹操的《蒿里诗》；“铠甲生虮虱，万姓以死亡。

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

生民百遗一，念之断人肠”皆描绘出凄惨、悲哀的景象。

史不绝书的记载，无非是形容东汉末年人口骤减的严重程度，但不能说明实际减少的数字。

《三国志》卷l 4《魏书·蒋济传》载，中原十二州所剩人口，“不过汉时一大郡”，此显有些夸张，再者董卓西迁洛阳人数百万口，也不符合实际。

河南尹总人口也只不过有百万余口，不可能将河南尹的全部人口西迁长安。

至于洛阳城内人口更没有达此巨数。

应该说洛阳在这次战乱中首当其冲，人口损失更为严重。

繁荣一时的帝城顷刻间化为一片废虚，洛阳附近的耕地鞠为草茂，满目荒芜，以致粮食奇缺，饥馑连绵。

为寻其生路，以洛阳为中心的中原一带人口纷纷向南迁移。

其方向由黄河流域向南而至淮南，由淮南而至江南等地。

其中由中原，河淮地带流徙入江南的一支是当时最大的**潮流，这种局面直至魏、蜀、吴三国鼎立的形势形成后才逐渐低落。

二
三国时期，使洛阳经济和人口得以较大改观主要得力于曹魏屯田。

首先为充实因战乱而损失的人口，统治者迁外地人口入洛阳。

建安二十年(215)，曹操占领巴东、巴西两郡后，令杜袭迁汉中民8万余到洛阳和邺。

魏灭蜀后，又将蜀人3万余移于洛阳及关中。

据《三国志魏书·钟繇传》载：“自天子西迁，洛阳人民单尽，繇徙关中民，又招纳亡叛以充之。

数年间民户稍实。

太租征关中，得以为资”其次，为发展农业生产，稳定社会秩序，增加租税收入，以充实国力，供应军需，为统一全国建立物质基础，开始在洛阳等地招募流亡的农民实行屯田。

屯田的分布，有据可查的有洛阳、宜阳等十几处。

洛阳在曹丕建都于此时，还是“都畿树木成林”。

王昶为洛阳典农时，“斫开草菜，勤劝百姓，垦田特多”于是农民由恢复走向发展，人口电增加起来。

到齐王芳任典农时，洛阳又成了“其民异方杂居，多豪门大族，商贾胡貊，天下四(方)会利之所聚”的繁华大都市。

继民屯后军事屯田也开展起来。

国家建立士家制度，为士兵设置户籍，即以后所谓的军籍户。

曹魏政府恐士逃亡，还把士的家属集中于洛阳等地，作为人质，加
强控制。

《三国志·魏书·辛毗传》载，文帝曹丕黄初元年，迁冀州士家5万户于洛阳，如以每士的家属有4 口人计，迁来洛阳的人口数不下20万。

曹魏洛阳屯田实施的结果，虽然是以广大人民付出辛勤血汗为代价的，但它毕竟使中原“州里萧条”的残破局面有了改变，人口也得以增殖和发展。

自寿春(安徽寿县)到京师洛阳一带，原来是军阀混战的中心，城市、田园化为废墟，民户丧亡，赤地千里。

实行屯田后，出现了“鸡犬之声，阡陌相属”的繁荣景象。

据景元四年统计，魏辖州口，有户663423，口4432881，每州平均计户55285，口369407。

以此为基数来推估洛阳所在的司隶州有口约在50万左右，其中洛阳人口当不下30万。

西晋政权于公元265年在洛阳建立后，结束了三国分裂、战争的局面，实现了短期的统一，故西晋前期，社会安定，户口有所增加。

太康元年洛阳所在的河南郡统县口有户ll4400，以每户6.57人计，约有人口751608人。

在全国人口减少的情况下，洛阳及其附近人口有所增加，一方面说明曹魏在洛阳屯田时蓄积了大量人口；另一方面洛阳作为西晋首都又吸引了不少的机械迁入人口。

统一安定的局面没有维持多久，仅在统一后的十余年，就发生了“八王之乱”和“永嘉之乱”，洛阳又陷于分裂、混乱的状态。

“八王之乱”中的八王之一，河间王颙的部将曾一度攻人洛阳，“大掠洛中官私奴婢万余人，而西还长安。

洛阳附近的战乱，使少数民族长驱直入，“帝京(洛阳)寡弱，狡寇凭陵，遂令神器劫迁，宗社颠覆，数十万众，并垂饵于豺狼”。

八王之乱的结果，促成了匈奴贵族刘渊攻陷洛阳。

晋怀帝永嘉四年(310)刘渊死后，子聪立，次年派刘曜，王弥围攻洛阳，俘怀帝，纵兵烧掠，杀王公士民3万余人，史称“永嘉之乱”。

这种由胡汉贵族地主之间挑起的种族仇杀与掠夺的破坏，使洛阳人口又一次遭到严重的摧残。

之后，黄河中下游的人民，为辟逃战乱、饥荒和民族压迫，纷纷渡江南迁，形成了历史上空前的移民浪潮。

如果从西晋太康八年(298)算起，历东晋一代，到刘宗大明八年(464)为止，大约持续160多年。

据估计，西晋末年的全国移民总数为30万户，占西晋全国总户数的(377万户)十二分之一强；占迁出地区总户数的(50万户)的二分之一弱。

如以每户5日人计，移民总人数为l50万左右。

另据谭其骧先生《晋永嘉丧乱后之民族**》一文统计，河南迁出人口约为3万人，居侨居7位。

洛阳附近的移民亦史不绝书。

《晋书·王导传》载：“洛阳倾覆，中州士女避乱江左者十六、七”，《宋书·州郡志》：“中原乱，北州流民多南渡”。

随行南渡者，既有失去土地无计以生的一般流民，又有高官显贵。

《资治通鉴》卷87《怀帝永嘉五年(311)》载：“洛阳饥困，人相食，百官流亡者什八九”。

一些官宦人家多率宗族、宾客及乡党同行。

如北伐名将祖逖，原在洛阳做官，永嘉五年洛阳被刘聪攻占后，他带领宗族部曲数百家南迁，寄居京口(今江苏镇江)。

在南徙流民中有入闽者，据说“客家”可能就是这个时期开始从中原移居南方的先辗转到福建，明清时叉移居台湾。

所以在台湾长辈对下辈的传授中，从未称台湾人为闽南人，而称自己是“河洛人”，说明台湾人在更早的时期居住在河、洛一带．很可能就在西晋末从河洛迁去的。

人口除南迁外，还向其它方向流徙。

《晋书·张轨传》上载：“京洛陷……中州辟难来者，日月相继，分武威，置武兴郡治(今甘肃武威)以居之”。

也有少数外籍人流入洛阳柏。

惠帝末年“河东、平阳、弘农、上觉诸流人之在颍川、襄城，汝南、南阳、河南(洛阳)者数万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