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稼轩的用典

浅析辛词用典原因

——驳“掉书袋”论

摘要：稼轩词在宋词作家中数量居第一，就质量看也堪称大家。中国文学史上对于辛词多用典的看法也各持己见，特别是有部分学者认为其有“掉书袋”之嫌。其实，辛词用典是有着深刻的社会历史文化根源的。这与作者所处的政治形势、文化传统及其个人追求有关。

关键词：辛词用典掉书袋原因

辛弃疾，字幼安，号稼轩，山东历城人，南宋著名爱国词人，杰出的抗金将领。一生写作了大量的诗词文章，现存诗文较少，词有六百二十九篇，以邓广铭《稼轩词编年笺注》和《辛稼轩诗文钞存》最为完备。稼轩词在宋词作家中数量居第一，就质量看也堪称大家，陈廷悼曾称辛弃疾为“词中之龙”。然而，刘克庄《跋刘叔安感秋八词》一文指出“近岁放翁、稼轩，一扫纤绝，不事斧凿，高则高矣，但时时掉书袋，要是一癖。”而对于辛弃疾词的这一弊端，与辛弃疾关系很密切的岳珂，曾当着辛弃疾的面予以指出。王辉斌也在《唐宋词史论稿》指出辛词用典过多，有“掉书袋”之诟病。据资料统计,《稼轩词》今存的629首词中用典的广博而精当是超过前人的,稼轩用典之词有338首,占辛词一半以上,且典故内容十分丰富。对于辛词多用典的事实，我们不能只看词的外在表现形式，而应该将其放在特定的社会历史文化背景中去分析。辛词用典是有着深刻的社会历史文化根源的，这与作者所处的政治形势、历史背景、文化传统及其人生追求有关。

一、坎坷身世下积压的情感

辛弃疾生当南宋中叶,正是宋金对峙、民族矛盾十分尖锐、中原人民抗金要求不断高涨的时期。辛家世代为官，祖父辛赞为家计所累，未能脱身南下，屈身仕金，任亳州谯县县令。辛弃疾父亲早亡，幼年即随祖父在谯县任所读书。辛弃疾祖父辛赞虽屈身事金，但不忘家国，每逢闲暇，即带辛弃疾“登高望远，指画山河”，讲述“靖康之耻”，要他学文习武，伺机报国。因此，辛弃疾最终走上了反金的道路。正史记载了辛弃疾追印信、斩义端、生擒叛将张安国等的一系列事迹，他一直被视为一位具有传奇色彩的大英雄，智勇双全的抗金将领。这些壮举，多次在他的诗中出现：“壮岁旌旗拥万夫，锦衤詹突骑渡江初。燕兵夜娖银胡革录，汉箭朝飞金仆姑。”（《鹧鸪天·壮岁旌旗拥万夫》）然而，辛弃疾回到南宋后，朝廷对这样一位爱国将领却并不信任，四十多年间对他是时用时弃。每当国有危难时就把他招来用几天，一旦朝廷听见了一些诽谤之言，又抛弃他，让他闲几年。就这样，在断断续续被使用的二十多年间，有三十七次频繁调动，使得这位立志报国、建功立业的志士的人生道路曲折坎坷，多灾多难。尽管如此，辛弃疾总是忘不了恢复中原，积极抗金，他总是为社稷、为苍生献计献策，尽心尽职，表现了自己非凡的才能。他的政治报负和社会现实不能相容,他在政治上的孤危地位和屡遭毁谤的身世又警戒他不能肆意逞辞,这就使他有时不得不把眼光转向历史,运用大量的典故,托古喻今,“英雄感怆有在常情之外。”[1]于是古人、古事、古语纷纷奔赴于他的笔下。

二、对传统文人文化的继承

在中国文人传统文化中，怀才不遇的文人多采用借古喻今的方式来抒发自我情感。当时,有很多爱国词人,如李纲、张孝祥、陆游、陈亮等在创作上都不乏用典之作,用典已不完全是文学表现技巧问题,而成为词人们发泄满腔悲愤的手段之一，甚至已成为中国文人的传统方式。对词人来说,借经引史以古讽今,更便于发泄郁积在心中的愤慨不平和向统治

者表忠心。

辛弃疾正是这样,他借用典故来抒其不平,表其志向。辛词典故中所关涉的人物主要是具有超常智慧和英雄性格的名将、勇士、义士、侠士、名相等,还有在历史上有作为的帝王。如《永遇乐·京口北固亭怀古》借孙权和刘裕表达自己坚持收复中原的雄心大志。《八声甘州·夜读<李广传>》和《卜算子·漫兴》两首借写李广来讽刺南宋当权者,表达自己不被重用的满腔愤懑与悲哀。《贺新郎·别茂嘉十二弟》借李陵别苏武、荆轲别燕太子来寄托自己南归以后报国无路的心情等等。辛词豪放沉郁的艺术风格正是他深刻的历史意识的体现。词人的爱国热情、远大报负经常化为抚今追昔的艺术表达方式。离开了这种方式,辛词的思想价值和艺术风格就很难体现出来。[2]

辛弃疾选用用典这种手法表达方式是符合中国封建社会的权力构成结构的。以《永遇乐·京口北固亭怀古》为例，明杨慎谓稼轩词“当以京口北固亭怀古《永遇乐》为第一。

[3]而岳珂曾批评稼轩词的“掉书袋”也以此作为例的。此诗中先后用了“孙仲谋处”、“寄奴曾住”、“金戈铁马”、“元嘉草草”、“封狼居胥”、“佛狸祠下”、“廉颇老矣”等典故。王辉斌教授认为“这些典故，均有很深广的历史性，若用以阅读尚可，如果配乐传唱，恐怕只有一些文化精英听众才能当场明其意，而一般市民是很难听懂其所云为何的。”[4]并以此为据得出了稼轩词“掉书袋”这一诟病。那么何为“掉书袋”呢？

《现代汉语词典》解释为“讽刺人爱引用古书词句，卖弄才学。”很显然，这是一个贬义词。对于辛弃疾爱用典故，这是文学界公认的。但说他卖弄才学，却不能得到完全认同。辛弃疾的词多用典故并不是为了卖弄他的才学，而是为了向统治者表达自己的意愿与情怀。在中国封建社会，通过科举制度选拔官吏，文化精英不仅社会地位高，而且多属于统治阶级上层或最接近统治阶级。而文化精英，特别是正统的知识分子，更喜欢博学之作。因而，只有文化精英是其听众，这是他有针对性的选择的对象，并不是其不懂“正词”之道；词中多用典，也不是刻意为了卖弄才学，而是刻意去接近知识分子的一种手段。

三、理学和宋诗潜移默化的影响

辛词用典还与宋代理学的兴盛和诗歌创作的影响有关。我国理学兴于北宋中期，理学家着重研究和注释儒家经典,他们认为孔子儒家之道至“孟子没而不传”,便以继孔孟之道为己任,故又称道学。辛弃疾生活的南宋中期是理学的鼎盛时期，作为社会中的个人，他不免受时代思潮的影响，并在其作品中表现出来。如辛弃疾送别门人范开而作的《醉翁操》仿《离骚》体词云：“长松,之风。如公,肯余从,山中。人心与吾兮谁同？湛湛千里之江,上有枫。哈送子于东,望君之门兮九重。女无悦己,谁适为容？不龟乎药,或一朝兮取封。昔与游兮皆童,我独穷兮今翁。一鱼兮一龙,劳心兮忡忡。唁命与时逢。子取之食兮万钟。”词中大量使用《楚辞》语句外还使用了《世说新语》、《史记》、《诗经》、《庄子》、《孟子》中的语句,拉杂并用,笔势粗豪,写出深蕴的“平生不平事”。

诗歌作为中国传统文学史上的正统地位，对后来兴起的词、小说、杂剧等文学体裁有着潜移默化的影响。作为饱读诗书的传统知识分子，辛弃疾不免受到宋代诗歌影响，并在其作品中表露出来。宋代诗人在诗歌创作方面,讲究遣词、造句和用典等技巧。江西诗派创始人黄庭坚欣赏古人,提倡诗歌创作要“无一字无来处，”他在《答洪驹父书》中说:“自作语最难。老杜作诗,退之作文,无一字无来处。盖后人读书少,故谓韩杜自作此语耳。古之能为文章者,真能陶冶万物,虽取古人之陈言,入于翰墨,如灵丹一粒,点铁成金也。”宋诗作者、评者,对于一字之有无来历,斤斤计较,这是宋代诗人的创作精神,在用典方面也多有讲究。宋代蔡居厚说:“荆公尝云:‘诗家疾使事太多。’盖皆取其与题合者类之,如此乃是编事,虽工何益。若能自出己意,借事以相发明,情态毕出,则用事虽多,亦何所妨。”[5]大抵是说用典贵在精切、自然、变化,即所谓“用事工者如己出。”[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