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关于东方社会主义的理论的内容是什么

马克思关于东方社会主义的理论的内容是什么
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理论是一个内容极为丰富的思想体系，它不仅是一般的社会历史观，而且是包括西方社会和东方社会各自的特点及其发展规律的学说。

马克思主义的东方社会理论，就是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以占世界人13的大多数的广大东方国家为对象，特别是以印度、俄国和中国社会的历史、现实及未来发展趋势为典型，所进行的理论概括和总结。

虽然这一理论长期以来，由于种种原因，没有为更多的人所重视，然而，中国人民革命的胜利和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的成功，都是在以马克思主义及其东方社会理论的指导下取得的。

综合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所阐述的东方社会理论，它的实质用一句话概括起来就是，东方社会由于自身历史所形成的特点，在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已经发展到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在先进国家无产阶级的帮助下，俄国及东方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在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的领导下，结成工农联盟，积极参加并领导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就可以在取得革命胜利后，跨越资产阶级专政的资本主义社会，过渡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

马克思主义东方社会理论的提出，涉及到怎样理解人类社会演进的一般规律的问题。

马克思从世界历史的高度，总结了西方和东方人类社会的发展历史，概括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普遍规律，从而揭示了人类社会演进的几个时代的一般进程和顺序。

否定这个一般演进的秩序，把历史看作是杂乱无章的或可以随意摆布的东西，也就否定了历史的规律性，这显然是一种历史唯心主义。

但是，马克思也从来反对用一个固定不变的模式去裁剪世界历史，坚持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实在过程是一般性与多样性的统一。

因此，概括出历史的一般演进秩序，并不是要求每个国家或民族都必须一丝不差的依次经历一番，并且每个时代必须经历同样长的时间，遭受同样多的曲折，不容许有任何的跳跃。

可以说，马克思正是基于这种普遍性与特殊性结合的原则，才创立了他的东方社会理论。

所以马克思在提出东方社会理论的同时，就批评了有的人将他在《资本论》中“关于西欧资本主义起源的历史概括彻底变成一般发展道路的历史哲学理论的观点，批评了那种认为一切民族，不管他们所处的历史环境如何，都注定要走这条道路的机械论观点，明确指出，“他这样做，会给我过多的荣誉，同时也会给我过多的侮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130页)。

在此需要指出的是，尽管马克思所提出的俄国通过革命，以农村公社作为“俄国社会新支点”的设想未能变成现实，但是他提出的这种社会发展的辩证法，却是有重大指导意义的。

列宁正是根据这种社会发展的辩证法，领导俄国无产阶级取得革命胜利的。

马克思主义关于东方社会发展途径特殊性的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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俞良早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注意到俄、中等东方国家的社会状况具有与西方不同的特点，研究和预见了东方社会发展途径的特殊性，形成和提出了东方社会发展途径特殊性的理论。

一、马克思思想的启示
本文所说的东方社会发展途径，主要指东方一些国家的社会主义发展途径，或者说东方一些国家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

马克思、恩格斯在世时，俄、中等东方国家的社会主义运动或者未得到充分发展，或者
尚未形成，所以马克思、恩格斯未能就东方社会发展途径的特殊性作深入地研究，未能就这个问题形成和提出深刻的理论。

可是，他们的有关思想对人们研究东方社会发展途径的特殊性具有启示的作用。

马克思在俄国社会发展途径能否不同于西方的问题上，持小心谨慎的态度，给人们以重要的启示。

从19世纪中叶起，俄国的社会主义者就在探讨俄国能否走一条不同于西方的社会发展道路的问题。

当时俄国存在着“农村公社”。

在“农村公社”里，土地公有，分配给农民使用，定期轮换，农民不得放弃土地，不得买卖土地；农民的住房、菜园以及生产工具个人所有；农民以家庭为单位生产劳动，劳动成果归个人所有；国家通过“农村公社”管理机构向农民征收赋税。

显然，这是原始共产主义社会遗留下来的社会组织。

可是俄国的民主主义思想家赫尔岑、车尔尼雪夫斯基以及他们之后的民粹主义者都认为，俄国可以实现一条不同于西方的社会发展途径，即避免资本主义发展的过程，避免形成人数众多的无产阶级，依靠农民的力量，推翻沙皇制度，在“农村公社”的基础上实现社会主义。

他们认为，正是“农村公社”，体现出俄国实现社会主义的条件优越于西方，所以俄国的社会发展途径将不同于西方。

对于俄国民主主义者和民粹主义者的观点，马克思持小心谨慎的态度，未作明确的肯定或否定的表态。

通过研究马克思的著作，可以看清和确认他提出的一个观点是：论证西欧资本主义起源的理论不能用来论证俄国问题。

1877年10月，俄国某革命家在《祖国纪事》杂志上发表文章，断言马克思否定赫尔岑关于俄国“农村公社”作用的观点，曲解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起源的理论，认为这一理论在世界各国的社会发展中都起作用。

马克思明确指出，他没有否定过赫尔岑关于“农村公社”作用的观点，《资本论》中关于资本主义起源的理论也只是论证了西欧的情况。

他说：“他一定要把我关于西欧资本主义起源的历史概述彻底变成一般发展道路的历史哲学理论，一切民族，不管它们所处的历史环境如何，都注定要走这条道路，……但是我要请他原谅。

他这样做，会给我过多的荣誉，同时也会给我过多的侮辱。

”[1]（P341）意思是说，他没有就资本主义的起源提出一个在西欧和东方的俄国都起作用的理论，俄国社会发展的情况可能不同于西方。

1881年2月，俄国革命家维&S226;伊&S226;查苏利奇给马克思写信，表示马克思的《资本论》在俄国极受欢迎，其中的思想引起了俄国革命者浓厚的兴趣，并且请求马克思就俄国国内争论着的关于农村公社的命运发表意见，请求马克思谈一谈关于“世界各国由于历史的必然性都应经过资本主义生产各个阶段的理论的看法”。

马克思为了给维&S226;伊&S226;查苏利奇复信，先后起草了3个复信草稿和正式的复信。

他在复信初稿中写道，资本主义生产的起源，实质上是生产者和生产资料的彻底分离，其全部过程的基础是对农民的剥夺。

这种剥夺只是在英国才彻底地完成了，但西欧的一些国家都正在经历着同样的运动。

既然俄国农民占有土地的情况与西欧的情况大不一样，那么论证西欧情况的论述或理论就不能用来论证俄国的情况。

同时可以看出，马克思的有些论述具有俄国可以走不同于西方发展途径的新途径的思想倾向，因为它强调了俄国走新途径的许多有利条件。

马克思强调，如果俄国资产阶级的代言人否认农村公社进化到社会主义社会的理论和可能性，“那么，可以向他们提出这样的问题：俄国为了获得机器、轮船、铁路等等，是不是一定要像西方那样先经过一段很长的机器工业的孕育期呢？也可以向他们提出这样的问题：他们怎么能够把西方需要几个世纪才建立起来的一整套交换机构（银行、股份公司等等）一下子就引进到自己这里来呢？”[1]（P766）意思是说，俄国既然可以从西方引进机器、轮船、铁路等工业技术，可以从西方引进银行、股份公司等经济组织，那么它也可以从西方引进先进的社会制度（即西方先建立起公有制的社会主义制度，俄国可以学习和引进）。

如果这样的话，俄国的社会发展途径的确不同于西方，至少它不会像西方那样经历漫长的资本主义发展过程。

可是，马克思的有些论述又表明俄国不可能走不同于西方发展途径的新途径。

他在复信初稿中以大量的事实说明，俄国农村公社面临崩溃的危险。

沙皇政府压迫和剥削农村公社，新生资产阶级通过吮吸农村公社的血液而发财致富，种种破坏性影响将导致农村公社灭亡。

如果这样的话，则俄国不可能走不同于西方发展途径的新途径。

它将同样走上资本主义道路，遭受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的种种痛苦。

事实说明，马克思在复信初稿中表达的思想是小心谨慎的。

他考虑到了事物发展的两个趋向：或者俄国可以走不同于西方发展途径的新途径，或者由于农村公社的灭亡而俄国不得不走同西方发展途径相同的途径。

马克思的正式复信概括地表达了他的小心谨慎的态度和对俄国能否走新途径难以确定的观点。

他写道：
“由此可见，在《资本论》中所作的分析，既没有提供肯定俄国农村公社有生命力的论据，也没有提供否定农村公社有生命力的论据，但是，我根据自己找到的原始材料对此进行的专门研究使我深信：这种农村公社是俄国社会新生的支点；可是要使它能发挥这种作用，首先必须排除从各方面向它袭来的破坏性影响，然后保证它具备自然发展的正常条件。

”[1]（P775）他的意见是，《资本论》中的原理只能有效地运用于西方，不能用来论证俄国问题，不能用来说明俄国农村公社有生命力或没有生命力。

俄国农村公社也许可能成为俄国社会新生的支点，但是必须排除对它的各种破坏性影响——做到这一点是十分困难的。

所以，农村公社能不能成为俄国社会新生的支点，或者说俄国能不能走不同于西方途径的新途径，是难以确定的。

马克思在俄国社会发展途径能否不同于西方的问题上持小心谨慎的态度，给人们的启示是：不要以为东方国家的社会发展途径将会同西方一样，不要以为东西方有一个统一的发展途径或模式，也不要寄希望于在经典著作中找到关于东西方普遍有效的社会发展途径的理论。

在一定的历史时期，东西方在经济、政治和文化状况上有较大的差别，社会发展的途径也应该有所不同。

东方国家的工人阶级执政党应该从本国的国情出发，选择同本国国情相适应的发展途径，而不能盲目地照搬别国途径，特别是不能盲目地照搬西方的社会发展途径。

二、关于苏俄社会发展途径的特殊性
列宁领导了苏俄的社会主义建设，并且取得了伟大的成就，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教训。

他在实践过程中就苏俄社会发展途径的特殊性，阐述了重要的思想。

早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列宁在有关文章中分析革命形势、革命前景和革命道路时指出：“一切民族都将走向社会主义，这是不可避免的，但是一切民族的走法却不会完全一样，在民主的这种或那种形式上，在无产阶级专政的这种或那种形态上，在社会生活各方面的社会主义改造的速度上，每个民族都会有自己的特点。

”[2]（P163）这是列宁在自己的著述活动中最先明确地论及各个国家选择自己的社会发展途径的问题，也是世界社会主义史上关于这个问题的最早的比较有影响的论断。

在这里，列宁是从一般的意义上，即从世界上所有的民族和国家向社会主义过渡的视角上来论述这个问题的。

也就是说，他尚未从特殊的意义上，即从经济文化相对落后国家向社会主义过渡的视角上来论述这个问题。

十月革命胜利初期，列宁着眼于经济文化相对落后的俄国向社会主义过渡，提出了俄国的社会发展途径区别于西方国家发展途径的思想。

1918年春，俄国的苏维埃政权已经基本得以巩固，列宁领导党和国家政权把工作重心转到了生产建设上。

在4月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会议上的报告中，列宁就俄国革命和西欧以后的革命作比较时说：“一个落后的国家开始革命比较容易，因为在这个国家里敌人已经腐朽，资产阶级没有组织起来，但是要把革命继续下去，就需要万分谨慎、小心和坚忍不拔。

西欧的情况将会不同，那里开始革命要困难得多，要继续下去却容易得多。

”[3]（P233）他之所以认为俄国革命比西欧革命难以继续，在于他看到俄国由于经济文化落后，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物质条件差，因而困难多。

他的这一思想里，包含有俄国的社会发展途径将区别于西方国家发展途径的思想。

俄国的工作重心转移以后，党和无产阶级面临的任务之一是管理俄国。

根据列宁的思想，苏维埃政权将推行国家资本主义，通过国家资本主义的途径来加强管理。

可是党内有的人反对推行国家资本主义，认为这是一种倒退。

列宁在《苏维埃政权的当前任务》、《论“左派”幼稚性和小资产阶级性》等文章中指出，俄国是一个小农在经济上占优势的国家，相对于这种情况而言，国家资本主义是一个巨大的进步，如果德国革命迟迟不发生，俄国人民的任务是学习德国人的国家资本主义，全力仿效这种国家资本主义。

如果看不到俄国小农占优势的事实，不承认这个现实，不研究俄国经济建设的途径或道路，不知道俄国的社会发展途径将不同于其他国家，盲目地反对国家资本主义，这是一个经济错误。

显然，列宁在这里表明了俄国的社会发展途径将区别于其他国家发展途径的思想。

在这一时期，为了尽快恢复和发展生产，苏维埃政权决定吸收旧社会过来的管理人员和技术人员，吸收某些接受苏维埃国家政策的旧企业主，参加生产建设工作，并且决定付给他们很高的工资。

于是，党内有的人反对说，这是对资产阶级的妥协。

在上述文章中，列宁针对这种论调说：“我们目前正处在一种特殊的情况下，就是说，我们俄国无产阶级在政治制度方面，在工人政权的力量方面，比不管什么英国或德国都要先进，但在组织像样的国家资本主义方面，在文明程度方面，在从物质上和生产上…实施‟社会主义的
准备程度方面，却比西欧最落后的国家还要落后。

正是由于这种特殊情况，工人们目前有必要对那些最文明、最有才干、最有组织能力、愿意为苏维埃政权服务并且诚心诚意地帮助搞好大的和最大的…国家‟生产的资本家实行特殊的…赎买‟，这难道还不明白吗?”[3]（P285）这里的意思也是强调俄国情况的特殊性，即俄国由于经济文化落后，文明程度低，所以要采取一些特殊的办法恢复和发展生产。

显然，在列宁看来，这些特殊的情况和特殊的办法证明，俄国的社会发展途径不同于西方国家的发展途径。

新经济政策时期，列宁从俄国小农占人口大多数的事实出发，明确地提出了俄国的社会发展途径不同于其他国家发展途径的思想。

1921年3月以后，俄国进入新经济政策时期。

在这一时期，党和无产阶级的任务是结束国内战争时期不得不实行的战时共产主义体制，用一种新的途径恢复和发展经济，完成俄国向社会主义过渡的任务。

这时，列宁在考虑俄国新的过渡途径时，明确地论述了俄国的社会发展途径不同于其他国家发展途径的思想。

在俄共（布）十大上，列宁在代表党中央所作的政治工作报告中，在讲到过渡问题时说，根据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只有具备了实力雄厚的大工业基础，才能保证实现过渡的任务，“而在我国，第一个特点……就是我国的无产阶级不但是少数，而且是极少数，占大多数的是农民。

”[4]（P21）他认为，由于这种情况，俄国无产阶级需要同小生产者打好多年的交道，这样就有必要在经济生活中实行自由贸易。

在这次大会上，在关于以实物税代替余粮收集制的报告中，列宁在讲到无产阶级同小农的关系时，再一次说道：“毫无疑问，在一个小农生产者占人口大多数的国家里，实行社会主义革命必须通过一系列特殊的过渡办法，这些办法在工农业雇佣工人占大多数的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里，是完全不需要采用的。

”[4]（P50）他认为，俄国由于小农占大多数，这样的国家只有在两个条件下才可能实现向社会主义过渡，一个条件是它的革命能够及时地得到几个先进资本主义国家革命的支持，另一个条件是掌握政权的无产阶级同小农之间达成妥协，即国家政权实行一系列有利于小农生活和生产的措施。

在这里，列宁将俄国的过渡办法同其他国家的办法作对比，明确地说它们之间是不相同的。

在《论粮食税》一书中，列宁在分析了俄国经济十分落后和俄国不能采取发达国家的过渡办法之后，正确地提出：“在最近这几年，必须善于考虑那些便于从宗法制度、从小生产过渡到社会主义的中间环节。

”“既然我们还不能实现从小生产到社会主义的直接过渡，所以作为小生产和交换的自发产物的资本主义，在一定程度上是不可避免的，所以我们应该利用资本主义（特别是要把它纳入国家资本主义的轨道）作为小生产和社会主义之间的中间环节，作为提高生产力的手段、途径、方法和方式。

”[4]（P217）在列宁看来，需要“中间环节”，是俄国的社会发展途径同西方国家发展途径的主要区别。

列宁逝世前夕，就这个问题又阐述了重要的思想。

当时，前孟什维克理论家苏汉诺夫出版《革命札记》，攻击说俄国不具备社会主义革命的条件，布尔什维克革命违背了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的原理。

针对此，列宁指出，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只有在生产力高度发展的基础上才可进行社会主义革命，这是世界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可是“世界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不仅丝毫不排斥个别发展阶段在发展的形式或顺序上表现出特殊性，反而是以此为前提的。

”[5]（P370）他认为，俄国是介于西方文明国家与东方落后国家之间的国家，所以俄国革命势必表现出某些特殊性，这些特殊性使俄国革命区别于西欧国家的革命，但是“它符合世界历史发展的总路线”。

在列宁看来，这种特殊性就在于，由于世界大战激化了俄国国内的阶级矛盾和社会矛盾，造成了工人革命与农民战争相结合的局面，所以俄国无产阶级趁势夺取了政权；虽然俄国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条件比较差，但俄国人民可以利用手中的政权创造必要的物质条件，并且在这个基础上走向社会主义。

这就是他所说的：“为了建设社会主义就需要文明。

好极了。

那么，我们为什么不能首先在我国为这种文明创造前提，如驱逐地主，驱逐俄国资本家，然后开始走向社会主义呢?”[5]（P372）他还预见道：“在东方那些人口无比众多、社会情况无比复杂的国家里，今后的革命无疑会比俄国革命带有更多的特殊性。

”[5]（P372）列宁的这些思想，也属于俄国的社会发展途径区别于其他国家发展途径的思想，或者说苏俄社会发展途径特殊性的思想。

三、关于中国的建设与社会发展“走自己的路”
新中国建立以后，毛泽东在领导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中尽管有一些失误，但是他已经提出了把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同中国实际相结合以及从本国实际出发建设社会主义的思想。

上个世纪50年代初中国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时，一是由于中国和苏联同属于由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
家，经济建设事业得到了苏联的援助，二是由于中国刚刚开始新的事业，缺乏经济建设的经验，所以中国必须学习和借鉴苏联的建设经验。

可是，学习和借鉴有一个态度和方法的问题。

1956年4月，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的讲话中讲到必须学习一切国家的长处时指出：“但是，必须有分析有批判地学，不能盲目地学，不能一切照抄，机械搬用。

”“对于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经验，也应当采取这样的态度。

过去我们一些人不清楚，人家的短处也去学。

”[6]（P41）他举例说，当时苏联政府机构里有电影部和文化局，中国没有电影部和文化局，而是设立了文化部和电影局，于是中国有的人认为自己犯了错误，表示要向苏联学习，可是苏联不久也改设文化部了，这说明苏联的事物不一定件件都有长处，中国不能件件事都向苏联学习。

在此讲话中，毛泽东在讲到必须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时指出：“我们要学的是属于普遍真理的东西，并且学习一定要与中国实际相结合。

如果每句话，包括马克思的话，都要照搬，那就不得了。

我们的理论，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

”[6]（P42）在这里，毛泽东已经十分明确地提出了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以及从实际出发办事的思想。

1957年2月，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中再次提出，为了使中国变为强大的工业化国家，必须认真地学习苏联的经验，但是要讲究学习的态度。

他说：“学习有两种态度。

一种是教条主义的态度，不管我国情况，适用的和不适用的，一起搬来。

这种态度不好。

另一种态度，学习的时候用脑筋想一下，学那些和我国情况相适合的东西，即吸取对我们有益的经验，我们需要的是这样一种态度。

”[6]（P242）这里的思想也是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的实际相结合，从中国的实际出发做工作和搞建设。

1959年2月，毛泽东接见智利《最后一点钟》报社的领导人，同他一起探讨马克思主义理论生命力的问题。

当该报社领导人说到理论需要创新和需要有一种新方案时，毛泽东指出：“马克思活着的时候，不能将后来出现的所有的问题都看到，也就不能在那时将所有的这些问题都加以解决。

俄国的问题只能由列宁解决，中国的问题只能由中国人解决。

”[7]（P5）意思是说，马克思主义理论需要随着时代的步伐而前进，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运用则需要以变化了的历史条件为转移，灵活运用。

20世纪60年代初，中苏关系出现裂痕，苏联撤走了专家。

1963年9月，毛泽东在会见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代表团时说：“正是在1960年的这个时候，苏联撤走专家，到现在已经三年了，我们的工业建设搞出了许多自己的经验。

离开了先生，学生就自己学。

有先生有好处，也有坏处。

不要先生，自己读书，自己写字，自己想问题。

这是一条真理。

”[7]（P5）即认为由自己解决自己的问题，是一条真理。

他还说：“从那以后，我们就懂得要自己想问题。

我们认识中国，花了几十年时间。

中国人不懂中国情况，这怎么行？”“马列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这个口号就是在延安整风时提出的。

这个口号写进了1957年莫斯科宣言，那里面说马列主义普遍真理要与各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

外国经验，不管是哪一个国家的，只能供参考。

”[7]（P339）在这里，他对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实际相结合作了多角度的强调，一是从历史的角度作了强调，认为这是延安整风时就已经产生的“共识”，二是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角度作了强调，认为1957年莫斯科宣言已经载入了这一原则。

虽然毛泽东有正确的认识和思想，但是从实践上看，他仍然有一些失误，即照搬别国发展模式的失误。

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的历史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

在我国改革开放的实践中，邓小平明确地、系统地阐述了中国建设与社会发展走自己的路的理论。

1979年3月，邓小平在党的理论工作务虚会上的讲话中，最先明确地提出这个问题。

在这个讲话中，他在讲到中国的现代化建设道路问题时说：“过去搞民主革命，要适合中国情况，走毛泽东同志开辟的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

现在搞建设，也要适合中国情况，走出一条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

”[8]（P163）在这里，他分析了中国国情的两个重要的特点：一是底子薄，由于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长期的破坏，中国成了贫穷落后的国家；二是人口多，耕地少，在生产还不够发展的条件下，吃饭、教育和就业都成为问题。

他指出，由于这些特点，中国的现代化必须是中国式的，必须从这些特点出发。

以后，他不断地强调这个问题。

同年12月，他在会见日本首相大平正芳时的谈话中说：“我们要实现的四个现代化，是中国式的四个现代化。

我们的四个现代化的概念，不是像你们那样的现代化的概念，而是…小康之家‟。

”[8]（P237）1980年5月，邓小平在同中央有关同志的谈话中，在谈到正确处理兄弟党之间关系问题时说：“各国的事情，一定要尊重各国的党、各国的人民，由他们自己去寻找道路，去探索，去解决问题，不能由别的党充当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