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传统文化的当代价值

中华传统文化的当代价值

摘要：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在数千年的历史中创造的灿烂文化, 站在当下对中华文化做一些深入的挖掘和阐发，以适应当代中国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发展，开创有中国特色的文化,形成良好的科学发展观,为构建和谐社会提供历史的镜鉴和现实的渊源,促进全球文化的平等与交流,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关键词：传统文化；当代；价值

1.引言

中华传统文化，是中华文明成果的根本创造力，是民族历史上道德传承、各种文化思想、精神观念形态的总体。中华传统文化是以老子道德文化为本体、以儒家、庄子,墨子的思想、道家文化为主体等多元文化融通和谐包容的实体系。中华传统文化亦是中国5000年优秀文化的统领。然而传统文化究竟能为当代中国带来什么,又能在多元共生的全球对话背景下给世界以何种影响,需要我们深

入地反思与追问。[1]

2.文化体系

2.1历史背景

世界历史发展和现代化演进的经验表明，不同国家人民各自具有的精神气质和文化特征，反映了各不相同的国家精神和文化传统。黑格尔曾经在《历史哲学》中指出:“世界历史自身本质上是民族精神或国家精神的辩证法”，一个国家之所以能够引领世界历史，就在于其优秀的国家精神、文化传统。马克思、恩格斯在晚年反复强调：人类社会的进步并非只是生产力发展的结果，而是还要受到思想文化因素的制约。

2.2传统文化的现代演变

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在数千年的历史中创造的灿烂文化,它所蕴含的博大精深的内容,具有强烈的历史性、民族性和继承性,影响着我们今天的生活、制约着我们当今的教育。然而,在对待我国传统文化的态度及其传承上,当今人们却有着基本的文化判断力和理性的缺失。以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内涵入手,深入分析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当代价值。提出中国传统文化不能仅靠延续,更需要创造性的转换,使其得到良性的传承和发展。因此,摒弃出于对现实利益的得失和民族情节的片面做法,全面理性地认识我国传统文化,对于开创有中国特色的文化,形成良好的科学发展观,为构建和谐社会提供历史的镜鉴和现实的渊源,促进全球文

化的平等与交流,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2]

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文化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丰厚滋养。”中华文化源远流长，形成了底蕴深厚、影响深远的中华传统文化。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大观园中，诸子百家相映生辉，儒道释相融共生。习近平总书记2014年4月1日在比利时欧洲学院自豪地指出：“2000多年前，中国就出现了诸子百家的盛况，老子、孔子、墨子等思想家上究天文、下穷地理，广泛探讨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关系的真谛，提出了博大精深的思想体系。”

站在今天的时代节点和当下的实践要求来看，对于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无疑应该做一些深入的挖掘和阐发工作，以从中汲取筑梦圆梦的精神滋养。“深入挖掘和阐发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信、崇正义、尚和合、求大同的时代价值，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成为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源泉。”习近平总书记的这一论述，为此指明了方向。[3]

2.3传统文化的传承性

大体而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诸多因素值得大力张扬。诸如“天人合一”、“内圣外王”的精神境界，“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人生态度，“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道德原则，“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爱国情怀，“和而不同”、“和实生物”的价值追求，“天下为公”、“大同之世”的社会理想等等，凝聚了千百年来中华民族的生活经验、生存智慧，融入了中华民族的血脉之中，包含着中华民族最强大的精神基因。

但是，在对待中华传统文化道德价值观方面，我们不能有“懒汉思维”。正如我们不能简单地把西方社会的东西拿来就用，同样也不能把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东西也简单地拿来就用。任何道德、价值都有其历史社会形态属性。今日中国社会依然是一个努力追求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信、崇正义、尚和合、求大同的社会。但我们一定要看到今日中国社会的“仁爱”与当年尚处封建社会形态下的“仁爱”有本质的不同；今日中国社会的“民本”同样是社会主义社会形态下的“民本”而不是封建皇帝头脑中的“民本”；今日中国社会的“大同”追求是立足于“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自由发展的前提”这一共产主义的远大愿景，而不是小国寡民，老死不相往来的互不干涉。所以，在不割断血脉、不丢失基因的同时，我们一定要坚持古为今用、推陈出新，有鉴别地加以对待，有扬弃地予以继承；一定要加强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挖掘和阐发，努力实现中华传统美德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

3.中华传统文化当代价值的体现

3.1对东亚文化圈的影响

如果说，就东西方交往而言，中国传统文化发挥的是文化交流作用，那么，对于东亚儒家文化圈的国家和地区则不同，它深入社会、进入政策，成为对人民进行道德教化的内容。当然，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儒家伦理并不是东亚经济起飞的主要原因。“儒家资本主义”的提法作为对韦伯轻视东方文化特别是儒家文化、抬高西方文化的反击是有一定意义的，但并不科学。儒家学说存在已二千多年，资本主义在西方已经数百年，而东亚的经济起飞是最近几十年的事，显然不能把东亚经济的发展归之于儒家学说。东亚经济发展的原因很复杂，而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形成的经济和政治态势有利于东亚经济的发展是一重要方面。

儒家学说对东亚的经济发展有积极意义。因为东亚是在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充分暴露它的单纯经济发展模式的局限时起飞的，西方的价值观念的危机和道德沦丧使它们力图避免重蹈覆辙，比较成功地应用了儒家学说对市场经济下个人主义导向的一定程度的抑制、对血缘关系的亲近和家庭道德的巩固、对人际关系的和谐、对物质欲望无止境的追求的遏制等作用，形成有利于经济发展的较好的文化和道德氛围。以新加坡为例。新加坡1954年自治，1963年与马来西亚组成联邦，1965年与马来西亚分离获得独立。经过近二十年努力发展，经济成就卓著。可在经济发展同时，道德水平明显下降。年轻人追求西方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个人主义、拜金主义思潮流行，引起人们的注意。80年代初，大力提倡儒家伦理文化，并把儒家思想提升为国家意识，作为治国之纲，通过政府命令措施在学校进行儒家道德教育。经过努力，使社会风气有很大改变。日本和韩国也都注意在社会、家庭和企业中，推行儒家伦理中的一些规范来化解现代化所引起的矛盾和问题，取得了较好的效果。

当然，新加坡、日本、韩国并不是仅仅依靠儒家伦理，它们同时重视法制。邓小平说：“新加坡的社会秩序算是好的，他们管得严，我们应当借鉴他们的经验，而且比他们管得更好。”还说：“在整个改革开放过程中都要反对腐败，还是要靠法制，搞法制靠得住些”。[4]

东亚地区的现代化仍然是资本主义现代化，不过是有东亚特点的资本主义现代化。这个特点就是它的价值观念和道德规范具有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儒家特色。可资本主义现代化由于它自身的本性，它的道德状况不可能是田园牧歌式的理想状态。因为以私有制为基础的现代化，是以巩固和发展私有制为目的的。私人利益的驱动是这种现代化的内在动力，它不可避免地会滋长个人主义、拜金主义。恩格斯说过：“在利益仍然保持着彻头彻尾的主观性和纯粹的利己性的时候，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