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儒家思想在西方的传播和西方人眼中的儒学

第七章儒家思想在西方的传播和西方人眼中的儒学

本章学习要求:

从古至今，中国就始终处在于外部世界的交往中，儒家思想也一直在与外界的交往中变化和发展。特别是自中国的明朝，相应的在西方是文艺复兴以来，通过西方的传教士和汉学家的传播，儒家思想在西方世界加速了流传和被讨论的进程。文化的传播通常都是一个双向的过程。虽然，我们熟悉的是自明朝以来就存在着国人吸收西方文化的“西学东渐”说，但另一方面，殊不知，“东学西渐”也是从此悄然开始的。

学习目标：

通过本次课程的学习，使学员能够了解儒家思想在西方思想界传播的状况以及对于西方人思想的影响。

学习时数：

建议本章学习时长为2学时

课节安排：

第一节16世纪到20世纪儒家思想在西方的传播

第二节西方人眼中的儒家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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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16世纪到20世纪儒家思想在西方的传播

一、17-18世纪西方传教士对儒家思想的传播

从16世纪末期利玛窦(1552—1610)来华开始，一场轰轰烈烈的中西文化交流过程开始了，这是一次科学技术与文化的双向交流。最早将儒学传人西方的传教士们一踏上中国的土地，便开始思考基督教与中国传统文化的沟通与调适。明神宗万历十三年(公元1585年)，传教士在罗马出版了《中华大帝国史》。此后，儒家经典不断传人西方。他们一方面利用当时西方较为先进的科学技术向中国人宣传以博得中国人的好感，另一方面研究中国儒家经典和传统文化来了解和适应中国。如利玛窦等耶稣传教士来中国后，学习了大量的中华传统文化，并由利玛窦于1594年完成了对朱熹注的《四书》的拉丁文翻译工作，一般认为，他的《四书》拉丁文译本是儒家经典最早的西文译本，是用来帮助当时在中国传教的耶稣传教士们能够尽早了解中国的思想，更好更快地学习中国的文化。到

l7世纪末，在欧洲已经出现了十多本中国经典著作的译作。

自利玛窦以后欧洲学者开始注意中国，孔子也被尊为道德与哲学上的最博大的学者。卫方济(1651—1729)译《中华帝国经典》，其中包括四书、五经，可算当时最完备的译本，莱布尼茨等人关于中国的知识均受此书影响。白晋(1656—l730)、雷孝思(1666—1735)、刘应(1656—1727)、马若瑟(1656—1727)等人对《易经》《诗经》《书经》和《礼记》等都有研究。白晋、马若瑟和傅圣泽共同研究中国经籍，从中发掘与基督宗教义相合之处并写成《中国古书中基督教教义之遗迹》一书。而使欧洲人较深切地了解中国历史者，主要是耶稣会士的著作，到17世纪末叶已有数十种中国儒家经典译本在欧洲流行。欧洲学者研究中国文化和哲学的著作也不断涌现，影响逐渐超过中国经典本身。这部分作品因“礼仪之争”而产生，但它们对欧洲的影响大大超出“礼仪之争”的范围，成为欧洲人接触并了解中国宗教、思想和历史的主要依凭。

此外，除了礼仪之争问题导致儒家经籍被广泛而深入研究并流向西方

以外，年代学的研究也是一个中国传统文化被西方人广泛研究的契机。1658年，传教士卫匡国(1614—1661)神父发表了一部中华年代学著作《中国上古史》，其中讲了基督诞生以前的中国历史，有力地证明了在基督教以外中华文明的悠久历史，说明了基督教史学观的错误，在思想上对基督教的历史观是一个极大的冲击，因而在西方产生很大影响。西方对中国古老历史的发现经历了由启蒙到缓慢核实与考证，最后引起强烈的反响的漫长过程，这种发现促进了西方哲学的发展，同时也引起了人们对《圣经》有关世界起源的历史文献价值信仰的削弱。因此，儒家西传在当时和在任何时候都是哲学启蒙运动的起源和后果之一。

儒家思想在启蒙运动的一些思想家中就占据了重要位置。经济学中的重农学派的创始人魁奈尤其赞赏孔子的学说，曾写《孔子的简史》，认为所有学者中他是最伟大的人物，具有崇高的声望，立法明智，要求在人民中树立公正、坦诚和一切文明风尚的“贤明大师”等等。魁奈的门徒和学界名流把魁奈称为“欧洲的孔子”。魁奈在其专著《中国的专制制度》中，认为中国是一个建立在自然秩序基础上的国家。而由他建立的经济学说则直接受益于孔子的思想，以至于他竟说服了当时的法国国王以隆重的仪式按照中国的礼仪举行过全国性质祭孔仪式。伏尔泰等人则高举孔子人道思想的大旗，反对宗教神权、反对封建王权。在这一时期，中国古代的道德理性甚至由此成为法国启蒙思想的一个重要理论武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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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19世纪以后西方汉学家对儒家思想的研究

19世纪后，西方世界也出现了许许多多的汉学家，他们有的仍旧是传教士，但有的却是大学教授甚至普通学者，他们对中国文化的翻译，注释和传播为其本民族的人们了解中国增添了有力的砝码，同时也为他们本民族的思想提供了新的参考点。这其中，又有很多汉学家倾心于儒家思想，他们的研究精彩纷呈地给世界的儒学增添了活力。如德国的卫礼贤不仅翻译并出版了并出版了《论语》、《大学》、《孟子》、《易经》、《礼记》等，还写有许多论著来表明他对儒学的理解，他自命为儒家弟子，著有《孔子的意义》、《中国的儒教》、《孔子与儒教》等文，这些书籍和文章的出版大大地在西方世界传播了儒家学说。英国大科学家的李约瑟对中国甚为着迷，其多卷本《中国科学技术史》至今仍是不可多得的研究中国的“百科全书”。而李约瑟对儒家思想也有深入的研究，他对孔子提出并为后世中国所实践的"学而优则仕"原则给予了高度评价，他认为士阶层是中国两千年来掌握文学和行政的优秀知识分子，其次，李约瑟剖析了儒家思想学说对中国古代科学技术发展的影响。他认为儒家与道家学说共同构成了中国人思想深处“极其重要的历史背景”。总体上讲，他意识到儒家与道家的不同，儒家的“道”主要是指人世社会里道德的理想境界，宇宙亦以道德为经纬。他对儒家的道德观、价值观极为尊崇，他曾说：“儒家的学说是最富于社会意识和人道主义精神的；这是世界上任何地域的哲学思想所不能比拟的。”

在研究中国的汉学家中，美国学者的努力在当今世界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和影响。其中当代大汉学家费正清以及由他创办的哈佛大学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对当今世界汉学都有着极其重要的影响，被美国学术界称为“美国中国学奠基人”的费正清，试图从社会政治角度研究作为传统意识形态的儒学，为认识近现代中国社会的变革提供历史依据，这是费正清儒学研究的显著特征。正是基于此，它简单的讨论了儒学的基本原则、对政治的影响、儒学的变革以及许多西方中国学家所津津乐道的个人主义和人文主义等方面，并为西方人，特别是美国人描绘中国提供了一个大致的轮廓。二十世纪初，美国开始设立各种基金会来资助对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