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儒家思想在西方的传播和西方人眼中的儒学

第七章儒家思想在西方的传播和西方人眼中的儒学本章学习要求:从古至今，中国就始终处在于外部世界的交往中，儒家思想也一直在与外界的交往中变化和发展。

特别是自中国的明朝，相应的在西方是文艺复兴以来，通过西方的传教士和汉学家的传播，儒家思想在西方世界加速了流传和被讨论的进程。

文化的传播通常都是一个双向的过程。

虽然，我们熟悉的是自明朝以来就存在着国人吸收西方文化的“西学东渐”说，但另一方面，殊不知，“东学西渐”也是从此悄然开始的。

学习目标：通过本次课程的学习，使学员能够了解儒家思想在西方思想界传播的状况以及对于西方人思想的影响。

学习时数：建议本章学习时长为2学时课节安排：第一节16世纪到20世纪儒家思想在西方的传播第二节西方人眼中的儒家思想视频素材•笔记本•书签•学习档案第一节 16世纪到20世纪儒家思想在西方的传播一、17-18世纪西方传教士对儒家思想的传播从16世纪末期利玛窦(1552—1610)来华开始，一场轰轰烈烈的中西文化交流过程开始了，这是一次科学技术与文化的双向交流。

最早将儒学传人西方的传教士们一踏上中国的土地，便开始思考基督教与中国传统文化的沟通与调适。

明神宗万历十三年(公元1585年)，传教士在罗马出版了《中华大帝国史》。

此后，儒家经典不断传人西方。

他们一方面利用当时西方较为先进的科学技术向中国人宣传以博得中国人的好感，另一方面研究中国儒家经典和传统文化来了解和适应中国。

如利玛窦等耶稣传教士来中国后，学习了大量的中华传统文化，并由利玛窦于1594年完成了对朱熹注的《四书》的拉丁文翻译工作，一般认为，他的《四书》拉丁文译本是儒家经典最早的西文译本，是用来帮助当时在中国传教的耶稣传教士们能够尽早了解中国的思想，更好更快地学习中国的文化。

到l7世纪末，在欧洲已经出现了十多本中国经典著作的译作。

自利玛窦以后欧洲学者开始注意中国，孔子也被尊为道德与哲学上的最博大的学者。

卫方济(1651—1729)译《中华帝国经典》，其中包括四书、五经，可算当时最完备的译本，莱布尼茨等人关于中国的知识均受此书影响。

白晋(1656—l730)、雷孝思(1666—1735)、刘应(1656—1727)、马若瑟(1656—1727)等人对《易经》《诗经》《书经》和《礼记》等都有研究。

白晋、马若瑟和傅圣泽共同研究中国经籍，从中发掘与基督宗教义相合之处并写成《中国古书中基督教教义之遗迹》一书。

而使欧洲人较深切地了解中国历史者，主要是耶稣会士的著作，到17世纪末叶已有数十种中国儒家经典译本在欧洲流行。

欧洲学者研究中国文化和哲学的著作也不断涌现，影响逐渐超过中国经典本身。

这部分作品因“礼仪之争”而产生，但它们对欧洲的影响大大超出“礼仪之争”的范围，成为欧洲人接触并了解中国宗教、思想和历史的主要依凭。

此外，除了礼仪之争问题导致儒家经籍被广泛而深入研究并流向西方以外，年代学的研究也是一个中国传统文化被西方人广泛研究的契机。

1658年，传教士卫匡国(1614—1661)神父发表了一部中华年代学著作《中国上古史》，其中讲了基督诞生以前的中国历史，有力地证明了在基督教以外中华文明的悠久历史，说明了基督教史学观的错误，在思想上对基督教的历史观是一个极大的冲击，因而在西方产生很大影响。

西方对中国古老历史的发现经历了由启蒙到缓慢核实与考证，最后引起强烈的反响的漫长过程，这种发现促进了西方哲学的发展，同时也引起了人们对《圣经》有关世界起源的历史文献价值信仰的削弱。

因此，儒家西传在当时和在任何时候都是哲学启蒙运动的起源和后果之一。

儒家思想在启蒙运动的一些思想家中就占据了重要位置。

经济学中的重农学派的创始人魁奈尤其赞赏孔子的学说，曾写《孔子的简史》，认为所有学者中他是最伟大的人物，具有崇高的声望，立法明智，要求在人民中树立公正、坦诚和一切文明风尚的“贤明大师”等等。

魁奈的门徒和学界名流把魁奈称为“欧洲的孔子”。

魁奈在其专著《中国的专制制度》中，认为中国是一个建立在自然秩序基础上的国家。

而由他建立的经济学说则直接受益于孔子的思想，以至于他竟说服了当时的法国国王以隆重的仪式按照中国的礼仪举行过全国性质祭孔仪式。

伏尔泰等人则高举孔子人道思想的大旗，反对宗教神权、反对封建王权。

在这一时期，中国古代的道德理性甚至由此成为法国启蒙思想的一个重要理论武器。

上一页第1页下一页共3页•笔记本•书签•学习档案二、19世纪以后西方汉学家对儒家思想的研究19世纪后，西方世界也出现了许许多多的汉学家，他们有的仍旧是传教士，但有的却是大学教授甚至普通学者，他们对中国文化的翻译，注释和传播为其本民族的人们了解中国增添了有力的砝码，同时也为他们本民族的思想提供了新的参考点。

这其中，又有很多汉学家倾心于儒家思想，他们的研究精彩纷呈地给世界的儒学增添了活力。

如德国的卫礼贤不仅翻译并出版了并出版了《论语》、《大学》、《孟子》、《易经》、《礼记》等，还写有许多论著来表明他对儒学的理解，他自命为儒家弟子，著有《孔子的意义》、《中国的儒教》、《孔子与儒教》等文，这些书籍和文章的出版大大地在西方世界传播了儒家学说。

英国大科学家的李约瑟对中国甚为着迷，其多卷本《中国科学技术史》至今仍是不可多得的研究中国的“百科全书”。

而李约瑟对儒家思想也有深入的研究，他对孔子提出并为后世中国所实践的"学而优则仕"原则给予了高度评价，他认为士阶层是中国两千年来掌握文学和行政的优秀知识分子，其次，李约瑟剖析了儒家思想学说对中国古代科学技术发展的影响。

他认为儒家与道家学说共同构成了中国人思想深处“极其重要的历史背景”。

总体上讲，他意识到儒家与道家的不同，儒家的“道”主要是指人世社会里道德的理想境界，宇宙亦以道德为经纬。

他对儒家的道德观、价值观极为尊崇，他曾说：“儒家的学说是最富于社会意识和人道主义精神的；这是世界上任何地域的哲学思想所不能比拟的。

”在研究中国的汉学家中，美国学者的努力在当今世界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和影响。

其中当代大汉学家费正清以及由他创办的哈佛大学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对当今世界汉学都有着极其重要的影响，被美国学术界称为“美国中国学奠基人”的费正清，试图从社会政治角度研究作为传统意识形态的儒学，为认识近现代中国社会的变革提供历史依据，这是费正清儒学研究的显著特征。

正是基于此，它简单的讨论了儒学的基本原则、对政治的影响、儒学的变革以及许多西方中国学家所津津乐道的个人主义和人文主义等方面，并为西方人，特别是美国人描绘中国提供了一个大致的轮廓。

二十世纪初，美国开始设立各种基金会来资助对中国的研究。

一大批汉学家逐渐活跃于世界汉学研究的舞台，仅二十世纪上半叶就有拉铁摩尔、恒慕义、赖德烈、韦慕庭、顾兰雅、卜德、戴德华、林德贝克、杜勒斯等著名汉学家。

由于因各种研究取向（如历史学的，社会学的，或者哲学的）的不同，儒学研究的内部分歧使得研究不断深入，儒学研究开始涉及到中国传统文化中更深层次的东西，对不同于西方文化的儒家哲学认识论和本体论的初步探讨，形成了儒学研究对美国文化和社会的第一波冲击。

而二十世纪下半叶，随着一些华人力量的加入，美国的汉学家们对儒学研究的思维层次更加深刻，其研究方向也愈加多元了。

一批对中国儒家哲学思想体系颇有研究的专家学者活跃在舞台上。

比较著名的有狄百瑞、墨子刻、郝大维、安乐哲、施华慈、蒙罗、柯雄文、艾尔曼、张灏、秦家懿等人。

他们已不再局限于对儒学进行一般性的了解和介绍，或对儒学与基督教进行比较研究，而是力图通过对儒家文化千年发展史的分析研究，探讨儒学的本体论和认识论思想。

而且，其眼光也不再局限于对儒学的现代性阐述问题上，而是要对传统儒学进行超越性研究以探求儒学的未来发展之路，对儒学的宗教性进行研究和阐发的取向也越来越明显，认为“儒学在东亚更新的历史，将为21世纪提供多项学术研究的课题。

”进入九十年代以来，美国学者更加注重对儒学对现代社会的影响和启发问题的研究。

而且研究的重点侧重于对儒学的宗教性阐释和对美国社会的影响问题上。

如今，美国对儒学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

“集中就典型的英语文献而言，多数当代儒学研究的著作可以大致分成三类：制度性研究、生活-时代性的研究以及伦理-宗教性研究。

”这三方面的研究均出现了大量成果，代表着当今世界儒学研究的最高水平。

上一页第2页下一页共3页•笔记本•书签•学习档案第二节第西方人眼中的儒家思想在传教士阶段，由于传播儒家思想的真正目的是为了为其传播基督教思想打开方便之门，因此，彼时的传教士的儒学观作为一种来自异域文化的审视更加注重比较和吸收。

西方传教士认识到要成功地推进基督教的传播，必须理解、尊重与适应中国文化，对基督教作出适应儒学、适应中国文化的必要的变通与调适，故提出了“孔子加耶稣”的传教策略，并从调和、会通基儒关系的角度对儒学进行诠释。

传教士是从宣教的角度认识与研究儒学的，故其儒学观是从基儒比较、从基督教神学背景人手的。

他们把二者加以比较，指出其相通相似点，找到儒学中可加以比附的部分，利用它为基督教的利益服务；又指出两教相异相抵触之处，论证基督教高明于儒学，认为基督教可补儒学之不足，让人们接受基督教义。

来自传教士的最主要批评是儒学只重人伦而忽视了天伦，忽视了对超越层面的关注、对人的终极关怀，尤其是缺乏对独一真神的纯洁而坚执的信仰，导致了民间层面的多神教、泛神教信仰与文人层面的无神论。

在信仰问题上，儒家文化与基督教的执着与排他相比，显示了宽容性，但同时也是不坚定性，孔子本人对鬼神就是既不信其有也不信其无，“敬鬼神而远之”，其流风所及是塑造了鲁迅所说的“无特操”的国民性。

因此，最终，传教士们在认真研究了儒家思想后，并未真的能够找到攻破它的办法。

不过，置于中西文化、宗教文化与世俗文化比较的背景之下，对儒家文化进行审视，思路与视野会显得开阔得多。

传教士的儒学观在这个方面对后世西方的儒学研究的意义却是积极和持续的。

当今西方的儒学研究依旧不自觉不自觉的使得这些西方学者把儒家思想与西方思想比较来需求发现。

这其中又无可避免地令他们忘不了保持某种意义上的西方中心主义，而这正是斯宾格勒的《西方的没落》所竭力批判的。

例如，西方人的宗教情结会使得他们不自觉地试图将儒家思想看做一种宗教来研究，自利玛窦来华，儒教是否为宗教就在西方人中引起持续的争论。

而在现当代，这其中仍不乏许多以“儒教”为研究对象的名著，如马克斯•韦伯的《儒教与道教》。

在西方人眼中，儒家思想的确给人以一种彬彬有礼的感觉，但对普通的西方人来讲，儒家思想仍旧是神秘的。

他们对于中国以及中国精神的了解仍然很肤浅，以至于至今的西方民众还以为儒家即时专制的代名词。

不过，随着全球化发展，儒家思想在西方世界的传播会愈加广泛和深入，因此，西方人也将逐渐全面地认识到中国思想（儒家思想）的内容，并理解其合理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