徽州教育发达的原因

与徽州崇儒重教的文化传统有关。从汉代起直至元代，外地名族从各地分别是北方各省不断迁入徽州定居。这些迁徽的大族，不是出于显宦门第，就是出于儒学世家，他们继承了“崇儒尚教的优良传统，特别重视文化教育，走读书仕进、科甲起家之路。……由于世家大族的影响，随之也带来了徽州整个地区文化教育的繁荣兴盛。”（栾成显：《元末明初祁门谢氏家族及其遗存文书》，周绍泉、赵华富主编：《95国际徽学学术讨论会论文集》第48页，安徽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正如淳熙《新安志・风俗》所言：唐代以前，徽州“特多以材力保捍乡土为称”，故“武劲之风”较盛；唐末“黄巢之乱，中原衣冠避地保于此，后或去或留，俗益向文雅”。南宋以后，随着程朱理学被奉为官方哲学，朱熹的思想在徽州的影响不断加深，这种崇儒重教的传统也在不断加强。

徽商为徽州教育的发展提供了厚实的经济基础。经济是教育尤其是形式化教育存在和发展的基础，离开了经济的支持，教育的发展只能是空中楼阁。“贾而好儒”的徽商，对家乡子弟的教育和培养可谓情有独钟，他们凭借其财力的优势，多方位、多层次地资助和发展教育事业。徽州各级各类教育机构的创立和维护，无不和徽商结下不解之缘。所以，张海鹏先生说：“在徽州，是教育造就了一支‘儒商’，而这支‘儒商’在‘家业隆起’之后，又以他们的巨额利润反过来资助教育、发展教育。……可以说，没有徽商便没有发达的徽州教育，更没有那斑斓璀璨的徽州文化。”（张海鹏：《〈徽商与明清徽州地区教育发展〉序》，《安徽师范大学学报》2001年第1期）

宗族为徽州教育的发展提供了坚强的组织保证。徽州是中国封建社会后期宗族制度最为强固的地区之一，“堪称为正统宗族制度传承的典型”。这些具有深厚传统文化渊源的徽州宗族深知，宗族要发展壮大、强盛不衰，光靠经济的力量是不够的，更重要的是确立宗族在政治上和学术上的地位。而要确立这种地位，保持科名不绝，只有通过发展儒学教育才能实现。所以，徽州的强宗巨族都有强烈的教育追求，许多宗族都将创设教育机构，“悉力扶植”族内子弟业儒，作为宗族内的重大事务，并将其作为宗族规范书之于族规家训之中，张贴于祠堂祖屋之上，让子孙时刻谨记、世世遵守。徽州的各级各类传统教育机构，大多是由宗族主持创办、由宗族来组织管理的。

一大批名儒硕士热衷于教育事业，从而为徽州教育的发展提供了质量上的保证。徽州有一大批名儒硕士，如宋元时期的程大昌、吴儆、程逢午、胡一桂、胡炳文、陈定宇、倪士毅、郑玉、赵?，明清时期的朱升、汪佑、吴曰慎、施璜、戴震、程瑶田、凌廷堪等等，他们除著书立说外，不是讲学书院，就是潜心训蒙事业，许多人甚至在书院或蒙养教育的岗位上“终其一生”。这批名儒硕士，还在教材和讲义的编写、教学方法的改进、教学内容的选择等方面积极探索、不断创新，积累起丰富的教学经验，形成了颇具特色的教育思想，从而保证了徽州教育的较高质量。

如果说，徽商为徽州社会文化的繁荣、发展提供了厚实的经济基础，那么徽州教育就为徽州社会文化的繁荣、发展提供了丰富的智力资源和连绵不绝的文化传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