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活着》看余华小说从“先锋”到“现实”

从《活着》来看余华“先锋”向“现实”的转变

11级汉语言文学（2）班 45号侯健明

摘要：余华1980年代的创作以“愤怒”的写作显示了先锋文学的挑战性姿态，把人类内心最深处的黑暗、残酷及卑琐释放出来，向我们展示了一个令人惊恐不安和绝望的世界。而其1990年代的创作以幸存者的言说表达了虚伪的“活着”的人生关怀，明确显示出向“现实”转变的倾向。这表明他已进入了“新写实”的行列, 他的人生态度、文学观念等都已发生了变化。

关键词：先锋、现实、转变

一、80年代余华先锋小说的历程

作为“先锋派”的代表人物，余华是在主题和叙事上最“冷酷”的一个，他前期的小说总是与常理相对抗，对传统文化、文学观念进行挑战，对人性中恶的一面予以揭露，“死亡”成为描写最多的主题。余华在80年代的小说中，主要是用语言将一种完全个人化的真实变成一种对所有他人的真实。

余华的小说以一种冷静的笔调描写死亡和暴力、血腥和冷酷，在此基础上揭示人性的残酷和存在的荒谬。他是基本沿着残雪生存探索的路子走的，即善于超现实画面的营造，但余华与残雪不同之处在于余华更强调了语感和叙述的策略，这点余华由于同一时期的苏童近似。余华小说主要特点有两点：一，刻意追求“无我”的叙述效果，创造出一个冷漠的叙述者。二，发掘人性中“暴力”的本性，并用富有诗情画意的叙述进行描写。

1987年1月《北京文学》上刊出年轻作者余华的短篇小说《十八岁出门远行》，迅即引起读者的注意。作品不安排理出牌，不仅叙事次序前后颠倒，故事的内容也似漫无头绪。然而这篇小说却预告着“余华现象”的到来。在以后的十年里，余华以一系列的作品引导我们进入一个荒唐的世界：这是一个充满暴力与疯狂的世界：骨肉相人情乖离不过是等闲之事。在那世界的深处，一出出神智迷离、血肉横飞的大戏正在上演。而余华告诉我们这也是“现实一种”，也有它的逻辑。他不仅以文字见证暴力，更要读者见识他的文字就是暴力。

事实上，1985年开始小说变革也可以说是小说文体变革，最后归结为叙述语言的变革。因为“语言便是文体”。余华小说叙述方法变革我们可以视为是“语言观”的变革，这是适合余华写作的，虽然余华也强调语感，某种程度上应用了差异原则，但他的目的是求得陌生化的效果。叙事的感觉化和语言问题成了1987年先锋小说的关键性突破点。余华连续发表了《河边的错误》、《现实一种》、《往事如烟》、《难逃劫数》。这些小说的出现真正展示了先锋小说写作的新景观：对叙述语言的突破性发展。我们可以发现，先锋小说叙事试验在此时出现了两极分化的倾向，而以余华为代表的是“超现实主义”即是“自恋幻想”构成的“镜像式”写作。

余华在叙述中尽量发挥他的空间幻想，一切都在寂静中进行，一切都在被幻化成了一个空间、一个画面、如同梦游人的眼中世界。这种叙述在当代叙事学中，被称为“视点”的规定性特征。这就是余华的抽象过程，它既是经验的、概念化的、又是细节的。

二、从《活着》看余华回归现实主义

90年代以来，余华创作了数部长篇，如《在细雨中呼喊》、《活着》、《许三观卖血记》等，在其中他对暴力的辨证执迷如故，但杀气却逐渐褪去。然而余华并非个例，先锋小说到

了90年代的确显示出了一种转变，这些转变可以在北村《陈守存冗长的一天》，《逃亡》，《归乡者说》，《劫持者说》，《披甲者说》，《聒噪者说》，孙甘露《岛》，格非《敌人》，苏童《我的帝王生涯》、《妻妾成群》、叶兆言《状元境》、《追月楼》、《十字铺》、《挽歌》等小说中见到。这种转向显示出了几个和共同特点：（1）转入一种历史题材，但叙述语感和视点等仍然是“现在时”。（2）从形式追求转向了对“故事”的重新寻找。（3）热衷于文化，社会生命史的题材。这些的确显示了“先锋”的“退温”和走向经典化，作为艺术品，可以认为这是走向成熟的标志。

《活着》是余华创作的一个分水岭。余华在自己的创作风格转型期间完成了一部伟大的作品。《活着》是一篇读起来让人感到沉重的小说。讲述的是关于一位普通中国农民福贵一生的故事。这部只有12万多字的长篇，虽然只是刻意突出了几个农民的个人命运和细碎生活，“但于平凡中达到奇妙效果，几近写出了一种民族苦难史和民族生命力”。

《活着》的主人公福贵，出身于地主家庭，在旧时代吃喝嫖赌，把祖上的家产败光，他的这一行为气死了老父亲。接着又被国民党军队抓去当兵。回来时老母亲已经死去，福贵被解放军俘虏后放了回来，还赶上了分土地，洗心革面的他一心要和家人守在一起“好好活着”。可是，公社化和随后的大饥荒、“文化大革命”、包产到户，都波及到了这个普通的农家。劳累过度而又营养不良的妻子家珍患了不治之症，最后死去。儿子友庆为了给县长的老婆输血被医生抽干了血而死去。女儿凤霞终于嫁了一个知冷知热的丈夫二喜，让福贵感到生活的幸福，却不料凤霞在分娩时难产而死，随后女婿二喜在劳动中死于意外事故。包产到户后，衰老的福贵体力不支，他的外孙苦根小小年纪就帮助他干农活。先是淋雨得了病，又因为吃了过多的青豆胀死了。最后，可怜的福贵只有与一头老牛为伴成为一个孤苦伶仃的鳏夫。余华在《活着》这部作品中，将核心事件与次要事件巧妙结合在一起。核心事件是富贵输掉家产，被抓当兵，获释回家。次要事件是福贵骂私塾先生，有庆给县长夫人献血而死，龙二被枪毙等，通过一系列的故事展示了人物性格和环境。

《活着》是对生命与存在的一种追问，但因为有一个“游手好闲”的“收集民间歌谣”的采风者“我”作为听众，因而减少了一些独白的意味，而增加了一种诉说的色彩。全文共有五处出现了“我”作为听众的话语，分别在家珍回了娘家后、土改后龙儿被逼、有庆因县长春生的女人而死后、家珍去世后以及福贵买了老牛以后。这种双重叙述的方法，既营造出亲切感，又造成距离感，促使读者超乎苦难，思索生命的真谛。采风者“我”和福贵“我”都采用第一人称叙述，而采风者“我”扮演了福贵叙述话语的接受者。

余华在解释这种福贵式的“活着”的人生哲学时说：“‘活着’在我们中国的语言里充满了力量，它的力量不是来自于喊叫也不是来自于进攻，而是忍受，去忍受生命赋予我们的责任，去忍受现实给予我们的幸福和苦难、无聊和平庸。”因此，“《活着》讲述了一个人和他的命运之间的友情”，“讲述了绝望的不存在；讲述了人是为了活着本身而活着，而不是为了活着之外的任何事物而活着；当然，《活着》也讲述了我们中国人这几十年来是如何熬过来的”。余华对《活着》的这番自我阐释，表明这部作品通过福贵的平凡的人生传奇和生活传奇，不但反映了在一个特定的历史阶段上，一个普通的中国人的艰难的生活历程，因而具有一定的社会历史意义，而且，也借以在一个更深入的层面上，解释了一种带有某种乐生主义色彩的生存哲学的奥秘。展示了人对苦难的承受能力和超然面世的生活历程，体现了强烈的人文关怀。

三、从《活着》探究余华创作风格的转变

《活着》是作者在自己进行先锋性文本创新枯竭的时候，寻求出来的一条出路。不过作者自己恐怕不同意这样的观点。从作品本身看，尤其是在作品的前半部分流露出来的很大的随意性可以看出，《活着》不是一部在构思完全成熟后才开始创作的作品。余华有可能像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