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的必然性和偶然性

历史的必然性和偶然性

摘要：本文运用历史的必然性和偶然性原理，透析唐安史之乱中的关键战役——灵宝之战的发展过程。旨在说明灵宝战役唐军的失利和安史叛军的胜利，是唐天宝末年社会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与双方所采取的具体措施相结合的产物，是历史发展的必然性和偶然性共同作用的结果。

关键词：历史必然性和偶然性；安史之乱；灵宝战役

中图分类号：k242.3文献标识码：ａ文章编号：1005-5312（2011）11-0160-02

唐天宝十四年（公元755年）发生的安史之乱，造成了唐王朝由强盛走向衰败，对整个中国古代传统社会的历史发展也产生了极大的影响。毫无疑问，安史之乱留给后人的思考是十分广阔和警醒的。每一个细节和问题，都值得深入分析和研究，纵观唐王朝历时8年（755-763）的艰辛平叛过程，唐军与安史叛军的灵宝战役，恰处平叛的关键时刻，其意义深远，影响重大。此役，唐军的失利，使唐王朝丧失了迅速平息叛乱的绝好时机，平叛进程大大延长，叛乱区域蔓延扩大，从根本上动摇了唐王朝的统治基础。本文运用历史的必然性和偶然性原理，对灵宝战役作一探析。

灵宝战役的出现，或者言而广之，整个安史之乱的爆发，历来史家众说纷纭，同时代的唐人杜佑认为，“玄宗御极，承平岁久，……，骁将锐士，善马精金，空于二师，萃于二统，边陲强势既如此，朝廷势弱又如彼，奸人乘便，乐祸凯欲”近代学者吕思勉也提出过相

似观点，“唐天宝之乱，原因孔多，边陲之重，要为其大者”。而陈寅恪从文化和种族的角度独辟蹊径，认为安史之乱的关键在于河朔的胡化和将领的种族，“质言之，唐代安史之乱世局，……其核心实属种族文化之关系也”。也有学者，如蓝勇等，从人地关系的研究角度出发，认为公元8世纪后，中国北方出现了长时间、大范围的冷湿气候，“安史之乱也正是在这种气候特征和大的民族压力之下发生的”。以上诸位大家之言强调了历史事件出现的直接原因，灵宝战役乃至整个安史之乱的爆发正是唐天宝末年社会历史发展

趋势的必然结果。

灵宝战役的具体过程，《新、旧唐书》、《资治通鉴》、《安禄山事迹》都曾有明确记载，现综合起来，具体战况如下：

公元756年6月8日，唐军在灵宝以西的山谷间与安史叛军交手，唐军“北临黄河，南迫险崤，”十多万人马局促在东西狭长的山道中前行，“道阻无行列，”安禄山的大将崔乾佑先以少量兵马，“什什伍伍，散如列星，或前或却，或疏或密，”摆出哀兵之势，诱骗唐军冒进。果然“翰浮舟中流以观军，谓乾祐兵寡，易之，促士卒进，”“王思礼等将精兵五万居前，庞忠等将余兵十万继之，翰以兵三万登河阜望之，鸣鼓以助其势。”此时伏于高地的叛军居高临下，“突石下击，杀士甚众。”而后又阻塞道路，唐军继之以毡车驾马前驱，不断至日中，“东风急暴，”叛军燃草熏烟，使“官军部不能开目，妄自相杀,谓贼在烟中, 聚弓弩而射之，”“日暮，矢尽，乃知无贼，”正当唐军人困马乏之际，伏于南山的叛军同罗精骑杀出，

拦腰截断唐军，“官军首尾骇乱，不知所备，于是大败，”“后军见前军败，皆自溃。”6月9日，崔乾佑兵不血刃，占领潼关；6月13日，玄宗出逃成都。由此，原本局促一偶的安史之乱，迅速蔓延到整个北方，唐帝国也至此一蹶不振。

历史的必然性是在历史的联系和发展中一定要发生的，确定不移、合乎规律的趋势。人类社会纷繁复杂，在社会发展的具体历史进程中，它不能不受历史的必然性所支配和制约，灵宝战役最后以安史叛军的全面胜利告终，十几万唐军一日之内惨遭覆灭，是有着其内在必然性的。

首先，作为最高统帅的唐玄宗刚愎自用，当最初获悉安禄山反叛信息的时候，意认为是谣言而加以斥责，“犹以为恶禄山者诈为之，未之信也，”而后又恼羞成怒，应对失措，听信监军宦官一面之辞，临阵斩杀大将；接着又急于一时之间击败叛军，强令唐军贸然出击，终致大败。《孙子兵法》开宗明义即讲，“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进而强调指出，“主不可以怒而兴师，将不可以愠而致战，合于利而动，不合于利而止。怒可以复喜，愠可以复说,亡国不可以复存,死者不可以复生。故明主慎之,良将警之。”玄宗怒而兴师，又急于求成，实犯了兵家大忌。

第二，唐廷内部矛盾重重，如前所述，宰相杨国忠与主将哥舒翰战前已数度交恶，而且哥舒翰本人也挟机公报私仇，诬陷与其有隙的原朔方军节度使安思顺，“翰之守潼关也，主天下兵权，肆志报怨,诬奏户部尚书安思顺与禄山潜通, 伪令人为禄山遗思顺书,于

关门擒之以献。……思顺及弟太仆卿元贞坐诛,徙其家属于岭外,天下冤之。”上述这些因素都使得唐军未战内部已先乱。

第三，唐军士气低下，缺乏战斗力。唐军主帅哥舒翰以治军严厉著称，不懂体恤下属，造成唐军普遍士气低落，而且唐天宝末年，中原地区承平日久，上至官员，下至百姓，已久不识兵革，“兵起之后，列郡开甲仗库，器械朽坏，皆不可执，兵士皆持白棒。”同时均田已废，府兵无存，临时招募的士兵皆是市井之徒，临阵不能引弓拔剑，“六军皆市人，富者贩缯綵，食梁肉；壮者为角牴、拔河、翘木、杠铁之戏。及禄山反，皆不能受甲矣。”如何能指望这种军队去打败安禄山那些久经战阵的虎狼之师？

第四，唐军临阵失误。十余万大军拥挤在东、西狭长的灵宝山道间，又不去抢占黄河南面的制高点，致使叛军能够居高临下，从容发起进攻；初战时盲目自信，轻敌冒进，待发现误入圈套后，又惊慌失措，自相残杀，一溃千里。

《孙子兵法》早就指出过决定战争胜败的七个方面“诛孰有道？将孰有能？天地孰得？法令孰行？兵众孰强？士卒孰练？赏罚孰明？”由此观之，灵宝战役的结局，实属必然。

不过，在人类社会的历史进程中，也总是交织和伴随着大量随机的偶然事件，正如马克思指出的，“如果‘偶然性’不起任何作用的话，那么世界历史就会带有非常神秘的性质。这些偶然性本身自然纳入总的发展过程中，并且为其他偶然性所补偿。但发展的加速或延缓在很大程度上是取决于这些‘偶然性’的”。

我们在这里不妨借用一下美国作家贾雷德·戴蒙德在《枪炮、病菌与钢铁——人类社会的命运》一文中的一段话，“历史系统的性质使预测的企图变得复杂了，人类社会史极其复杂的，它们的特点是具有大量的互相反馈的独立参数，结果，较低层次上的小小变化，可能会引起较高层次上的突变，”如果公元755年年初，唐玄宗将安禄山召回长安时，没有听从杨国忠的建议，而是授予了安禄山尚书左仆射同中书门下章事，将其留在了京城，那么安禄山是否还会叛乱，或者是否会在公元755年叛乱呢？如果公元756年，唐玄宗听从了前线将领的建议，坚辟清野，固守待变，那么安史叛军又将如何攻破唐军重兵把守的潼关呢？进而又如果公元756年6月8日，灵宝战场上刮起的是西北风而不是东南风，那么唐军还会被烟熏火烤，而“不能开目，妄自残杀”，最后招致大败吗？从中我们可以发现，灵宝战役乃至整个安史之乱的具体发展过程，其实充满了偶然性和突变性，造成历史事件的原因与其结果，与其他事件一起构成了一连串的因果之链，历史上的因果很少有严格意义上的唯一性，而往往是多义性的，可能形成若干多元的发展方向，因此，与其说历史的因果关系是决定论，不如说是概率论，我们只好说，在综合社会条件和其他因素的影响下，发生某个确定事件的可能概率是多少。安史之乱前，唐代社会存在着诸多矛盾，各种不同利益集团相互交织与冲突，但如果没有众多偶然事件的出现，安史之乱和灵宝战役的最终结果也仅是一个概率性的问题。

综上所述，安史之乱中灵宝战役唐军的全面失利和安史叛军的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