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北朝时期内迁胡族的农业化与胡汉饮食交流(一)

魏晋北朝时期内迁胡族的农业化与胡汉饮食交流(一)摘要：地理环境以及其它社会历史原因使中国的农牧业之间有着比较明显的分界，牧区饮食与农区饮食也截然不同。

魏晋南北朝时期，以“五胡”为代表的少数民族大量内迁，在和汉族杂居的过程中逐渐开始从事农耕生产，走上了农业化道路。

胡族的农业化是渐进的，其中以鲜卑族成绩最为显著。

这个时期种植的粮食作物主要是黍、粟、小麦和少量稻米。

胡族农业化给胡汉饮食生活带来了巨大影响，这在饮食原料、加工方法、酿酒业上有十分明显的表现。

关键词：魏晋北朝胡族农业化饮食交流法国著名的社会学家谢和耐曾在其名著《中国社会史》中言道：“正是地理环境促使形成了某种生活方式并强加给它一些限制。

在某种海拔高度之上和某些气候条件之外，小麦就要让位于大麦了，蒙古那辽阔的草原牧场更有利于大规模的饲养业而不是农业，需要大量灌溉的水稻种植业最理想的选择地是温带和热带那些能灌溉的平原。

”1]而事实也确如其所言，不同地区的不同地理环境造就了不同的生活方式。

大体而论，在中国主要有两种完全迥异的生活方式，或曰饮食方式，即牧区饮食与农区饮食。

这种情况到魏晋南北朝时期有了一些改变，由于匈奴、鲜卑、氐、羯、羌等胡族的大量进入内地，导致中原腹地和黄河中上游的一些地区处于半牧半农的状态之中。

胡族在和以农业为生的汉族的长期接触交流中，渐渐放弃了传统的畜牧业而开始了农业化的过程，这个过程也正是胡汉民族饮食方式、饮食观念以及饮食风俗互相交流的过程。

一中国农业与牧业之间有着比较明确的分界线，谭其骧先生认为：“（东汉末以后）黄河中游大致即东以云中山、吕梁山，南以陕北高原南缘山脉与泾水为界，形成了两个不同区域。

此线以东、以南，基本上是农区；此线以西、以北，基本上是牧区。

”2]但魏晋南北朝时期胡人开始大量内迁，使自己完全处于一个不同的生活环境中，其传统就受到汉族文化传统的剧烈冲击，首当其冲的便是农业生产对牧业的冲击。

自汉代开始的胡族内迁至西晋时已蔚为大观。

西晋初期，西北和北方的匈奴、鲜卑、氐、羯、羌、乌丸等民族已大量进入黄河流域。

江统在《徒戎论》中分析当时形势云：“关中之人，百余万口，率其少多，戎狄居半”；汾河流域匈奴“五部之众，户至数万，人口之盛，过于西戎”；冯翊、北地、新平、安定各郡有羌人；扶风、始平、京兆等郡有氐人3]。

西晋末年时，太行山区已遍布杂胡，“群胡数万，周匝四山”4]；北魏初年“西北诸郡，尽为戎居。

内及京兆、魏郡、弘农往往有之”5]；北魏末期和东、西魏时，“自葱岭已西，至于大秦，百国千城，莫不欢附，商胡贩客，日奔塞下，所谓尽天地之区已。

乐中国土风，因而宅者，不可胜数”6]，北魏的政治中心洛阳甚至专设下四夷馆以接待四方附化之人。

此可见胡族向中原地区的迁移是持续不断的，分布的地区亦越来越广，从甘肃、陕西、山西逐渐扩展至河南、河北、山东、四川等地，遍布整个中国北方和西北方。

注释1]（法）谢和耐：《中国社会史》，耿升译，江苏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12页。

2]谭其骧：《长水集》（下），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22页。

3]《晋书》卷56《江统传》。

4]《晋书》卷62《刘琨传》。

5]《通鉴》卷81“太康元年引郭钦上疏”。

6]《洛阳伽蓝记》卷3《城南》。

7]《晋书》卷97《北狄·匈奴传》。

8]《晋书》卷113《苻坚载记》。

9]《晋书》卷113《苻坚载记》。

10]《晋书》卷105《石勒载记》。

11]《晋书》卷106《石季龙载记》。

12]吉发习：《嘎仙洞调查补记》，《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1985年第1期。

无法否认，在和汉族的杂居中，胡族内部始终有一部分顽固地坚持着游牧生活，但到最后他们都走上了农耕的道路，并且不乏成绩斐然者，如羯族石氏、鲜卑拓跋氏、氐族苻氏等。

今以当时的“五胡”为例对此加以探讨。

五胡中匈奴族是最早开始内迁的，西汉末期由于内乱，匈奴五千余落在呼韩邪单于的率领下开始迁徙，居于朔方诸郡，与汉人杂处，汉朝政府“岁给丝绢钱谷……其部落随所居郡县，使宰牧之，与编户大同，而不输贡赋”7]。

可见，从这个时候起，与汉人杂处的匈奴人已开始过着定居生活，与汉族编户农民相同，那么这个时期肯定已经有了农业生产，并且享受到不输贡赋的特殊待遇。

汉末魏初，和汉族杂居的匈奴人越来越多，主要分布在平阳、西河、太原、新兴、上党、乐平诸郡，由于长期和汉人杂居，其族人的汉化程度越来越高，如刘渊、刘聪等人皆饱读儒家诗书，后建立政权，国号为汉，其政治、经济、文化政策与汉人几无差别，其鼓励农业生产必然无疑。

只是内部纷争加上兵戈不息，致使国祚不长，其统治区域几无宁日，农业生产并没有什么大的发展。

再看关陇南缘的氐族。

我们无法从史书的零散记载对氐族从事农业生产的时间加以确切的判断，但可以肯定的是，氐族全面而大规模的从事农业生产当是在进据关中，并建立了前秦政权以后。

当时氐族统治者的汉族文化素养很深，加上王猛等一批汉族知识分子的参政，其政权对农业生产十分重视，劝课农桑的政令屡见于史书，如苻坚“亲耕藉国，其妻苟氏亲蚕于近效”8]，并针对关中少雨易旱的特点下令推广汉代的区种法，还征发富室的奴隶“开泾水上源，凿山起堤，通渠引渎，以溉冈卤之田。

及春而成，百姓赖其利”。

在上下的共同努力下，前秦出现了“田畴修辟，帑藏充盈”的安定繁荣局面9]，可见在东晋时期农业生产已完全占据了主要地位，麦、粟、稷成为氐人维持生活的最重要的物资。

羯族在东汉时期已开始随匈奴内迁，汉晋时期的羯人虽还保持有一定的游牧经济，但农业所占的比重越来越大。

在羯族尚未建立正式的国家之前，所需军粮除一部分自给以外，其它皆掠夺而来，如《晋书·孝愍帝纪》说公元317年夏北方大旱，随之蝗虫泛滥，“时石勒亦竟取百姓禾，时人谓之胡蝗”，在他攻打襄国时“分遣诸将收掠野谷”。

这或多或少有战争不断，居无定处的因素在。

即待石勒建立赵，政局稍稳以后就开始进行了农业化，他令右常侍霍浩为“劝课大夫”，与他人一起“循行州郡，核定户籍，劝课农桑”，平常赏赐也多以谷帛为主，如在巡幸冀州诸郡时，引见“高年、孝悌、力田、文学之士，班赐谷帛有差”。

10]石勒的后继者也继承了他发展农业的政策，如石虎就对“田畴不辟，桑业不修”的地方官员严加贬抑。

在上下的一齐努力下，羯族石氏统治区内农业生产出现了繁荣的局面，国仓丰盈，石虎就曾经“以租入殷广，转输劳烦，令中仓岁入百万斛，余皆储之水次”11]。

农业生产的发达可见一斑。

在内迁的几个民族中，鲜卑族应该是农业化最彻底的民族。

在他们还居住在东北大兴安岭一带时，畜牧和狩猎是他们谋生的主要手段，考古工作者在嘎仙洞收集了许多陶片、石器、骨器和角牙器等，其中狩猎工具占多数，并有大量的野猪、野鹿、野羊等动物骨骼，这表明这个时期狩猎业在经济生活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12]。

在魏晋时期鲜卑拓跋部在其酋长力微的带领下游居于鄂尔多斯草原，其以畜牧为生是可想而知的，及至四世纪初建立代国之时，其统治区内有大量汉人的存在，故这个时期可能就是粮食初步进入鲜卑生活的时期，如《晋书·秃发利鹿孤载记》曾言：（利鹿孤）置晋人于诸城，劝课农桑，以供军国之用，我则习战法以诛未宾。

若东西有变，长算以縻之，如其敌强于我，徙而以避其锋。

此处虽指的是鲜卑秃发氏的情况，但据此可推知拓跋氏亦大抵如此，自己本部族人仍以畜牧为业，而以汉人从事农业生产以补充国用，主要是用于饲养牲畜，人的食用粮食是少量的，只到四世纪中期即拓跋什翼犍时期情况还是如此，如他曾经想要修筑宫室，其母平文皇后曰：“国之上世，迁徙为业，今事难之后，基业未固，若城郭而居，一旦寇来，卒难迁动。

”13]这即表明这个时期他们尤习于迁徙之俗，农业生产自然不可能有很高的地位。

粮食真正进入鲜卑拓跋氏的生活是在建立北魏以后，拓跋珪“离散诸部，分土定居，不听迁徙。

其君长大人，皆同编户”14]，其氏族成员开始转化为编户农民，农业生产的比重自然有所提高。

另《魏书·食货志》记载：天兴初，制定京邑，东至代郡，西及善无，南极阴馆，北尽参合，为畿内之田。

其外四方四维置八部帅以监之，劝课农桑，量较收入，以为殿最。

这条材料表明四世纪末、五世纪初，部落成员很多都已经成为封建性质的农民，劝课农桑也成为北魏政府的一项重要措施。

但是长久以来的畜牧传统并不能轻易地改变，农业取代畜牧而成为国家的主导经济，粮食取代肉类成为维持人们生存的基本食物需要一个长期的过程。

尽管北魏统治者对农业十分重视，在入主中原以后不断地“教行三农，生殖九谷”15]，各给耕牛，计口授田，但事实上从事这些农业生产的主要是农奴、亦兵亦农的部落成员和新民16]，鲜卑本族人从事农业生产的还不普遍。

在前中期他们真正重视的还是畜牧和狩猎经济，国家建有四个大型的牧场和大大小小、种类繁多的苑囿，这些牧场和苑囿不仅仅水草鲜美、适宜放牧的漠南、河西有，而且连黄河以北的许多老农业区亦变成牧场，孝文帝命令宇文福：“规石济以西，河内以东，距黄河南北千里为牧地”17]，当时上谷（河北怀来县境）民上书“言苑囿过度，民无田业，乞减大半，以赐贫人”18]。

除此以外，当时的个体畜牧业也十分发达，如尔朱荣在秀容（今山西原平）的“牛羊驼马，色别为群，谷量而已”19]，私家有马千匹者为数亦多，这也使相当数量的农田化为牧场。

这种情况的出现表明在鲜卑人的心目中农业次于畜牧，粮食次于牛羊肉，这种状况的出现主要是由于以下几方面原因：第一，北魏初入中原，正是兵革并起的时代，不停的战争客观上需要大量的战马以拟军警之备；第二，长期的战乱导致农业人口的锐减和农田的荒芜，史载，“自永嘉丧乱，百姓流亡，中原萧条，千里无烟”20]，“太祖定中原，接丧乱之弊，兵革并起，民废农业”21]，这客观上给畜牧业提供了发展的空间和生存的资源。

第三，饮食习俗是一种非常顽固的民俗现象，它的改变需要一个长期的过程。

胡族对充满鲜膻气的牛羊肉有着执着的喜爱，在前中期，北魏和汉民族在生活习俗上的融合还未达到使胡族完全接受五谷杂粮的生活方式的程度，例如：（王）肃初入国，不食羊肉及酪浆，常饭鲫鱼羹，渴饮茗汁，……经数年以后，肃与高祖殿会，食羊肉酪粥甚多。

高祖怪之。

而茶被称为“酪奴”，朝贵相聚，“虽设茗饮，皆耻不复食，唯江表残民远来降者好之”22]。

这一“怪”字和“耻”字便反映出当时胡汉两族在饮食方式上有着非常明显的差别，故而，对于能够提供他们所需之食物的畜牧业便十分重视了。

但是，农耕与畜牧在食物能量生产力及人口供养能力方面存在着巨大差距，初步估算，一平方公里的土地在唐代可供养62.5人，同样面积的草场却只能供养6人23]，如此悬殊的能量差距促使北魏在面对人口逐步增多、胡汉融合程度渐深、军粮供应不足的情况下选择了农业，如吕思勉曾说：“野蛮之人多好肉食，然后卒改食植物者，实由人民众多，禽兽不足之故”24]，而一些人类学家甚至认为：“农耕是最后一着生计策略，而只有当狩猎采集民族没有任何现实的选择之时，他们才会从事农耕”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