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黑格尔历史与逻辑的统一

论黑格尔历史与逻辑的统一

（收入《全国大学生本科毕业论文精选精评·哲学卷》，周国平主编，北京·西苑出版社2002年）

内容提要：

本文旨在梳理黑格尔“历史与逻辑统一”思想在哲学史上的发展脉络，澄清这一思想自身的概念界定和论述方式，强调这一思想在理性主义发展历程中的重要意义和影响。

关键词：

历史逻辑现实统一历史的可能性绝对精神理性主义

一、问题的提出

正如恩格斯所说，“伟大的历史感”，是“黑格尔思想方法……的基础”，在黑格尔内容丰富体系庞大的哲学体系中，无论是逻辑学、自然哲学、历史哲学还是精神哲学，都贯彻着事物依据辩证法的运动发展轨迹，都体现着历史中绝对精神自我运动的逻辑和绝对精神发展中的逻辑在历史进程中外化的表现形式。在《哲学全书》导言中，黑格尔指出，哲学之最高目地就在于确认思想与经验的一致，并达到自觉的理性与存在于事物中的理性的和解，亦即达到理性与现实的和解。在这里，黑格尔所指的“思想”、“经验”和“理性”、“现实”，对应的正是绝对精神自身运动的逻辑与世界变化发展的历史。因此，对黑格尔思想体系的真正把握，就不能离开对“历史与逻辑的统一”这一观点的理解。

黑格尔历史与逻辑统一的思想，其论述最早见于1807年发表的《精神现象学》，并在之后始终贯穿于他对哲学史、政治史等绝对精神发展进程的论述之中。在《历史哲学》的开头，黑格尔更是明确地提出：“哲学用以观察历史的唯一的‘思想’便是理性这个简单的概念；‘理性’是世界的主宰，世界历史因此是一个合理的过程。”（《历史哲学》绪论，三联出版社１９５６年，４７页）并在全书中以这一观念为基础展开他对世界历史（主要是政治史思想史）的陈述。历史与逻辑的统一这一观念的正式提出，对哲学和历史学研究的意义都是划时代的。正如柯林武德所说：“任何只读过《历史哲学》本身的人，都不能不认为它是一部深刻独创性的和革命性的著作，在书中历史学第一次充分成就地走上了哲学思想的舞台。”（《历史的观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１９８６年，１２９页）

对任何观念的考察，都不能离开其历史沿革与发展轨迹，而对黑格尔这样在哲学史上有着巨大和深远影响的哲学家，探究其基本思想轨迹的传承流变，也是题中应有之义。所以，本文的任务在于阐述三方面的问题：

黑格尔历史与逻辑的统一这一思想从何而来？

在黑格尔的体系之内这一观念意味着什么，如何表现其自身？

这种统一性的观点在整个理性主义的大体系之中意味着什么，占据什么样的地位，起到了何种影响？

二、历史与逻辑的统一思想是历史学自身哲学反思进程的必然产物

恩格斯曾经高度评价“黑格尔第一次――这是他的巨大功绩――把整个自然的、历史的和精神的世界描写为一个过程，即把它描写为处在不断的运动、变化、转变和发展中，并企图提示这种运动和发展的内在联系。”（《马克思恩格斯选集》卷３，４２０页）事实上，这方面的工作从历史学产生的那一日起就存在了，而且从来没有终止过，只是黑格尔超越了他的理论前辈，以自己的历史与逻辑统一理论对其先驱者的努力做出了最高的概括和总结。

而这些工作，这一历史学自身的哲学反思过程中的核心问题只有一个：历史的依据是什么？或者说，历史何以可能？

历史的意识是人类生命特有的特征。然而我们发现，在人对历史进行考察的过程中，第一步的直观印象往往是将其等同于经历过的现象与事件的总和，而“对于具有发散特点的人类思想来说，现象看上去简直无以计数……在这种令人惶恐的形势下……我们试着对它玩一些分割和省略的游戏……然后这种救助的绝招便保留了下来，成为令人敬畏的办法，将我们思想的网络撒到整个宇宙之上。”（汤因比《历史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０年，２３页）这里有两层意义，一是历史产生于现象，二是现象本身并不是历史，反而现象可能会湮灭历史，只有当人类依据心理上的基础将“思想的网络”投射到表面上杂乱无章的现象中去的时候，历史才成为其自身。考察一下词源，“历史学”（history）一词的希腊文原意是调查和探究，从公元前五世纪古希腊历史学家，历史学的开创者希罗多德使用这个词作为其著作标题的时候开始，历史就经历了一次“文体的变革”，（克罗塞瓦语）不再是单纯的事件记录和材料整理工作，而开始自觉地从事对真理的探求。柯林武德对历史学所下的定义包括四个基本特点：一是科学性，二是人文主义，三是合理性，四是自我显示。可见，对于其自身（特别是自身掌握的大量现象材料）的反思是历史学的必要特征，而人类在变动不居的现象世界中对于统一性的信仰则是历史学之所以存在的基本心理依据。

然而，就在古希腊哲学的反思精神成为历史研究的必要因素之一的时候，其另外一方的传统（而且是占主流地位的传统）也在历史学中体现着自身。从与希罗多德同时的苏格拉底到柏拉图、亚里斯多德，这是一条更能代表古希腊哲学精神的主流的思想脉络，也正是在这条思想脉络中，我们初步看到了“历史是不可能的”这种思想的滥觞。对于理念世界与现象世界的严格区分，对于“意见”的拒斥，实际上是把永恒作为衡量事物是否是真正的知识对象的标志。而历史学研究的则是变化之中的过程，这种非永恒的东西是只能知觉而不能由证明来认识的，也就不能成为科学与知识的对象。这由希腊人本质主义的观点

经过形式逻辑的推导得出的结论具有如此的影响力，以至于希罗多德的后继者修昔底德就认为“事件的重要性只是它们对永恒的和实质的整体投射了一道光明，而事件本身则不过是它们（永恒的实质，笔者注）的偶然表现。”（转引柯林武德，《历史的观念》，４８页）在这里出现了一种两难的选择：要么是真理的、永恒的、理性的、逻辑的，要么就只能是表象的、变动的、感性的、无内在必然性的。在辩证法提出之前，这个两难没有得到比较圆满回应。

我们再来看看黑格尔之前的思想者对这个两难的态度。在希罗多德哪里，历史早已经不是单纯的事实的罗列那么简单，他是在通过追问和批判创造出有关过去事件的真正知识而不只是意见。而亚里斯多德在其著作《诗学》中却把诗歌的科学性放在历史学之上，认为历史不过搜集经验事实，而诗歌则能从事实中抽出一些普遍的判断。沿着这种反历史倾向的形而上学的道路走到极致，是十七世纪笛卡尔的普遍怀疑主义，“历史是不可能的”这种思想正式地从理论上被提出。这里所论证的不可能性基于这样一种理念，即真理的标准乃是观念上的清晰明白不可置疑，因此，如其本来面目的历史认识是超乎我们能力之外的，换言之，也就是说历史现象背后的真实性和统一性是可以怀疑的，不确定的。历史学不具备成为科学的资格。

然而，即使是在直接继承笛卡尔理性怀疑思想的大陆唯理论内部，也同时孕育着肯定历史合逻辑地发展的新思想的种子。斯宾诺莎在其著作《伦理学》中曾指出，人是统一的无限整体的环节，是无限多个环节中的一个，这个整体被称为上帝、自然或是实体，而哲学的任务和思辨的任务则分别被归结为理解这个复杂而奇妙的机制以及把世界看作按亘古以来的规则运动着的无限粒子。显然，这与黑格尔的学说中对于真理只存在于整体之中，部分只能作为整体的一个环节来理解，历史依照绝对精神内在逻辑演进等思想是极其相似的。如果把斯宾诺莎的“上帝”换成“绝对精神”，“亘古以来的规则”换成“绝对精神的逻辑”，这一点就更加明显。而莱布尼茨对“历史与逻辑统一”思想的作用主要表现在他对哲学史的研究。“我们正是有赖于他才把哲学概念当作一种连续不断的历史传统……莱布尼标志着哲学与历史学两个已经互相异化的领域之间的接近”（柯林武德，《历史的观念》，７２页）从表现思想运动的哲学领域的历史发展与内在逻辑的统一性再走出一步，就可以很顺理成章地得出在其它领域（对黑格尔主要是政治领域）“历史与逻辑统一”的思想了。

从维科到康德的思想脉络，则更具有划时代的作用。首先是维科针对笛卡尔对历史学的质疑在十八世纪初提出了他的反驳。在“真理与事实互相转化”的学说里，维柯发现了这样一条原则：“能够真正认识任何事物的条件、能够理解它而非仅仅知觉它的条件，乃是认知者本人应该创造出来的。”（转引自《历史的观念》，７３页）请注意在这里维科所用的“创造”一词，传统上思想者对“历史何以可能”这一问题的回应，首先是对于历史学是否具有科学性、是否可以反映人类事务变化不居的运动中的客观规律的考察。而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