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代提升公民道德素质三策

新时代提升公民道德素质三策

作者：史少博叶晓丽

来源：《人民论坛》2019年第28期

【摘要】加强新时代道德建设，促进公民道德素质提高，是构建新时代精神文明的重要一环。新时代提升公民道德素质可以从三个方面着手：一是加强正确价值观导向，二是完善新时代社会信用体系，三是加强法治建设。

【关键词】新时代公德私德【中图分类号】D648 【文献识别码】A

在中国社会中，道德一直扮演着维护社会稳定与秩序的重要角色。梁启超将道德归属为人的一项素质，并将其表现划分为公德和私德两个方面。日本思想家福泽谕吉认为，道德是一切的根本，社会上的任何事业，若不依靠道德就不会成功，如果有了道德素养，则将无往而不利。习近平总书记教导我们要“明大德、守公德、严私德”。“大德”“公德”“私德”都属于道德范畴。加强新时代的道德建设，促进公民道德素质提高，是构建新时代精神文明不可缺少的重要一环。

道德属于上层建筑，社会道德是由社会经济状况决定的。在道德发展史上，每一个历史时期的道德要求都会存在差异，即使同一历史时期，处在不同发展阶段的社会道德要求，也会显示不同。每个时代的道德都受该时代主流意识形态的指引，资产阶级有资产阶级的道德，无产阶级有无产阶级的道德。由此，道德具有历史性，也具有阶级性。新时代，要坚持正确价值导向，不断提高公民的道德素质，使其能够“明大德、守公德、严私德”。

坚持正确价值导向，公民要“明大德”，树立崇高信仰。“明大德”不仅是中央对领导干部的要求，也是对每个公民的要求。“明大德”要求公民必须热爱自己的祖国，忠于自己的民族，树立崇高的信仰。人没有“信仰”如同航行失去指引的灯塔，就像失去了灵魂的行尸走肉；错误的“信仰”会引导人走向迷途，或误入歧途；唯有正确的“信仰”才会催人奋进。历史上，“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的崇高信仰指引无数先烈为了人民抛头颅、洒热血而心无悔。现今时代，为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须坚持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观，“明大德”为国家建设贡献自己的力量。

坚持正确价值导向，公民要“守公德”。“守公德”是公共道德方面表现出来的品质。梁启超认为“公德”是“人人相善其群”。随着我国经济的不断发展，公民的公德水平正在飞速地提高。例如，我国城市面貌愈发清洁、有序。我们国家为了“公德”建设，也采取了一些措施，如“廁所革命”、逐步推行“垃圾分类”等等。公民“守公德”意识在逐渐增强，随地吐痰、乱扔垃圾的现象越来越少。一个国家的“公德”水平，是一个国家文明程度的表征之一。所以，每个公民都应该“守公德”，自觉遵循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努力做到“文明、和谐、友善”，利于群体，不断提高“公德”水平。

坚持正确价值导向，公民要“严私德”。梁启超认为“私德”是“独善其身”，是相对于“公德”而言的。“私德”注重个人的道德修养，其“私德”的修养程度，也会在与外界联系的过程中呈现出来。“私德”主要表现于私人领域，是处理私人关系时表现出来的情操，是私人交往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德行。

“严私德”与“明大德”“守公德”是相互联系，相互促进的。新时代每个公民都应严格要求自己，坚定崇高信仰，树立远大理想，把控私欲、克制贪欲，让自己的行为符合道德规范，坚持自省、自律、慎独，养浩然正气。

诚信是公民道德素质中最重要的素养之一。人无诚信不立、企业无诚信不发、国无诚信不兴。我国非常重视诚信建设，因为诚信不仅仅是人们安身立命的重要基础，也是社会建立良好社会秩序发展的基石。当今时代，诚信建设已成为我国社会治理中的重要措施之一。新时代中国经济社会建设需要特别重视诚信建设。社会发展过程中食品安全的改善、人与人之间和谐关系的加强等等，都需要加强诚信建设。建立社会信用体系是加强社会诚信建设的重要渠道之一。社会信用体系是通过记录社会主体信用状况，明确社会主体信用优劣，并且给予社会主体的信用风险以警示，采取一定的措施惩戒失信主体，达到弘扬正气、褒扬诚信的目的。社会信用体系不仅记录失信行为，而且保存失信者的失信记录，及时对失信者的失信行为进行警示惩罚。所以，要加强社会信用体系建设，推进信用的立法，进一步完善信用的法治体系，构建合理的社会信用体系，遏制违反社会公德的行为，从而保障公民的道德素质不断提高。

构建合理的社会信用体系，就需要为社会信用立法。然而，社会信用立法非常复杂，具有艰巨性、综合性、创新性，是一项系统工程。信用立法涉及的方面非常多，既涉及公权力也涉及个人权利，既涉及法律也涉及道德；既需要高层次的国家设计，也需要社会成员的共同努力；既要有国际视野，也要立足本国实际情况。构建社会信用体系需要多个部门、多个领域，多个主体的相互配合。社会信用立法需要凝聚各方面的力量，使各方的主体共同参与，明确各级政府在社会信用体系构建过程中的职责，做到职权分明，实施过程中避免互相推诿责任；建立实施过程中的监督机制，建立统一的信用信息分级服务平台，促进各部门、各地区之间的信用信息共享，合理惩戒失信行为。

吸取国外信用立法、信用体系建设的经验。例如，全球信用体系建设最为发达的美国，从20世纪初就已经开始实施信用立法，现已形成比较完善的社会信用法律体系，运行良好且行之有效。当前，我国社会信用体系建设还处于初期阶段，应该吸取美国、日本等国比较成熟的立法经验，结合本国的具体实践，构建适合我国发展的社会信用体系。近几年，我国在信用体系构建方面已经初见成效，但要进一步推进信用体系的构建，还需要通过立法，详尽地、科学地界定主体的失信程度，并且进一步构建失信行为分类管理机制，及时对失信行为进行合理的处罚。同时，要依法推进守信激励、失信惩戒的机制，并且对守信的激励与对失信的惩戒都要有相应的法律，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依法形成“一处失信，处处受限”的局面，使各类信用主体不敢失信、不想失信，使信用主体对失信的后果有恐惧感。如果一个人失去了诚信，就没有了道德底线。新时代的公民要以诚信为本，“明大德、守公德、严私德”，提升自身道德品质。

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的紧密结合，是古今中外治国经验的总结。法治和德治虽然有强制和非强制的区别，但是法治也有显著的道德效应。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法律是成文的道德，道德是内心的法律。”良好的法治能够更快地促进公民的道德水平提高。通过法治规范人们的行为，久而久之人们按照法律做事的行为就会形成一定的习惯。为此，新时代公民具有良好公德，要有完备、详尽、具体的法律和规范为“公德”提高提供保障。此外，公民要加强个人修养，做到“慎独”，净化心灵，时常反省自己；在私人交往中，一言一行都要符合道德规范；独善其身、尊老爱幼，孝敬父母，对于不孝顺之人要给予法治的必要强制加以纠正辅助。由此可见，新时代公民无论是“公德”水平的提升，还是“私德”素质的提高，都需要法治的护航。

（作者分别为哈尔滨工程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导，哈尔滨工程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

【注：本文系2019年国家社科基金西部项目“日本近代公德流变探究”（项目编号：

19ZXZ007）阶段性成果】

【参考文献】

①梁启超：《新民说》，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13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