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湘文化论文

湖湘文化，是指一种具有鲜明特征、相对稳定并有传承关系的历史文化形态。

先秦、两汉时期湖南的文化应该纳入到另外一个历史文化形态——楚文化中。

屈原的诗歌艺术、马王堆的历史文物，均具有鲜明的楚文化特征。

而南北朝及唐宋以来，由于历史的变迁发展，特别是经历了宋、元、明的几次大规模的移民，使湖湘士民在人口、习俗、风尚、思想观念上均发生了重要变化，从而组合、建构出一种新的区域文化形态，称之为湖湘文化。

先秦、两汉的楚文化对两宋以后建构的湖湘文化有着重要的影响，是湖湘文化的源头之一。

湖湘文化是中华文明中独具特色的文化奇葩。

湖湘文化以原道发端，远迹屈子，中经贾谊、柳宗元形成湖湘文化原道的源头，到周敦颐重构儒道的《太极图说》、王船山“六经责我开生面”，魏源“技可进乎道”、“师夷长技以制夷”，谭嗣同锻造维新变法的思想利器《仁学》，直至毛泽东思想的形成，“流风所被，化及千年”，终于积千年之功，卓然独立于世，为中国近现代革命作出了巨大贡献。

近年来，湖湘文化成为学界研究的热门课题，涌现了一大批研究成果，推动了湖湘文化研究的不断深入，同时也引发了更多的学术讨论和分歧。

仅就对湖湘文化精髓的概括而言，也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

学术界比较公认且较为典型的有二。

一是“心忧天下、敢为人先、经世致用、实事求是”;二是“心忧天下、敢为人先、百折不挠、兼收并蓄”。

(周伯华《中国经济时报·大力弘扬湖湘文化优秀传统》20 06年3月7日)对这两种概括，我们倾向于后者，认为后者更能体现湖湘文化的精神实质，更能反映湖湘文化的地域特色。

首先，“经世致用”只是儒家文化的一个共同特征，并不能凸显湖湘文化的地域特色。

“经世”最早出自《庄子》“春秋经世，先王之志”;“致用”出自《周易》“精义入神，以致用也”。

“经世”即“经国济世”，强调要志存高远，胸怀天下，求解治国之道;“致用”即“学以致用”，要求积极入世、致力社会实践。

“经世致用”作为一种思潮和精神，发端于宋代，形成于明末清初，以王船山、顾炎武为代表，后来的维新运动也是从中汲取精神资源。

从本质上讲，“经世致用”是儒家文化实用主义特征的概括。

儒家文化的价值取向就是强调入世。

儒家自创立始，就非常重视实践，也就是孔子所谓的“行”。

在孔子看来，“学”最终要落实在“行”的层面上，而且“学”也就是“行”，“行”中之“学”才是真正之“学”，“学而时习之”，才会真正体会到“乐”的勃发。

通读《论语》不难发现，孔子所提倡的学问，并非不食人间烟火，实际上提出了一整套以“仁”和“礼”为核心的治世行为规范，而不是朱程所尊奉的那种离实际生活越来越远的心学。

历代儒士所谓“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就是对经世致用的最好注脚。

湖湘文化，作为儒家文化地域化的一个分支，必然带有儒家文化这一本质特征，如果将其作为湖湘文化的特征，很显然不能从本质上反映湖湘文化的地域特色。

其次，“实事求是”是儒学本来存在的一种治学方式，它仅是湖湘学派区别于其他学派的治学选择。

“实事求是”，语出《汉书·河间献王传》：“修学好古，实事求是。

”明代王船山提出“格物致知”和“实事求是”的学术背景，是远离实际社会生活的心学的泛滥。

以朱程理学为代表的心学，抽掉了儒家的求实、革新精神，将知行割裂，置于两端，不能满足抵御女真族南犯、急于拓展民族生存空间的现实需要，其生命活力已日渐式微。

王船山提出这一学术主张，正是对朱程理学歪曲儒家学说的历史性反正。

实际上，王船山所做的就是洗尽“实事求是”身上的历史尘埃，为湖湘学派寻找治学上的理论依据，注入儒学继续前行的动力，还不能说这就是反映湖湘文化特色的固有特征。

从湖湘文化的发展脉络来看，真正成为中华文化一支有影响力的文化，始于明末清初，前后不过四百多年。

这一方面是文化重心南移的结果，另一方面更多的是一种治学理路选择的结果。

如果将儒学本来存在的“实事求是”的治学方式，上升为湖湘文化的独特品格，最起码有两个不妥。

一是仍然有将儒学的共性特征个性化之嫌;二是在现代“实事求是”已被赋予新的内涵。

以1941年毛泽东《改造我们的学习》为标志，及至改革开放后，“实事求是”被提升为国家战略层面，更具有新的科学内涵和时代要求，以此概括湖湘文化，事实上是有硬性嫁接之嫌。

湖湘文化的三个特点 2003年09月10日20时39分来源：星辰在线本人长居长沙岳麓山下，在岳麓书院的文庙中读的小学，毛泽东青年时在岳麓书院自学期间的卧室正好是我所在班的教室。

生于斯、长于斯，常常观摩着高挂在岳麓书院“忠孝廉节”堂上古老的“实事求是”匾额，对湖湘文化自有一种比他人更深的感同身受。

我感觉到湖湘文化有三个最大的特点或者说湖湘文化有三个源头。

一、三湘四水的灵动多彩，蕴育着激越冲突型的文化思想。

自古湖南属楚，湘楚文化实为一体。

从现存的楚辞中可以清楚地看出湘楚文化先人的激越、浪漫和好奇。

为什么会有这一特点？我认为这种文化特征与自然环境有密切的关系，正如同江南水乡的文秀和蒙古高原的雄浑一样。

湖南的地形东西南三面环山，对北敞开，冬季：凛冽的西伯利亚寒潮滚滚南下，长驱直入湖南全境，达南岭的脚下郴州永州一线，被阻于南岭；夏季：南方的阳光烈日加上湘北洞庭湖大水面的蒸发，使三湘大地热气郁积而不得散发，致使盛夏酷暑可达41摄氏度，夜晚的气温仍可高达33摄氏度。

而春秋两季：三湘大地时而受西北的冷锋控制，时而受西南暖湿气流的影响，故气候多变，时晴时雨，骤冷骤热。

因此，尽管湖南号称为鱼米之乡，自古却属于居住条件恶烈的荒蛮之地，以至于贾谊分配到长沙作王太傅，自视为流放而痛苦早逝。

汉代以后，湖南逐步开发，虽然成了鱼米之乡和粮仓，三湘人民祖祖辈辈所感受到的气候的恶烈，冬寒夏暑，春秋两季变化无常，培养了湖南人认同天道变化无常的道理和不屈的奋斗精神。

如楚辞中的离骚、天问、招魂，湘楚巫文化中的祭祀，长沙马王堆汉墓中的漆画等，其不同于黄河流域文化的最大特点就是不追求对称和工稳，而是更跳跃、更激情、特别是表现出对天道无常变化的疑问、适应和反抗精神。

二千多年过去了，湖南的地理和自然环境依旧，则从屈原到欧阳询、怀素，到王船山、魏源、曾、左、彭、胡，到谭嗣同、王闓运、齐白石，到黄兴、蒋翊武、蔡锷、毛泽东，这种情怀和精神一以贯之。

我们在面对湖湘文化的时候，决不能低估了这种环境对湖湘文化的影响。

二、古时移民对湖湘文化的影响。

湖南自古为南北兵家首征之地，元代初年及明末清初，湖湘大地遭受战火多次蹂躏，土著族十室九空。

元代和清代有两次在中央政府鼓励和安排下的大规模移民，移民主要来自江淅、江西和四川等地，湖南省境内有四十多种方言，如湘乡新化、常德湘西、衡阳、平浏、澧陵等方言，可以说没有一个湖南人能听懂省内的所有方言。

移民的进入给湖湘文化提出供了厚实多元的基础。

近代有人论说，湖南之所以名人辈出，盖因湖南是移民省的缘故。

而不管移民来自哪里，其最根本的特点是有吃苦耐劳的心理准备和拼搏的精神，这种气质上接先人楚文化的跳越浪漫，就形成了近代湖湘文化的激越而又有序、笃实而又灵动、浪漫而又实际的鲜明地域特征。

三、格物致知和实事求是。

近四百年湖湘文化的道统脉络非常清楚，前后大家相望，从王船山的旁证博引、评述宏论，到魏源的洋为中用，到曾国藩的笃实学风，到毛泽东的《实践论》和《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其“唯实”的思想路线是前后相继的。

身为万世师表的伦理思想家孔子，生前并不得意。

他在等级森严的奴隶制社会晚期提出了新的、有浓厚唯物辩证特征的伦理和道德体系，借复古的口号行革新变法和挽救人心之实。

孔子生前实是改革家。

汉代董仲舒尊孔，抽掉孔子的革新和辩证精神，留下了伦理道德。

宋代的朱程理学则对孔子学说精华破坏最大，理学家用佛学和道家中的主观唯心主义玄说来注解和重构孔子的学说，结果儒学理论体系越来越大，离孔子的真理离实际生活越来越远。

朱程理学以心学为号召，知行两端，基本上把孔子的革新和辩证精神阉割掉了。

南宋的灭亡和元明两代儒学日益走向唯心的“心学”，使有远见的文人不能不从实际出发来思考当时的社会诸多问题，其代表就是近代湖湘文化的开山祖王船山。

船山先生以激越的文人情怀和不屈不挠的实际斗争生活体验，上续诸子，提出了“格物致知”、“实事求是”的思想，在唯物的基础上复古了孔子的革新辩证精神。

可以说船山学说相当的部分是独立于朱程理学之外的。

船山学说强调经世致用，经清中叶魏源、曾国藩等人的大力推崇，遂成当世显学，它对发奋图强的清末洋务运动，对立志救国的“五四”前后大批文化青年都有深广的影响。

要而言之，今天谈到近代湖湘文化的传承，无论思想哲学还是文学艺术，其思想路线就是“格物致知”、“实事求是”。

作为一种区域性的历史文化形态，湖湘文化的发展有其内在的机制与特点。

人们注意到这样一个事实：唐代以前，湖南长期被视为苗蛮之地，在一种相对独立、闭塞的环境中缓慢发展；自宋代以降，湖湘文化不断取得长足发展。

何以如此？原因当然是多方面的，但从宋代开始的以岳麓书院为代表的湖南书院的持续发展无疑发挥了重要作用。

首先，书院的学术研究提升了湖湘文化的理论思维高度。

宋代以后，历代儒家士人往往以书院为基地进行学术研究与创造工作，从而推动着儒学的不断发展。

湖湘士人的学术研究也与书院紧密相连。

南宋初，胡安国、胡宏父子就以衡山碧泉书堂、碧泉书院为基地对儒学进行创发。

胡安国的代表作《春秋传》完成于碧泉书堂；胡宏则在书院讲学过程中完成其代表作《知言》，建构其性学思想体系。

张 的主要著作《论语解》、《孟子解》，也修订、完成于主教城南、岳麓书院期间。

实际上，南宋时期湖湘学派的形成、发展，湖湘理学的繁荣兴盛，均以碧泉书院、岳麓书院等为依托。

而在考据学盛行的清代中期，王文清、旷敏本、欧阳正焕、罗典、欧阳厚均等一批著述颇丰的汉学家，也是以岳麓书院为基地，致力其学术研究的。

湖湘书院的学术研究往往能够立足时代前沿，对儒学进行积极而富有成效的创发，对中国思想学术的发展做出重要贡献，同时也在理论层面上不断促进湖湘文化的发展。

在这方面，南宋湖湘学派堪称典型代表。

胡宏、张 等湖湘学者以探究天人之道为己任，在本体论、工夫论方面多有创发。

胡宏以性为“天下之大本”，提出了以“性”为最高范畴的本体理论，对作为宋明理学核心的天人关系问题做出了自己的回答。

其理论进路，明显区别于朱、陆的理学、心学，显示出理论思维上的独特性。

在工夫论上，湖湘学派主张“先察识后持养”，强调“于已发处用功”，在当时影响很大。

湖湘学派学者的学术创造，不仅使湖湘学派兴盛一时，为天下所瞩目，而且也使湖湘文化在理论思维水平上跃居时代前列。

清中叶以后，岳麓书院的众多汉学家也正是以其“覃思幽微”的学术创造活动推动着湖湘学术文化的发展，从而使湖湘文化与时俱进，不断为中国社会的发展贡献思想资源。

其次，书院的普及与文化传播活动拓展了湖湘文化的空间分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