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讲 文学的审美特质

第三章文学的审美特质

当我们把文学放入意识形态系统中，去比较文学与其他意识形态（历史学、哲学、宗教等等）的不同特点，我们就会发现，文学是一种艺术样式，在本质上是审美的。即：文学是审美的意识形态。

第一节文学特殊的反映对象及方式

一、文学的特殊反映对象

文学艺术与一般的社会意识形态有何区别？俄罗斯三大民主主义批评家之一别林斯基（另有车尔尼雪夫斯基、杜勃罗留波夫）在《一八四七年俄国文学一瞥》一文中认为：“哲学家用三段论法，诗人则用形象说话，然而他们说的都是同一件事。……一个是证明，另一个是显示，可是他们都是说服，所不同的只是一个用逻辑结论，另一个用图画而已。”这种观点简单地把文学归结为一种认识，不承认文学有自己的特殊对象，这必然会把文学等同于一般意识形态，忽略了文学的审美性质。其最大的危害在于往往因此取消文学自身的相对独立性，把文学当作是图解哲学或政治思想的工具。而这样的结果，对文学势必是一种戕害。

鲁迅就曾说过：“好的文艺作品，向来多是不受别人命令，不顾厉害，自然而然地从心中流露的东西；如果先挂起一个题目，做起文章来，那又何异于八股，在文学中毫无价值，更说不到能否感人了。”像古时的八股文，就是遵命作文，有谁听说过有一篇“优美的八股文”之类广为流传的？这个道理其实历代文人都懂。比如汉朝的司马相如，汉武帝要他为自己歌功，他便称病不朝，还做了《鵩鸟赋》，以示自己不做弄臣，他的赋文就不是遵命文学。汉武帝还算是开明了。到了清代，统治者们便把意识形态上升到了一个神经质的高度，像因作“清风不识字，何故乱翻书”、“夺朱非正色，异种也称王”之类的诗文就被砍了头。

还有历代统治者的毁书和禁书上。秦始皇的“焚书坑儒”自不必说了；清朝的纪昀编《四库全书》，也不得不奉命删去或焚毁大量的章节；我国的那段特殊时期，也禁毁了许多“不红”、“不专”的书。这些都是文学永远的痛。

六七十年代流行于中国的样板戏，被强行在全民中推行。在样板戏的推行过程中，还形成了“三突出”、“三结合”等一系列模式化的文学创作观念，这些“理论”的强行推行给文革期间的文学创作造成了十分恶劣的影响。

“三结合”是江青创造的创作方法。“三结合”是领导、群众、作者相结合。领导出思想，群众出生活，作者出技巧。创作是一个浑然的整体，怎么可以机械地分割开呢？“领导”实际上就是江青，她出思想，这就是说作者不需要思想。“群众出生活”，就是到群众中去采访座谈，记录一点“生活素材”，回来编编纂纂。当时创作都是集体创作，每一句都得举手通过。这样，剧作者还能有什么“主体意识”，还有什么创作的个性呢？现在看起来，这简直是荒唐。可是当时就是这样干的，一干干了10年。这样就不难想象文革时期政治对文学的影响之深。“三突出”，是在所有的人物中突出正面人物，在正面人物中突出英雄人物，在英雄人物中突出主要英雄人物。把人物划分三个阶梯，为全世界文艺理论中所未见，实在是一大发明。文学活动机械性地配合政治运动，于是生产出了一批又一批粗制滥造的、千篇一律的失败之作。这就是文学的教训。

那么，文学不同于其他意识形态的特殊反映对象是什么呢？我们可以回答：是人，是人生，以及渗透着个体生命体验的社会生活总体。

1、首先是人，是人生。文学反映和表现的是具体的活生生的人，关注的是人的行为，人的心灵，以及个体的和群体的人的命运。“文学即是人学。”

比较文学中的肖像描写同人类学中对人的描述。王熙凤：“一双丹凤眼，两弯柳叶眉，身量苗条，体格风骚。粉面含春威不露，丹唇未启笑先闻。”

再比如鲁迅笔下的闰土：“我的脑里忽然闪出一幅神异的图画来：深蓝的天空中挂着一轮金黄的圆月，下面是海边的沙地，都种着一望无际的碧绿的西瓜，其间有一个十一二岁的少年，项带银圈，手捏一柄钢叉，向一匹猹尽力的刺去，那猹却将身一扭，反从他的胯下逃走了。”第一次见到闰土的样子是：“紫色的圆脸，头戴一顶小毡帽，颈上套一个明晃晃的银项圈。”

可数年之后则变了：“这来的便是闰土。虽然我一见便知道是闰土，但又不是我这记忆上的闰土了。他身材增加了一倍；先前的紫色的圆脸，已经变作灰黄，而且加上了很深的皱纹；眼睛也像他父亲一样，周围都肿得通红，这我知道，在

海边种地的人，终日吹着海风，大抵是这样的。他头上是一顶破毡帽，身上只一件极薄的棉衣，浑身瑟索着；手里提着一个纸包和一支长烟管，那手也不是我所记得的红活圆实的手，却又粗又笨而且开裂，像是松树皮了。”

而人类学中对人的描述是什么样的呢？黄色人种：即蒙古人种，世界三大人种之一。肤色呈黄色或白色，头发黑，眼色深，颧骨较高，面部扁平，体毛和胡须稀疏。主要分布在中国，朝鲜，日本，西伯利亚等。

人生、命运往往成为文学最重要的主题。黄易在《寻秦记》中对人生悲剧这样描写：“你在旷野上碰上一群狼，无从躲避，正在此时你发现有个坑可以躲避，就跳了下去，在半空中发现坑底全是蛇，幸亏半空有截树根，你就抓住了，却发现老鼠在疯狂啃这截树根，已经摇摇欲坠，这时树根上流出一滴蜜，你毫不犹豫的舔了下来，这滴蜜就是人生。”

人逃脱不了命运的捉弄，注定要在命运的河流中浮沉，但是强健的灵魂为了扼住命运的喉咙而掀起的点点浪花正是人生的精彩。如金庸的《天龙八部》等作都可作如是观。

在金庸的小说里，《天龙八部》中的乔峰是当之无愧的大侠，然而乔峰的一生是悲壮的一生。在襁褓中的他就已经是个母亲遭人杀害父亲失踪了的孤儿，再养父母家中他受的是汉人的文化熏陶，又有少林大师的精心栽培，他成为了义盖云天，豪气万丈的英雄豪杰，侠者的美好风范在他身上体现得淋漓尽致，对朋友够义气，对养父母和师傅尽孝道。身为丐帮帮主的他受到江湖各界人士的瞩目与敬仰，就在他人生最辉煌的时刻，命运和他开了个大大的玩笑，杏子林中丐帮集体发难，揭露乔峰不是中原子民，而是与汉人有仇的契丹人。于是乔峰从名震江湖的丐帮帮主成了中原武林群起而攻之的契丹狗，无恶不作的大恶人。乔峰难以置信，就开始了追寻身世之谜的艰难历程。然而现实是冷酷无情的，他苦苦寻找的真相就是自己确实是契丹人，以前的亲人与朋友转眼之间都成了不共戴天的仇人，丐帮的兄弟也忘却了他以往的重情重义，只认得他契丹人的血统，为了自保和复仇他被迫卷入到一场又一场的杀戮之中，可以说父辈的仇恨是注定他的悲剧命运的基本因素之一。

然而民族矛盾又进一步将他推向绝路，他与耶律阿保机是结拜兄弟，本可以在契丹国做个大将尽享荣华富贵，可是他却无法融入契丹的大军中向中原汉族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