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研究材料看百年来中国近代汉语语音研究

　重庆师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3期

从研究材料看百年来中国近代汉语语音研究

黎　新　第

(重庆师范学院　中文系,重庆　400047)

摘　要:近代汉语语音的研究材料异常丰富,但对这些材料的发掘利用,百年来却经历了一个发展过程。

观察发掘利用材料的阶段差异,可以为百年来中国近代音研究的分期提供依据。不同种类研究材料的丰富与开拓,则显示了中国的近代音研究正走向成熟。当前研究中的成就、不足与近代音研究今后的走向,也可以从研究材料不同的开拓利用程度和利用方式中见到端倪。

关键词:百年来;近代汉语;语音;研究材料

中图分类号:H1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9936(2002)03-0073-08

有三点需要先行交代。一是本文所谓近代音暂定为上起北宋,下迄清末。二是笔者在《20世纪中国近代音研究分期和研究观念的发展》(《古汉语研究》2002年第2期)中提出,自20世纪初直到世纪末,中国的近代汉语语音研究大致可以划分为两个时期、三个阶段。从世纪初到60年代为狭义近代音(也可以称为北音)研究时期,这一时期可以新中国的成立作为界线划分为前后两个阶段:世纪初至1948年为第一阶段,新中国成立至60年代十年动乱开始为第二阶段。从70年代十年动乱结束以迄于今(本文考察到2000年为止)是广义近代音研究时期,这一时期等同于研究的第三阶段。三是本文涉及的研究成果既包括在祖国大陆地区发表的成果,也包括在台湾地区发表的成果。但限于资料和识力,都可能捃选不当甚或错误,敬祈指正。

任何研究都需要可供研究的材料。而可供近代汉语语音研究的材料,无论从数量看还是从质量看,都是其他历史时期的语音材料无法比拟的。从数量看,如韵书、韵图,上古时期根本没有,保存到现代而又可以反映中古语音的也只有少数几种,能够在不同程度上反映近代音的则数以十、百计。又如对音、译音材料,上古时期除东汉末年有一些从梵文或其他西亚文字译写的材料外,其他都比较零星。中古时期虽然有大量的梵-汉对音材料和一些藏—汉、日—汉对音材料,但其种类仍远远不能同近代相比。从质量看,如明代以来主要由各地外国传教士编写的大量用音标标音的材料,对于准确构拟近代官话语音和各地方音有着重要价值,此前则此类材料完全阙如。又如现代方音材料,由于与近代方音有着直接的继承关系,借助前者来构拟或说明后者,从总体看,其准确性和可信度也应比以之构拟或说明上古音和中古音更高。正因此,近代汉语语音研究较之上古音和中古音研究,在材料上可以说得天独厚,因而应当有更加广阔的用武之地,产生出更多的成果,在科学性上较之上古音和中古音的研究成果应有过之而无不及。但面对如此量大质优、同时也是精粗真伪此彼混杂的研究材料,其发掘、辨识与利用却并非能

收稿日期:2001-11-07

作者简介:黎新第,男,重庆师范学院中文系,教授。

够在朝夕之间一蹴而就的。本文即试图追溯百年来近代汉语语音研究在取材与用材上的阶段差异和不同种类材料的丰富与开拓,并从中得出几点粗浅认识。

一、不同研究阶段使用材料范围的差异

(一)研究的第一阶段和第二阶段。在这两个阶段,研究的材料主要是部分韵书、韵图,其他材料虽有涉及,但利用较少。第一阶段如赵荫棠1936《中原音韵研究》(商务印书馆)剖析《中原音韵》及其后产生的曲韵派和小学派系列韵书,陆志韦1946—1948总名为《古官话音史》的九篇系列论文(《燕京学报》31至34期)也主要研究了自邵雍《皇极经世・天声地音》始,至《三教经书文字》止的八种韵书和韵图。又如赵荫棠1931有《康熙字典字母切韵要法考证》(《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3本1分)、1932有《〈字学元元〉述评》(《中法大学月刊》2卷2期),王力1935有《类音研究》(《清华学报》10卷3期),董同和1948有《切韵指掌图中几个问题》(《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17本)等。第二阶段如赵荫棠1957《等韵源流》(商务印书馆)研究自宋代起始的近代南北两派韵图,李新魁1962《论〈中原音韵〉的性质及它所代表的音系》(《江汉学报》第8期)、司徒修1962《〈中原音韵〉的音系》(《清华学报》第3卷第1期)、忌浮1964《〈中原音韵〉二十五声母集说》(《中国语文》第5期)、赖桥本1964《〈中原音韵〉与北词用韵之关系》(台湾师范大学《曲学集刊》)、陈新雄1976《〈中原音韵〉概要》(台北文津出版社)等则继续围绕《中原音韵》开展研究。它如谢云飞1968有《〈明显四声等韵图〉之研究》(台湾师范大学国文研究所出版),1975又有《金尼阁〈西儒耳目资〉析论》(《南洋大学学报》第8、9期合刊),应裕康1970有《〈洪武正韵〉声母音值之拟订》(《中华学苑》第6期)、

《〈洪武正韵〉韵母音值之拟订》(《汉学论文集》,台湾惊声文物供应公司),1972又有《清代韵图之研究》(台湾弘道文化事业有限公司),詹秀惠1973有《〈韵略易通〉研究》(《淡江学报》第11期),吴淑美1976有《〈洪武正韵〉的声类与韵类》(台北文津出版社)等。其它材料虽然研究较少,但从第二阶段起,也已经开始系统利用金诸宫调和元杂剧的韵文材料(如廖　英1963《关汉卿戏曲的用

《武

《中国语文》第1期,周大璞1963《〈董西厢〉用韵考》、《中国语文》第4期,1964《诸宫调的用韵》、

韵》、

《淡江学报》第9期,汉大学学报》第2期)和音注材料(如许世瑛1970《朱熹口中已有舌尖前高元音说》、

1972《从〈诗集传〉叶韵中考〈广韵〉阴声各韵之并合情形》、《辅仁大学人文学报》第2期,1973《从〈诗集

《淡江学报》第11期)。对音材料的利用则有胡明扬1963《〈老传〉音注及叶音中考中古声母合并情况》、

乞大谚解〉和〈朴通事谚解〉中所见的汉语、朝鲜语对音》(《中国语文》第3期),郑再发1965《蒙古字韵跟八思巴字有关韵书》(台湾大学文学院《文史丛刊》)等。但国内大陆地区第二阶段的汉语近代音研究可以说都是浅尝辄止,因为紧接着的十年动乱中断了当时的一切历史语言研究。直到第三阶段才出现了全面开拓、利用各种近代音研究材料的局面。

(二)研究的第三阶段。值得大书特书。从研究材料看足以形成本阶段特色的是:

1.从不同角度并以不同方法充分发掘利用现代和近代方音材料,其中又以利用现代方音材料为多。如丁邦新1978《问奇集所记之明代方音》(台湾《中央研究院成立五十周年纪念文集》)、1981《与中原音韵相关的几种方言现象》(《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52本4分),蒋希文1982《从现代方言论中古知庄章三组声母在〈中原音韵〉里的读音》(《中国语言学报》第1期),俞敏1983《李汝珍〈音鉴〉里的入声字》(《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第4期)、1987《中州音韵保存在山东海边儿上》(《河北师院学报》第3期),王洪君1987《山西闻喜方言的白读层与宋西北方音》(《中国语文》第1期),石余1987《论〈中原音韵〉“入派三声”的性质》(《唐山教院、唐山师专学报》第2期),黎新第1987《官话方言促变舒声的层次和相互关系试

《近代析》(《语言研究》第1期)、1991《北纬37度以南的古-k尾字与二合元音》(《语言研究》第2期)、

以来的北方方言中古庄章知组声母的历时变化》(《语言研究》增刊),陆致极1988《〈中原音韵〉声母系统的数理比较研究》(《中国社会科学》第5期),潘家懿1995《从〈方言应用杂字〉看乾隆时代的晋中方音》(《山西师大学报》第4期),刘勋宁1998《中原官话和北方官话的区别及〈中原音韵〉的语音基础》(《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