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人文精神及其当代价值

中华人文精神及其当代价值

郭齐勇

今天，我们确实患有“失语症”。在文明对话中，我们拿什么对话？我们今天的文化中，缺失的是中国自家文化的主体性，因为我们很多文化人只是在重复、模仿、因袭西方的特别是美国的话语，其中有些知识人也并不理解西方，只是以他自认为的西方价值方式要求一切，以为只有他所抽象理解的西方价值才有普遍性，而非西方的特别是中国的价值都是所谓落后的保守的特殊的云云。他们并不认识自家文化的宝藏。“五四”以来，中国几代知识份子的文化主体意识日渐淡泊，对自身文化的理解越来越偏执。今天，我们确实要把这两件事提到议事日程上来：一是保卫中华人文精神，二是保卫汉语的纯洁性。这如同保卫我们的国防与国家安全一样重要。

什么是现代化、现代性呢？为什么说经济全球化是一把双刃剑呢？东方的现代性与东方的传统有什么关系呢？什么是“人文精神”？中西方人文精神有什么不同的特点呢？什么是“传统”与“传统文化”？

什么是“中华人文精神”？“中华人文精神”是怎么形成的呢？“中华人文精神”有什么特点？为什么说“中华人文精神”不与自然相对立，不与宗教相对立，不与科学相对立？她与自然、宗教、科学有什么关系呢？“中华人文精神”死亡了吗？如果没有死亡，她在当代有什么价值？有什么现实意义？在现代化与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我们应当如何重建“中华人文精神”？

中国人文精神就是“仁爱”的精神！“仁”是人的内在的道德自觉，是人的道德的自主性。“仁”又是“天、地、人、物、我”之间的生命的感通，是“天下一家，中国一人”的价值理想。这种价值理想以“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等“忠恕”之道作为主要内涵。这可以推广为人与人之间，乃至国家间、民族间、宗教间、文化间的相接相处之道，乃至人类与动植物、人类与自然的普遍的和谐之道，是“人与天地万物一体”的智慧。

重人生、重道德的中华人文精神在几千年的形成与发展过程中，涵盖并包融了自然、宗教与科学技术，并不与自然、宗教、科学技术相对立、相排斥。

在物质主义、功利主义的今天出现了“现代病症”。中华人文精神提倡的仁、义、礼、智、信、忠、孝、诚、恕等价值，在剔除其历史附着的负面性效应之后，完全可以提炼、转化、活化其合理因素，渗透到今天的社会生活中去，进而作为正面、积极、健康的力量参与现代化建设，作为价值指导，治疗现代社会的病症，

恢复人的尊严，重建人的意义世界，重建人与“天、地、人、物、我”的良性互动的关系。

中华五千年文明孕育的人文精神，是我们走向现代化的21世纪的重要精神资源，是炎黄子孙精神生命的源头活水。弘扬中华人文精神，有助于克服当代社会生活的某些困境，尤其有利于当代伦理的重建。

一、“中华人文精神”的产生及其内核

我们中华民族在长期社会实践过程中逐渐形成了独特的精神信念和价值意识。其中，尤以对“天、地、人、物、我”及其关系的反思，特别是对“人”自身的反思最具特色。在中华民族长期融和的历史过程中，儒、释、道三教，特别是儒教，在政教礼俗的各方面影响甚巨。中华各民族及各种思想流派在历史上关于人与天道（天神）、人与自然、人与物、人与人、人与自身之关系的讨论，可以说汗牛充栋，人言言殊，今天我们很难以偏概全。但大体上，我们仍然可以把三千年来，在社会上层与下层中逐渐形成共识的、围绕“人”的若干思考略加总结与概括。

与世界上其它民族一样，中华先民在原始宗教的氛围中，“人”的地位暗而不彰，或者说，人总是与“神”，特别是与自然神灵的“帝”，或有意志的人格神的“天”相联系、相纠缠的。甲骨卜辞和《尚书》中的“帝”或“上帝”，就是殷代人的至上神。甲骨卜辞中“帝其令风”、“帝其令雨”、“帝其降馑”、“帝降食受（授）又（佑）”①的“帝”，多半指自然神灵。而《尚书》、《诗经》中的“帝”，则是自然神灵与祖先神灵崇拜的合一。“帝”或“上帝”是人类群体及其生活的

主宰。周代钟鼎铭文中，“天”字出现的频率很多。“天”“人”两个字的字形十分相近，“人”形上加一圆点即是“天”字。在周代，至上神的称谓由“帝”“天”混用，逐渐变为了“天”的独用。“天”成为了创造生命、万物，并福佑人间的人格神。如：“惟天阴骘下民”，“天乃佑命成汤”，“天乃大命文王殪戎殷”，“天休于宁王，兴我小邦周”，“天生烝民，其命匪谌？”，“天生烝民，有物有则，民之秉彝，好是懿德”，等等。①但“天”的人格神权威逐渐下落，变成非人格的最高主宰，甚至变成人们咒骂的对象，这在《诗经》中可以找到很多例证。

周代的礼乐教化，集宗教、伦理、政治于一身，其中表现了中华民族“人”的意识、“人文”的意识的凸显。礼治显然是人的积极有为之治，但从本源上讲，荀子认为，礼的源头是“天地”、“先祖”和“君师”。天地是生命的本元，先祖是族类的本元，君长是政治的本源。所以，礼文，在上方事奉天，在下方事奉地，尊敬先祖，尊重君长。这是安定人民之本。而礼、乐之教，当然还有诗教、易教、书教等等，是用来对统治阶层、知识阶层的人，陶冶身心，端正品行的，继而用来提升百姓的文化素养、人格境界，调节、满足人们的物质与精神需求。所谓“礼以道其志，乐以和其声”②，以礼节民，以乐和民，就是这个道理。

孔子的时代是中国人“人文意识”觉醒的时代。孔子说：“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①孔子把继承了夏商两代文明而又有所创新的丰富繁盛的“周文”，作为我们民族深厚的大传统。“周文”源于且不脱离原始宗教而又强调了礼乐教化。礼使社会秩序化，乐使社会和谐化。孔子点醒了、拯救了周代礼乐文明的活的精神，并把它提扬了起来，这就是“仁”的精神！“仁”是礼乐的内核，没有“仁”的礼乐，只是形式躯壳、虚伪的仪节。

①分别见《尚书》中的《洪范》、《泰誓》、《康诰》、《大诰》和《诗经·大雅》中的《荡》篇、《烝民》篇。

中国人文精神其实不是别的，就是孔子“仁学”的精神！“仁”是什么呢？“仁”是人的内在的道德自觉，是人的本质规定性，即孟子所说的人异于禽兽的那么一点点差别。“为仁由己”，“我欲仁，斯仁至矣”②，突显的是人的主体性，特别是道德的自主性。“仁”又是“天、地、人、物、我”之间的生命的感通，又是“天下一家，中国一人”的价值理想。这种价值理想以“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③等“忠恕”之道作为主要内涵。这可以推广为人与人之间，乃至国家间、民族间、宗教间、文化间的相接相处之道，乃至人类与动植物、人类与自然的普遍的和谐之道。孔子的“仁学”是中华人文精神的内核，是人文主义的价值理想，此不仅是协和万邦、民族共存、文化交流的指导原则，而且也是“人与天地万物一体”的智慧。无怪乎《全球伦理宣言》的起草者孔汉斯先生，把孔子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作为全球伦理的黄金规则，这是很有见地的。④

孔子和儒家极大地张扬了人的自强不息、积极有为的创造精神，特别是人在物质文化、制度文化、精神文化诸层面的积极建构，促进文化的发展与繁荣，肯定道德、知识、智慧、文采、典章制度、礼乐教化等等。但孔子和儒家在极大地肯定人的文化创造的同时，并没有陷于人类中心主义和人文至上主义的立场，反而谨慎地处理了人文与自然、人文与宗教、人文与科学的关系。

二、“中华人文精神”的特点⑤

中国的“人文精神”，不与自然对立，不与宗教对立，不与科学对立。这是中国的，特别是孔子、儒家的人文精神的特点。

①《论语·八佾》。

②《论语》中的《颜渊》、《述而》篇。

③《论语》中的《雍也》、《卫灵公》篇。

④参见孔汉思等：《全球伦理》，台北：雅歌出版社，1996年1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