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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碳经济的激励机制研讨

发展低碳经济的“组织费用”非常高，它除了国与国之间为减排形成协议的成本外，还涉及到一国内实施低碳经济协议的成本。有效的发展低碳经济举措要求全国，甚至全世界范围的集体行动。在亚当•斯密的“看不见的手”看来，在国家干预最小化的情况下，自利的个人自发地创造出最优化的社会结果。然而，在斯密的经济世界里不存在集体困境。一般来说，各种不同形式的集体困境涉及私人与社会收益率之间的差异。当存在集体困境时，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的个人会创造出次优的社会结果。三是未来贴现加剧了“吉登斯悖论”。人们对待现在与未来是有差别的。现在获得的一点点报酬，通常会被当作与一段时间后获得的更大的报酬相等值。这也适用于风险。尽管许多人知道烟盒上印有“吸烟有害健康”，但他们照样吸烟。人们的低碳行为不会产生立竿见影的效果，并且个人消费行为对气候变化的影响也是微不足道、不能直接看见的，并且这种影响还与未来联系点在一起，所以这些特点都加剧了“吉登斯悖论”。

“吉登斯悖论”的产生与低碳经济的特点和人类行为有关。

气候变化及低碳经济的特点可概括为，

（１）从空间上和时间上来看，它涉及到全世界各国，并且各国在发展低碳经济的过程中又有异质性。在经济发展阶段，经济利益及经济政治体制，文化习俗等都存在差异。发展低碳经济既涉及到过去（历史上的碳排放），也涉及到现在和将来，这更增加了制度安排和政策工具选择的难度。

（２）不确定性。人类排放行为导致温室效应还是自然造成温室效应，是减排还是适应，低碳问题是存在还是不存在，等等，这些认知问题都还存在较大的争议。在发展低碳经济的决策中，影响决策的主要变量有生产率、温度敏感性系数、人口增长率、脱碳率和碳循环等。

（３）气候变化及引起的低碳经济问题是最大的市场失灵，市场的作用受到了限制。所有这些特点容易导致“吉登斯悖论”的产生。从人类行为来看，为什么会导致“吉登斯悖论”？从认识减排的重要性并不一定导致行动来看，知识通过价值系统传播，而价值系统是由历史、政治、经济及制度等因素型塑的，这些因素决定我们是否采取行动。（１）认知科学的研究表明，人们对威胁能够做出优先反应，即能够对有确定的、有形的、直接的冲突做出反应。而气候变化的缓慢速度及其风险的被延缓、无形和统计上的性质无法打动我们。（２）气候变化及发展低碳经济具有不确定性的特点，而在不确定情况下的决策特点限制了人的自然适应本能，人们容易低估累积的可能性。一般来讲，人们更关注现在，对未来事件的重要性大打折扣并优先考虑在空间和时间上更接近自己的问题。（３）认知到了也不一定会采取行动。人们会优先考虑安全、居所等人的基本需求，而对未来气候如何变化则不会怎么关心。（４）社会因素影响人们的认识、决定和行动的方式。需求观念及其优先考虑的是由社会和文化构建的。这可以解释为什么对环境问题的认识会随财富增加而提高，但对气候变化的认识却不然。如收入越高的个人（和国家）可能会漠视全球变暖以避

免降低消费水平和改变生活方式导致的潜在成本。（５）人们还会建构和重构信息来减少信息带给人们的不安全感觉，这导致了社会组织性的否认策略，也不利于发展低碳经济。如强调国家排放量而不是人均排放量可以导致生活在非排放大国的人将他们的责任减到最小并以此解释他们的不作为。“吉登斯悖论”已经被一些调查所证实。２００６年在美国进行的一次全国调查表明，有４４％的受访者将全球变暖排在“非常重要”之列。然而，它只是处在他们担心的所有事情的第１８位。只有不到五分之一的人说他们“十分”关心这一问题。同一年进行的一次国际调查则显示，在２９个国家中，美国公民相信全球变暖不是一个严重问题的比例是最高的。

全球层面的调查表明，发展中国家的民众是最关心气候变化的。一项有关九个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跨文化研究指出，在中国、印度、墨西哥和巴西接受访问的民众中，约有６０％的人表示了“一种高度的关注”，与此相比，英国和德国这一数字只有２２％。此外，在穷国里，约有４７％的受访者表达了应对气候变化的坚定的个人承诺，这与英国的１９％的数字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为什么发展中国家的民众更关心气候的变化？这可能与所处的环境有关，发展中国家在面对气候变化的适应能力及消除气候变化影响的能力低，民众担心气候变化会对他们的生活造成较大的影响。而发达国家有更强的适应能力和处置能力，他们认为这些问题最终可以解决。在共同行动应付气候变化的集团行动问题上，“吉登斯悖论”的现象随处可见，大多数公众认可全球变暖是一个严重的威胁，但只有少数人愿意因此彻底地

改变自己的生活。［５］２如通过减少旅行、供暖、制冷、家电使用并转向公共交通，到２０３０年，生活方式的转变能使二氧化碳排放量年均减少３５亿至５０亿吨，这占所需减排量的８％（世行，２０１０）。但是人们的旅行不是减少了，而是随着收入水平的提高而增加了。在一些发展中国家私家车不是少了，而是增长得更快了。只要改变我们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是可以在不降低生活质量的情况下减少二氧化碳的排放和发展低碳经济的。

在发展低碳经济过程中，第一步是认知上的革命，即人们认识到气候变化的后果，认识到气候变化与人类行为（生产和消费）的关系。在认识（语言）到行动的过程中，产生了“吉登斯悖论”。这种“吉登斯悖论”的产生与气候变化及低碳经济的特点是有关系的。第二步，针对“吉登斯悖论”，我们必须把发展低碳经济深植于制度及公民的日常关切之中。我们通过提高发展低碳经济的制度能力和建立有利于发展低碳经济的激励机制来减少或消除“吉登斯悖论”。

解决“吉登斯悖论”的条件之一：提高制度能力

制度能力是我们根据约束条件和实现的目标而采用相应的规则（正式的和非正式的规则）从而实现目标的条件及机制。提高制度能力主要需要三大要件，（１）信息与交流的平台。有效的信息与交流的平台是制度能力的基础。在信息不完全、不对称、有限理性及存在道德风险的情况下，人的第５期论发展低碳经济中的“吉登斯悖论”９９行为是难以预知的，只有在一定的制度框架下，人的行为才具有可预知性。我们现在关于气候变化及低碳经济的信息还是很有限的，

认识上还存在较大分歧，并且相关的交流平台还不足。（２）制度应该解决的核心问题。解决气候及低碳发展的关键问题就是成本分担问题。成本分担涉及到责、权、利的问题，涉及到个人收益与社会收益的关系问题。（３）建立相应的规则（或契约），并能保障这些规则有效实施。

我们可以通过提高制度能力来解决“吉登斯悖论”：第一，向公众提供有关气候变化对经济社会影响及低碳经济方面的信息，并创建在那些受影响者中间进行交流的论坛或平台。英国曾主持召开了一次“公民峰会”，意在看看一次评议过程能够在多大程度上转变公众对全球变暖的态度并培养出生活方式的改变。来自英国不同地区的公民参加了这一系列活动。组织者给他们寄发了信息包裹，并要求参与者想办法在最后的会议即峰会召开前采取步骤减少他们的碳消费。实践证明，这一活动是有效果的。在评议的最后阶段，同意“我对气候变化已相当了解”这一表述的参与者比例增加了一倍多，即达到６６％。同意“有必要立刻采取行动”的百分比从开始时的６５％上升到了结束时的８２％。在活动开始前，只有刚刚过半的参与者同意对抗气候变化的责任“属于我们所有人”，到结束时这一比例提高到８３％。从这一活动来看，向公众提供信息并建立相应的交流平台可以减少科斯定理的失效，并缓解“吉登斯悖论”。第二，成本分担规定被大部分参与者公平地接受。对于大多数时间、大多数公民来说，气候变化是一个“想后”的问题，哪怕它是担心的根源。除非它的后果变得可见、直接，否则它就不会引起人们的注意。发展低碳经济的成本如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