弗洛伊德的文艺理论与传统理论观点根本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分析文学

弗洛伊德的文艺理论与传统理论观点根本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分析文学——心理学。

强调人的潜意识和无意识，强调性本能。

他开拓了从人的心理和历史研究文艺的先河。

传统的理论如影响深远的柏拉图的迷狂说和灵感说如距离说等，都是从文学的角度，创作的角度，最多发展到人与自然的关系，人与作品的关系上来说。

当然，他们都不同程度地发现，文艺主要是一种主观的精神活动，强调文学与精神的关系。

弗洛伊德一说，更从人的最深层的意识活动来发掘作品的意义，是文艺理论史上的一个大跃进。

弗洛伊德提出人的三种基本欲望（三元欲），即保证自身安全的欲望、食欲和性欲。

同时，他提出人心理的三个层面，即意识、前意识和潜意识。

他认为心理问题某些欲望被压抑到潜意识中，想要释放却得不到满足而造成的。

而三元欲中，弗洛伊德研究最多的就是性欲，他也认为性欲是造成人类心理问题的最重要欲望，很多心理问题都是性欲被压抑得不到满足造成的。

这固然在当时是个全新的视角，但很多人都认为他将性欲的作用过分地夸大了。

我认为，人的大部分心理问题离不开群体作用，即社会环境，单纯靠分析性欲很难解决所有问题。

当然，价值判断只能由每个人自己来作。

荣格：荣格的标志性思想是“集体无意识”，人的精神结构由外而内分为这样几个层次：意识、前意识、个体无意识、集体无意识。

“集体无意识”是祖先通过遗传密码为我们留下的精神遗存，虽然在日常状态下我们感受不到它，但是它却具有强大的力量，会实实在在地影响到我们；而且这种“无意识”之所以被称为“集体”，就是因为它不是个体性的，它不是影响某一个人，而是会影响到所有的人，至少是这个种族里的所有的人。

集体无意识荣格在个体的潜意识之外发现了一种社会或集体的无意识，并以此来解释个体以及集体的行为。

按照荣格的解释，“集体无意识是心灵的一部分，它有别于个体潜意识，就是由于它的存在不像后者那样来自个人的经验，因此不是个人习得的东西。

个人意识主要是这样一些内容，它们曾经一度是意识的，但因被遗忘或压抑，从意识中消逝了。

至于集体无意识的内容则从来没有在意识里出现过，因而不是由个体习得的，是完全通过遗传而存在的。

个体潜意识的内容大部分是情结，集体无意识的内容则主要是原型。

”原型是人心理经验的先在的决定因素。

它促使个体按照他的本族祖先所遗传的方式去行动。

人们的集体行为，在很大程度上也是由这无意识的原型所决定的。

由于集体无意识可用来说明社会的行为，所以荣格的这一概念对于社会心理学有着深远的意义。

荣格认为原型有许多表现形式，但以其中四种最为突出，即人格面具、阿尼玛、阿尼姆斯和阴影。

人格面具是一个人个性的最外层，它掩饰着真正的自我，与社会学上“角色扮演”这一概念有些类似，意指一个人的行为在于投合别人对他的期望。

阿尼玛和阿尼姆斯的意思是灵气，分别代表男人和女人身上的双性特征，阿尼玛指男人身上的女性气质，阿尼姆斯则指女人身上的男性气质。

阴影接近于弗洛伊德的伊底，指一种低级的、动物性的种族遗传，具有许多不道德的欲望和冲动。

除这四种原型之外，荣格的“自我”概念也是一种重要的原型，它包括了潜意识的所有方面，具有将整个人格结构加以整合并使之稳定的作用。

与集体无意识和原型有关的另外一个概念是曼达拉，意指在不同文化中反复出现的一种象征，表现为人类力求一种整体的统一。

柏拉图的文艺观：柏拉图承续：了古希腊哲学求真的科学传统；他发展了苏格拉底揭示矛盾、借助辩证法最终认识抽象真理的方法，这也是他教育的方法论。

真善美是其教育思想的理论光辉，其教育目标是培养理想的，掌握了真理的治国者。

教育过程从知识体系到教育对象是一个阶梯的、逐步去粗存精的过程，这个教育过程中，真理通过人对世界的逐步认识而彰显，人通过对真理的靠近而成为理想的人。

柏拉图教育思想中的阶段性、实践性，以及男女平等观对西方近代教育学制和课程设置影响巨大，并影响了全世界。

尤其是对教育内容的设计上，对人类认识自然、推动思维深化上有直接的贡献。

在今天，这仍然是要坚持的。

当然，柏拉图主张贵族政治和精英教育，这不可避免地落后了；他主张国家对教育者及教育内容进行监督，以及关于什么是好文艺，文艺和政治的关系等问题，在历史上曾有被专制权力恶意利用的后果。

孔子开创了西周以来在日常生活中发掘性与天道内蕴的儒家传统，在春秋时代祭祀文化向礼乐文化的转变中，孔子升华了礼乐文化的人本意义。

其教育活动立足于个人的成人历程，以本心修养为开端，不离开日常生活的道德实践活动，孔子的教育可谓是终身教育。

虽然孔子也提出了学习的阶段性，但在“仁”的目标下，立身、做事、成人等环节本质上是不分开的，这都形成了体“道”为特色的中国古代教育传统。

孔子是要通过教育，最终在个人道德觉悟基础上，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情理和谐的伟大理想。

孔子主张民本的君主政治和“有教无类”的大众教育，理想的统治者是道德觉悟的理想人。

柏拉图的理想统治者是经过系统的教育培养出来的，因此柏拉图在教育上对国家权力予以了厚望，而孔子则是中国第一位开私学的教师，他打破三代以来贵族对教育的垄断，转向了对个体道德觉悟的追求。

这种私学之风对中国文化惠泽深远。

两位哲人的教育思想，各具光辉，他们都以真善美为教育的最高理想，都落实于人的精神塑造和真理追求。

虽然对于真理的认识有别，但无高下之分。

面对今天科学与道德明争、求真与求善暗斗的现实教育，吸收二人教育思想中的科学和内省精神，对推动教育的全面发展和人的全面实现是有巨大裨益的。

亚里士多德的文艺观：首先来理解一下希腊哲学中的“人文精神”吧：1.人文精神是人文主义，人本主义，人道主义。

2.广义指的是始于欧洲古希腊的一种文化传统。

简言之，即关心人，尤其是关心人的精神生活；尊重人，尤其是尊重人作文精神存在的价值。

苏格拉底的哲学追求主要集中在认识人自己这一命题上，强调知识的作用，认为无知是一切罪恶的首要根源，认为知识即美德。

亚里士多德最大的哲学贡献在于创立了逻辑学。

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也指的是关心人，以人为本，重视人的价值，反对神学对人的压抑。

张扬人的理性，反对神学对理性的贬低；主张立足于现实生活的精神追求，反对神学用天国生活否定尘世生活。

14世纪以来，意大利工商业城市兴起，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

新生的资产阶级追求财富与人生享乐，文艺复兴活动悄然兴起，由于当时资产阶级还没有成熟的思想体系，只得借助被教会视为异端的古希腊、古罗马文化来表达自己的反封建思想。

总的来说，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的人文主义是在于关注社会、研究人；而文艺复兴的人文主义维护的多是资产阶级的利益。

前者是后者思想斗争的工具。

批判显示主义：巨著丛生，文坛盛况，蔚为壮观。

在英国，狄更斯和萨克雷也代表了当时中小资产阶级的利益，对资本主义社会现实的罪恶与腐败，作了揭露和批判。

狄更斯的小说有《大卫·科波菲尔》、《艰难时世》和《双城记》等，萨克雷的代表作是《名利场》。

此外，夏洛蒂·勃朗特和盖斯凯尔夫人等人，也以优秀的文学作品，加入了批判现实主义作家的行列。

马克思称他们是属“现代英国的一批杰出的小说家”，指出：“他们在自己的卓越的，描写生动的书籍中向世界揭示的政治和社会真理，比一切职业政客，政论家和道学家加在一起所揭示的还要多。

”[1]编辑本段基本特征十九世纪的批判现实主义文学，是资产阶级文学史上灿烂的一页，也是世界文艺宝库中一份十分重要的遗产。

批判现实主义是属于资产阶级范畴的文学，它的思想武器是以人性论为基础的人道主义，它的社会政治主张主要是改良主义，它的创作理论的哲学依据基本上是唯物论的反映论。

较之过去的文艺批判现实主义突出的一个特点是比较广阔、比较真实地展示了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对现实矛盾的揭示具有相当的深度。

马克思、恩格斯赞扬这些杰出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家对现实关系的深刻理解，并高度评价巴尔扎克、狄更斯等人反映社会生活的丰富性和深刻性，认为他们在作品中提供的历史材料比历史学家、经济学家。

统计学家等合起来所提供的还要多。

列宁把托尔斯泰的作品称为“俄国革命的镜子”。

革命导师的这些论述，十分精辟地指明了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积极意义和历史价值。

许多批判现实主义作家都力图把自己的作品写成时代的记录，他们为自己的作品起的总题、书名、或副题是：《人间喜剧》（巴尔扎克）、《第二帝国时代一个家族的自然史和社会史》（左拉）、《一八三○年纪事》（司汤达）、《艰难时世》（狄更斯）等等。

如巴尔扎克所说，“我企图写出整个社会的历史”。

他们的客观实践与主观意图，应当说是基本相符的。

在他们的笔下，我们可以看到封建社会的崩溃，资本主义的兴起，也可以看到农奴制的暴虐，资本剥削的残酷。

特别是他们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揭露和批判，更是广泛地涉及各个领域，尖锐地提出了许多重大问题，勾勒出一幅幅触目惊心的悲惨图画，引起人们对现存秩序的深刻怀疑和不满，因而具有巨大的社会意义。

但是，十九世纪又是欧洲无产阶级崛起、壮大的年代，这些立志要书写历史的作家们，由于阶级的偏见，恰恰不曾把真正的历史主人的典型写进他们的“社会史”。

虽然有些作品也接触到了劳资矛盾，但它们对这一矛盾的表现和揭示却远不够充分和深刻，有时甚至还有所歪曲。

着力于暴露社会的黑暗批判现实主义作家在反映社会时，着力于暴露社会的黑暗，批判现实的罪恶。

他们大多是启蒙学说的信仰者，但资本主义社会的严峻现实，使他们感到窒息、愤懑，因而他们能对腐败的制度和利己主义泛滥的社会风尚进行无情的暴露。

这些作家敢于正视社会现实，勇于探索罪恶的根由，大胆揭露丑恶的社会现象，为人们认识资本主义社会提供了形象的材料，打破了人们对于资本主义的乐观情绪。

但是，他们的愤世嫉俗，大多来自受压抑遭排斥的地位，他们“批判现存制度的根本动机是出自对各种社会经济原因的意义的深刻而正确的了解的，则更为少见”。

这就必然局限了他们批判的深度。

同时，他们虽不满现状，却更反对无产阶级革命，这就使他们不可能在黑暗的现实中找到光明的出路。

他们为人们提供了一系列否定的印象，但没有肯定的答案。

苦于没有结论的探索，使许多批判现实主义作家的作品不同程度地杂有宿命论和悲观主义的色彩，越到后期，这种悲观主义就越明显，越深沉。

由于阶级关系的变化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由于阶级关系的变化，人道主义也有了新的特点。

“自由、平等、博爱”的口号，其锋芒所向已经不仅仅局限于封建贵族，而且还针对当权的大资产阶级。

封建关系中门第的高低，固然束缚着中小资产阶级个性的解放，资本主义社会里贫富的悬殊，同样障碍着他们抱负的充分施展。

这样，批判现实主义作家们就在猛烈抨击封建等级观念的同时，以更为集中的火力对准了资本主义制度下人与人之间惟钱是视的交易关系。

在他们看来，由于金钱关系所造成的种种悲剧、丑剧，是违背“人道”精神的；在金钱的支配下所造成的畸形的灵魂，以及道德的沦丧，风气的败坏，都是不符合“人性”的自然发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