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文学史研究9 魏晋南北朝文学：绪论

在爱智、重才、深情之外，六朝士人们同样也非常爱美。我们在六朝的 典籍中随处可以见到人们对飘逸风度的欣赏，对漂亮外表的赞美：“嵇 康身长七尺八寸，风姿特秀。见者叹曰：‘萧萧肃肃，爽朗清 举。’”“潘岳妙有姿容，好神情。少时挟弹出洛阳道，妇人遇者，莫 不连手共萦之。左太冲绝丑，亦复效岳遨游，于是群妪齐共乱唾之，委 顿而返。”（《世说新语· 容止》）
既然已不拘拘于名教的礼节，既然不在乎儒家的节操，人 们就不再膜拜外在于人的气节、忠义和德行了，只有内在 于人的气质、个性、才情、风度才为大家所仰慕。六朝士 人毫不掩饰地夸耀自己才华，曹操欣然接受“乱世之英雄” 的品评，全然不计较“治世之奸贼”的讥诮。桓温与殷浩 青年时齐名，二人彼此互不买账，殷浩在回答桓温“卿何 如我”的问话时说：“我与我周旋久，宁作我。”每人在 才名上当仁不让，为了决出才气的高低优劣，他们经常通 过论辩来进行“智力比赛”：“许询少时，人以比王苟子， 许大不平。时诸人士及于法师并在会稽西寺讲，王亦在焉。 许意甚忿，便往西寺与王论理，共决优劣”（《世说新 语· 文学》）。
正始年间嵇康更无所顾忌地声称自己“非汤武而薄周孔”（《与山巨源
绝交书》），甚至认为儒家的道德有违人的本性：“推其原也，六经以 抑引为主，人性以从欲为欢，抑引则违其愿，从欲则得自然……故仁义
务于理伪，非养真之要术；廉让生于争夺，非自然之所出也”（《难张
辽叔自然好学论》）。对儒家名教的厌倦进一步激发了对道家老庄的兴 趣，嵇康就坦承“老子、庄周吾之师也”（《与山巨源绝交书》）。这 标示了时代思想与学术趣味的巨大变化。
随着东汉帝国大厦的崩塌，国家原来的意识形态也失去了
规范人们行为统一人们思想的能力，繁琐的经学逐渐为士
人所厌弃，儒家的价值观念越来越受到人们的怀疑，集中 体现儒学观念的名教日益成为人们嘲讽的对象，出现了许
多非孔弃礼离经叛道之士。于是，士人由从前主要是伦理
的存在变为精神的个体，由东汉末年寻求群体的认同变为 后来追求个性的卓异，由希望成为群体的现世楷模变为渴 望个体的精神超越，这就是人们所常言的魏晋南北朝“人 的觉醒” 。
士人们把礼法名教扔诸脑后，追求人格的独立和精神的自 由，决不为功名利禄而扭曲自我，任性而行是他们所向往 的生活方式，也是他们所企慕的人生境界，“王子猷居山 阴，夜大雪，眠觉，开室，命酌酒。四望皎然，因起彷徨， 咏左思《招隐诗》。忽忆戴安道，时戴在剡，即便乘小船 就之。经宿方至，造门不前而返。人问其故，王曰：‘吾 本乘兴而来，兴尽而返，何必见戴 ？’”（《世说新 语· 任诞》）陶渊明在《归去来兮辞》中也感叹说：“已 矣乎，寓形宇内复几时！曷不委心任去留，胡为乎遑遑兮 欲何之？”任彭泽县令才八十余日便“眷然有归欤之情”， 更在《归园田居》中如释重负地说：“久在樊笼里，复得 返自然。”
这一历史时期，以老庄思想为核心的玄学风靡士林，由于
国家对人们思想控制的减弱，这给思想界留下某些自由思 考的空间，士人表现出空前的理论热情，在理论上辨名析 理寻幽探微。士人清谈的主要话题是有与无、言与意、名 教与自然的关系，但玄学的重心并非要探讨宇宙的本体， 而是追寻一种新的理想人格。这种理想人格即人们所说的 “魏晋风流”或“魏晋风度”，它具体展现为玄心、洞见、 妙赏、深情（冯友兰《论风流》，《三松堂学术论集》， 北京大学出版社1984年版）。
由于政权的更迭频繁，统治集团中为了争夺权力的斗争 也充满着杀气，许多文人被卷入政治斗争而遭到杀戮。 从东汉末年的党祸大屠杀，到西晋初司马氏政权的高压 政策，许多文人都朝不保夕，惨遭杀害。如孔融、祢衡、 杨修、丁仪、嵇康、张华、陆机、陆云、潘岳、刘琨、 郭璞等等。难怪有的文人用酒来麻醉自己，有的人隐居 山林，韬光遁世，养性全身。在这种情况下，文学的转 变是自然的。
简文入华林园，顾谓左右曰：“会心处不必在远，翳然 林水，便自有濠濮间想也，觉鸟兽禽鱼，自来亲人。” 。 （世说新语· 言语）
此前几乎没有人对自然美有如此细腻深刻的体验。
佛学从东汉传入中国，当时尚无多大影响。到了东晋十六 国时，才发展起来。佛经的翻译、洞窟的开凿达到极盛的 情况。这对此后的中国文化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佛经 的传入和佛经的翻译影响了思想文化的各个方面，为魏晋 南北朝营造了一种新的文化气氛和土壤。当时文人与佛教 的关系也相当密切。许多文人或与佛教徒交往，或笃信佛 教。佛学具有哲学和神学两方面的内容。它的唯心主义哲 学体系颇为精致，与老庄哲学有相通之处，因而受到士人 的喜爱。东晋时，佛学与玄学相辅而行，僧人参与清谈， 士子研究佛理，成为一时风尚。佛教很快成为一种普遍的 信仰。
《世说新Biblioteka Baidu》中关于人物品藻的记载，显然是审 美的，而不是实用的，道德的：
◇世目李元礼，谡谡如劲松下风。（《赏誉》）
◇时人目王右军，飘如游龙，矫若惊龙。（《容止》） ◇有人叹王公形茂者，云：”濯濯如春月柳。“（《容止》） ◇海西时，诸公每朝，朝堂犹暗，唯会稽王来，轩轩如朝霞举。
（《容止》）
◇时人目夏侯太初，朗朗如日月之入怀；李安国，颓唐如玉山
绪 论 魏晋南北朝文学是从汉末建安（196）开始，到隋文帝统一中 国（589）结束，约400年的文学史。它包括建安文学、正始 文学、西晋太康文学、东晋文学、南朝文学、北朝文学等几 个大的阶段。
一、魏晋南北朝文学的起讫及分期
东魏→北齐
汉 末 建 安 魏 蜀 吴 北方十六国→北魏 西晋 西魏→北周 隋
南方东晋 →宋→齐→梁→陈
魏晋南北朝虽然历代统治者都多次下诏敦崇儒学，但在思想界“不尊儒 术”却成了时尚（《晋书· 裴頠传》）。东汉末年儒学独尊的局面就已 被打破，士人纷纷“叛散五经，灭弃风雅”（仲长统《乐志论》），没 有了统一的价值观念，没有了统一的是非标准，思想便既混乱又活跃， “户异议，人殊论，论无定检，事无定价”（曹丕《典论》佚文）。到
二 社会巨变与士人觉醒 魏晋南北朝四百年间的时代特征是：全国长期处于分裂，政 权更迭频繁，社会动乱不休，民族矛盾尖锐和民族大融合。 从黄巾起义到汉末大乱，从三国鼎立到西晋统一，后又是八 王之乱，导致南北分裂长达二百七十多年。其间最长的朝代 不过一百年（如东晋、北魏），短则二十多年。在中国这块 版图上曾经一度出现过十几个大大小小的国家。这一时期， 由于国家分裂，政权不稳定，各种力量为了争夺权力或扩大 统治范围，互相进行着激烈的斗争。有时战争异常激烈，给 人民带来深重的灾难。战乱和分裂是魏晋南北朝的时代特征， 反映在文学上，魏晋南北朝文学是典型的乱世文学。敏感的 作家们在战乱中最容易感受人生的短促，生命的脆弱，命运 的难卜，祸福的无常，以及个人的无能为力，从而形成这一 时期文学的悲剧性基调。
《高僧传》卷四：
竺僧度，姓王，名晞。字玄宗，东莞人也。虽少出孔微，而天姿秀发。至 年十六神情爽拔，卓尔异人。性度温和，乡邻所羡。时独与母居。孝事尽礼。
求同郡杨德慎女，亦乃衣冠家人。女字苕华，容貌端正，又善坟籍，与度同年。 求婚之日，即相许焉。未及成礼，苕华母亡，顷之苕华父又亡。度母亦卒，度 遂睹世代无常，忽然感悟，乃舍俗出家，改名僧度，迹抗尘表，避地游学。 苕华服毕，自惟三从之义，无独立之道，乃与度书，谓：“发肤不可伤毁， 宗祀不可顿废，令其顾世教，改远志，曜翘烁之姿，于盛明之世，远休祖考之 灵。近慰人神之愿。”并赠诗五首，其一篇曰：“大道自无穷，天地长且久。 巨石故叵消，芥子亦难数。人生一世间，飘忽若过牖。荣华岂不茂，日夕就雕 朽。川上有余吟，日斜思鼓缶。清音可娱耳。滋味可适口，罗纨可饰躯，华冠 可曜首。安事自剪削，耽空以害有，不道妾区区。但令君恤后。”
六朝士人富于智也深于情。“嵇康与吕安善，每一相思，千 里命驾”（《世说新语· 简傲》），竹林七贤中人王戎自负地 认为：“情之所钟，正在我辈”（《世说新语· 伤逝》）。连 一代枭雄桓温也生就一副温柔心肠：“桓公北征经金城，见 前为琅邪时种柳，皆已十围，慨然曰：‘树犹如此，人何以 堪！’攀枝执条，泫然流泪。”（《世说新语· 言语》）人们 摆脱了礼法的束缚和矫饰，便自然地坦露出人性中纯真深挚 的情怀，“桓子野每闻清歌，辄唤奈何，谢公闻之，曰： ‘子野可谓一往有深情。’”任性不羁的阮籍“当葬母，蒸 一肥豚，饮酒二斗，然后临诀。直言‘穷矣’！都得一号， 因吐血，废顿良久。”（《世说新语· 任诞》）南朝著名作家 江淹写有优美动人的《恨赋》和《别赋》，将人生之恨与离 别之情写得让人“泣下沾巾”，“黯然销魂”。
（196）...........................（约400年）..............................（589）
过去无论是作家还是批评家，对这一将近四百年的文学 创作不无偏激的指责多于平心静气的研究，如唐代大诗 人李白就说：“自从建安来，绮丽不足珍”（《古风》 之一），一笔抹杀了建安后的全部诗歌创作；宋代文豪 苏轼就走得更远了，在称道韩愈“文起八代之衰，道济 天下之溺” 时（《韩文公庙碑》），间接地否定了整个 东汉后的文章。其实，这一历史时期的文学不仅是汉代 与唐代文学之间承前启后的桥梁，它本身也具有不容低 估的艺术成就和极具特色的艺术魅力：既产生了像陶渊 明这样的大诗人，又涌现出许多文学集团；既创作了华 美精工的骈体文，又将五七言古诗推向繁荣兴盛，并且 为后来五七言近体诗的产生积累了大量的艺术经验；既 拓展了文学表现的题材，又丰富了诗文的艺术表现力。
一旦挣脱了名教的桎梏，僵硬的礼仪和迂腐的教条不仅不能束缚人们的 思想行为，甚至那些伪善的礼法之士还成了人们的笑柄，“口不论人过” 的阮籍在《咏怀》中也说那些名教中人，“尊卑设秩序，事物齐纪纲； 容饰整颜色，磬折执圭璋。堂上置玄酒，室中盛稻粱；外厉贞素谈，户 内灭芬芳。放口从中出，复说道义方”，这种虚伪做作的丑态令人作呕。 曹操在几次“求贤令”中，公开要求僚属发现和荐举那些“不仁不孝”、 “盗嫂受金”的才士，曹丕也不喜欢那种峨冠博带规行矩步的行为，史 称“魏文尚通脱而天下贱守节”。魏晋名士们毫不隐晦地说“礼岂为我 辈设也”（《世说新语· 任诞》），他们许多人在行为上放纵不羁，或 “脱衣裸形在屋中”，如刘伶；或丁母丧却“饮酒食肉”，如阮籍；更 有甚者居丧期间与奴婢私通，如阮咸（《任诞》）。蔑弃礼法和放纵无 检非但不受责难，反而为士人所乐道和仿效，“甚者名之为‘通’，次 者名之为‘达’”（同上）。行为“通达”而不拘礼教成为一时盛行的 士风。
之将崩。（《容止》）
◇嵇康身长七尺八寸，风姿特秀。见者叹曰：”萧萧肃肃，爽
朗清举。“或云：”肃肃如松下风，高而徐引。“山公曰：” 稽叔夜之为人也，岩岩若孤松之独立，其醉也，傀俄若玉山之 将崩。“（《容止》）
士人们向内发现了自我，必然导致他们能向外发现自然： 顾长康从会稽还。人问山川之美，顾云：千岩竞秀，万 壑争流，草木蒙笼其上，若云兴霞蔚。“（世说新语· 言 语） 王子敬云：”从山阴道上行，山川自相映发，使人应接 不暇，若秋冬之际，尤难为怀。（世说新语· 言语）
西汉武帝时期，“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董仲舒建立起
一整套维护大一统专制集权制度的理论体系： 天人彼此交通感应是其理论的基石，“君权神授”是其理 论的核心，外在的行为规范——礼、群体融化个体、察举 征辟制度是其理论体系的几大重要支柱。
高度统一的儒家思想体系对两汉时期士人的思想产生了 深刻的影响。在东汉末年、政权岌岌可危的情况之下， 士人的节操突出地表现出来： 范滂在东汉第一次党禁时下狱时，见同被囚禁者多有疾 病，于是请代授掠考之苦。被考问时，他慷慨陈辞：
古之循善，自求多福；今之循善，身陷大戮。身死之日， 愿埋滂于首阳山侧，上不负皇天，下不愧夷齐。（《后 汉书· 党锢列传》）
第二次党禁将起，乡人劝李膺逃亡，李膺慨然对曰：
事不辞难，罪不逃刑，臣之节也。吾年已六十，死生有 命，去将安之？
汉成帝时槐里令朱云，曾上书切谏，指斥朝臣尸位素餐， 请斩佞臣安昌侯张禹(成帝的师傅)以厉其馀。成帝大怒， 欲诛云，云攀折殿槛(殿堂上栏杆)。后来成帝觉悟，命 保留折坏的殿槛，以旌直臣。事见《汉书．朱云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