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践论

《实践论》对中国传统知行观的继承与超越

俄国十月革命之后，马克思主义传到中国，国内一大批进步人士在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同时，结合国内的实际，与中国传统哲学相联系，吸收各自的精华，逐渐产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便是其中比较典型的一位。他在马克思科学认识论的基础之上，吸收中国传统知行观之精华，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具有中国特色的实践观。今天我们便要讨论毛泽东的《实践论》对于中国传统知行观的继承与超越。在探讨这个问题之前，我们先了解一下中国传统知行观的演变。

一、中国传统知行观的演变

1、先秦诸子的知行观

中国古代哲学很注重人生问题的研究，但并不是不探讨宇宙观和认识论问题。先秦诸子时期是认识论在中国哲学发展的第一个时期，在这一时期，先秦诸子对认识的来源、方法和途径、以及检验认识真理性标准等问题，有了初步的探讨和研究。

（1）、关于知识的来源

关于知的来源，在先秦时期主要分为两类，一类认为知识是生而知之的，是一种天赋本性，是不需要感觉和经验，“不行而知”的，这一类的代表有孔子、孟子、还有老子和庄子；第二类是主张知识来源于人的感官同外界事物的接触，强调“知有所接”，是一种唯物主义的知识起源论。这类知识观的代表是墨子、荀子与韩非子。可见在先秦时期关于知识的来源问题就有一定的探讨了。（2）、关于求知的方法和途径

在求知的方法途径上，主要有三种，一是儒家的孔子：是以“学”“思”为基础的主张，他认为“学而知之”，同时认为思和学是相辅相成的，“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怠”。二是道家：认为知识是人心中固有的，需要反省内求，“离形去知，同于大通”[1]，是一种神秘主义的直觉法。三是墨子：以“闻之见之”为获得知识的唯一途径，认为只有众人“耳目之实”的感觉经验才是最重要的。荀子和后期墨家在墨子的基础之上，重视感觉经验的同时，又十分重视理性思维

的作用，注意“养心之术”，注意思维的形式和规律的研究。可见当时墨家的求知的方法在当时已经算很先进了，和现代的知行观已经很接近了。

（3）、关于真理的标准

关于真理的标准问题，孔孟都以“先王之道”和“仁”“礼”等政治道德原则混同、作为认识论上的真理标准。墨子则强调以“国家百姓人民之利”为真理的标准，真理必须在历史经验和众人的直接经验中得到证实。荀子和韩非子都主张以事实和效果来检验认识真伪的标准，这在一定程度已经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奠定了基础。

2、宋明时期的知行观

宋明理学在儒学的基础之上，吸收和杂糅了佛老的思想，创造了自己独到的理学思想，其中与人们生活相关的知行问题也产生了丰富的论说。宋明理学对知行关系的论述主要从先后、分合、难易上展开。

（1）、朱熹：他认为知先行后；行重知轻；在知行的联系上，认为知行相须、知行相发。更进一步地看到了知行之间互为前提与条件的关联性。

（2）、王阳明：在深入的研究了知行关系之后，提出了知行合一的观点，这和他的心性论有一定的关系。他认为，知行在本体上就是良知良能，只是为了说明知行关系及二者在过程中的不同功夫而进行了区分，他曾说：“知是行的主意，行是知的功夫；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2]，知与行是合二为一的。在他的知行学说中，知行合一是做功夫的最高境界。

（3）、王夫之：在吸收总结了荀子思想的基础之上，提出了与前面几位理学家完全不同的观点，并对朱熹，王阳明等的思想进行了深入的批判。在知行先后上，他提出行先知后的观点，并且强调“即事以穷理”，主张就事物现象来探究其中的规律。王夫之的知行论与王阳明最大的不同在于，王阳明的知行关系还局限于天理人伦，而王夫之的在此基础之上看到了知识对实践的作用并且注重对客观事物之理的探究。思维上探寻真善美，实践上遵循社会和自然规律，这一点，是历代关于知行观问题的一种突破，可以说是王夫之把中国古代的知行观推向了巅峰。

中国传统哲学认识论关于知行范畴及其关系讨论的绵延不竭，可见知行观的讨论是中国认识论自身发展的内在逻辑，但是中国古老的“知行”学说，如果没

有新鲜血液的注入与改造，终究走不出“知行”循环论和其伦理化的狭窄境域。毛泽东的高明之处就在于：用唯物主义实践观来对中国传统哲学进行改造，使得中国传统知行观在保有活力的基础之上，扩大视域与范畴，变得更加科学化、更加具有实践性。

二、《实践论》对中国传统哲学的改造

（1）、对“知”、“行”范畴的改造

毛泽东首先明确指出：“马克思以前的唯物论，离开人的社会性，离开人的历史发展，去观察认识问题，因此不能了解认识对社会实践的依赖关系，即认识对生产和阶级斗争的依赖关系”[3]。这就指出了中国传统知行观的历史局限性，明确了实践主体的社会性。把行的范畴由中国传统哲学中的“圣人君子”转变为广大人民群众，把强调精神的、具有道德特征的“行”转变为具有社会性的实践，从而赋予了“行”的一般认识论涵义，完成了对中国传统哲学中“行”的范畴的改造。与此相应，毛泽东对“知”的范畴也做了科学阐述。把中国传统哲学以对道德原则的认识为主要任务的“知”，转化为以“求真”为目的的“认识”，扩大了中国传统哲学中“知”的范畴，克服了其狭义性的缺陷，把“知”从“道德体认”的伦理框架中解脱出来，实现了现代转型。

（2）、阐明“知”、“行”的辩证关系

传统哲学在知行关系的讨论中带有机械论的痕迹，看不到它们之间的内在辩证关系。毛泽东把辩证法引入知行关系的讨论，使得知行关系既建立在唯物论基础之上，又有辩证法作为理论前提。它强调“知”来源于“行”，“知”对“行”具有指导意义，“行”对“知”具有决定作用。阐明了知和行的辩证关系，同时突出了认识和实践主体的自觉能动性，做到了对知行关系的动态把握和研究。（3）、正确分析和解决了认识发展的内部机制和认识发展的过程

毛泽东运用现代思维方法，进一步指出认识过程是遵循从感觉到经验，经过逻辑分析、推理达到理性认识，进而提出认识过程中的两个阶段和“两个飞跃”。在认识和实践的运动中，更加深入的研究了认识发展的内部机制及认识辩证发展的过程，从而克服了中国传统知行学说诉诸直观和直觉的非逻辑思维的局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