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辽朝统治下的汉人

社会科学辑刊 一九九七年第五期 总第一一二期・辽金史研究・
略论辽朝统治下的汉人
王成国
辽朝(916—1125年)除居统治地位的契丹族外,在其境内还生活着奚、汉、渤海、女真、室韦、蒙古等诸多民族。

尤其是,辽境内的汉族人民,作为辽代多民族国家的重要成员,以他们较为先进的政治、经济、文化内涵给与契丹民族的影响是极其深远的。

他们在政治上虽然处于被支配的地位,但仍不断地发挥着他们的先进作用,成为了推动辽代契丹社会向前发展的中坚力量。

本文据有关文献和考古材料,对辽代汉人的活动及作用作些探讨。

一、汉人进入辽朝的时间
汉人进入契丹辽朝的历史,大致可分为二个阶段。

从唐末五代契丹族勃兴到阿保机建立政权为第一阶段。

这一时期汉人流入契丹主要有三个方面的原因。

首先,从历史上考察,辽朝腹地的东北地区,很早就已留下了汉族人民活动遗迹。

远在秦汉以前这里已经是战国时期燕国的辖境。

而辽东之地正是燕将秦开却东胡千余里之后由汉人开发的。

秦灭燕后,燕王逃至辽东,大批燕民也随之流亡辽东。

两汉时期,汉政府又在该地置郡县,以辖汉人。

尤其是东汉末年,中原战乱不已,关内大批汉人流入辽东。

而魏晋时期,东北地区的鲜卑、秽貊、高句丽等少数民族乘中原政权衰弱时,俘掠不少汉人进入辽东。

如《后汉书・高句丽传》记载:“鲜卑、秽貊连年寇钞,驱掠小民,动以千数。

”《三国志》亦载:“三郡乌丸承天下乱,破幽燕,略有汉民十余万户”。

总之,自魏晋至隋唐,中原汉族人民或避乱、或逃亡、或被掠流亡辽东乃至整个东北地区为最多,故唐政府于高宗总章元年(668年)在平定高句丽、收复辽东之后,于其地置安东都护府,以汉人薛仁贵检校安东都护管理汉人及诸少数民族军政事务。

至此,辽东作为汉民族的开发地而载入史册。

所以说,在辽代契丹政权没有建立以前,在辽朝的版图内已经世世代代生活了大批汉族居民。

其次,唐末五代,中原丧乱,藩镇互相吞并,战患连绵,使那里的社会生产遭到严重破坏,一度出现了“天下分裂为八九,生民糜烂于兵”的悲惨局面,加上“刘守光末年荷惨”,致使大量民众和“军士亡叛皆入契丹。

” 成为这一时期北中国汉人的唯一出路。

第三,辽朝建国初期,契丹政权在扩张势力与中原王朝征战中俘获了为数众多的汉人迁至于辽朝境内。

例如,唐天复元年(902年)“秋七月,(契丹)以兵四十万伐河东、代北,攻下九郡,获生口九万五千” ;唐天佑二年(905年),契丹“进兵击仁恭,拔数州,尽徙其民以归”。

辽神册六年(921年),“十一月……分兵略檀、顺、安远、三河、良乡、望都、潞、满城、遂城等十余城,俘其民徙内地”!。

这一时期,进入辽朝的汉人都是以战俘或被掠民众为对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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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人进入辽朝的第二阶段是公元938年(辽会同元年),后晋石敬瑭对契丹称儿皇帝,将燕云十六州割让给契丹,辽朝的版图扩大到华北。

为此,辽朝以皇都为上京(今内蒙巴林左旗),改南京(今辽宁辽阳)为东京,升幽州(今北京)为南京(亦称燕京)。

并把幽州作为辽朝的陪都,提高其政治地位,以加强对华北汉人的统治。

二、汉人在辽境内的分布
进入辽朝境内的汉人根据其原有的政治身分和经济地位,以及对辽朝的政治态度,辽朝统治者将他们分门别类地安置在五京诸州县里。

并根据降辽汉官韩延徽的意见,为其“树城郭,分市里,以居汉人之降者”∀。

汉人的生产方式以定居的农业生产为主,所以辽朝将汉人治于州县里,以上京道的临潢、长泰、定霸、潞诸县以及庆州、龙化州、壕州、原州、福州和东京道的宗州、乾州、海北州、贵德州、沈州、广州、遂州、双州、成州、信州、宾州、连州、棋州为最多,其次在中京道的惠州、武安州、榆州、泽州、潭州、松江州,兴中府之兴中县,安德州、黔州、宜州、锦州、川州、建州等也有分布。

据统计,当时的东北有将近40个州县居住的都是汉人,每州县的人数从500户到数千户不等。

若以平均每个州县1500户计算,大约有40000户20余万人#。

此外,被辽朝通过战争掠到辽境内的汉人多数沦为奴隶,辽朝统治者将他们安置在被称做“投下州”的州县里,即辽朝王公贵戚的私城里,如《辽史》所云:“以征伐俘户,建州襟要之地,多因旧居名之,加以私奴,置投下州”∃。

这部分汉人,根据人数多寡,“不能州者谓之军(县),不能军(县)者谓之城,不能城者谓之堡”%。

如上京道的庆州,穆宗建城,后属圣宗,并在其地建庆陵,其中蕃、汉守陵户3000户。

泰州兴国县因罪流配汉民700户,乌州爱民县安置所俘汉民1000户,龙化州、龙化县安置南掠燕、蓟汉民1000户。

至于幽、蓟、瀛、莫、涿、檀、顺、妫、儒、新、武、云、应、朔、寰、蔚等16州,在未划入辽朝以前已经是汉人聚居区。

划属辽朝后,作为辽朝社会经济发达区,是辽朝境内汉人最为密集的地区。

滞留契丹七年的原后周同州合阳县令胡峤耳闻目睹了中原汉人在辽朝境内的活动状况,反映出汉人在辽朝境内分布十分广泛,尤以从事手工业、商业、杂业、宗教者居多。

例如胡峤在上京临潢府看到“有绫、锦诸工作,宦者、翰林、伎术、教坊、角氐、秀才、僧尼、道士等,皆中国人(中原汉人)。

”&这些人多来自中原并、汾、幽、蓟等州。

三、汉人代表人物及其在辽朝的政治地位
辽朝是契丹贵族联合汉族新贵建立的国家。

被称作汉族新贵的人物多是来自汉族地主家庭,凭藉原有的社会地位和统治才干投身于契丹统治集团中的,这部分汉人与契丹贵族结盟后,很快改变了他们原有的政治面貌,并以辽朝新贵的身分出现于辽朝政治舞台上,在辽朝国家建立、政权建设和治国安邦中,都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并得到了辽朝的重用和赏识。

其中的韩延徽和韩知古被称作“辽朝的二韩”,是辽朝统治集团中最为显赫的汉族地主家族之一。

辽代有“耶律、肖、韩三姓姿横”的说法,不仅显示了以韩氏家族为代表的汉族地主阶级的特殊地位,同时也说明了做为一方政治势力的代表,汉族地主阶级知识分子是契丹统治营垒中不可缺少的重要成员。

韩延徽,幽州安次人,原为河北军阀刘守光的幕府参军。

其父韩梦殷“累官蓟、儒、顺三州刺史” ,五代之际为朱梁王朝的望族。

刘仁恭、刘守光父子称雄幽蓟,以“延徽少英……召为幽都府文学,平州录事参军……授幽州观察度支使” ,是刘氏割据政权中的军政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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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

后因遭忌恨,而弃燕投辽。

韩延徽入辽后,得到太祖阿保机和太后述律氏的重用,“遂以为谋主,举动访焉” !。

韩延徽根据汉人的生活习俗和生产方式,建议阿保机“建牙开府,筑城郭,立市里,以处汉人,使各有配偶,垦艺荒田” ∀。

发展工农业生产,安置降辽汉人,由此“汉人各安生业,逃亡者益少” #。

韩延徽前后事太祖、太宗、世宗、穆宗四朝,成为辽朝的“佐命功臣”。

玉田韩氏以韩知古、韩德让为代表,也是“仕禄于辽,兼绾重权” ∃的汉族豪门。

知古“善谋有识量”,“太祖召之与语,贤之,命参谋议”,遥授彰武军节度使。

又因“信任益笃,总汉儿司事,兼主诸国礼仪” %”“汉儿司”是辽朝初创阶段总理汉人军政事务的机关,太祖阿保机将此要职授予韩知古,可见对其信任非同一般。

此外,韩知古因辽朝“仪法疏阔,……根据故典,参酌国俗,与汉仪杂就之,使国人易之而行” &,在礼仪改革方面亦卓有成就。

韩知古的孙子韩德让做为辽代汉臣曾显赫至极。

景宗时,为南院枢密使,及皇太后称制,“总宿卫事”。

圣宗即位,加开府仪同三司,兼政事令,与北府宰臣室共执国政。

后来又“拜大丞相”,“总二枢府事” ∋,揽括朝权,威震于廷。

统和二十二年(1004年)赐姓耶律氏,属籍于宗室,出宫籍,隶横帐,位亲王上,连一般契丹贵族也望尘莫及。

韩德让更名耶律隆运后,“其亲属族人,拜使相者七,任宣猷者九。

持节旄,绾符印,宿卫交戟,入侍纳阶者,实倍百人” (,俨然以宗室贵姓称著于辽。

可见辽朝所谓“秉国钧,握兵柄,节制诸部帐,非宗室外戚不使”) ,对韩氏家族来说是例外的。

除二韩家族外,在辽朝初创阶段和历朝佐命臣僚中汉族代表人物还有康默记、赵延寿、赵德钧、张砺、卢文进、室、张俭、邢抱朴、马得臣等人。

其中康默记原为蓟州衙校,入辽后,太祖阿保机“爱其才,隶麾下。

一切蕃、汉相涉事,属默记折衷之。

”)后来与韩知古从太祖征渤海,立奇功。

在修葺皇都上京城时,康默记以礼部尚书身份充版筑使,在城市建设方面做出了突出贡献。

汉官室累官至枢密副使,参知政事、枢密使、兼北府宰相,与韩德让等“同心辅政,整析蠹敝,知无不言,务在息民薄赋,以故法度修明,朝无异议”)!。

四、汉人代表人物的政治主张及对辽朝诸方面的影响
上述汉人代表人物多来自封建地主家庭,长期受到封建思想的影响和封建文化的熏陶。

他们涉足辽朝政坛后,所鼓吹的一系列政治主张带有封建地主阶级色彩是毫不奇怪的,对辽朝社会大踏步地向封建制度转化起到了加速作用。

因为辽朝的基本国情表明,居统治地位的契丹族是“其富以马,其强以兵”的草原娇子,是靠武力发家的。

他们之所以在不太长的时期内,统一了契丹各部,吞并了围边各族,掠夺了一部分汉人,完全是靠其军事力量的强大。

除了在武力上显示了他们的优势外,其文化素质却远不抵被征服的汉和渤海诸族,而带有封建思想意识的汉族地主阶级代表人物恰在此时被较开明的辽代统治者所重用,尤为建立和健全各种统治机构和统治政策,完善国家统治机器奠定了基础。

例如,辽朝在制定“以国制治契丹,以汉制待汉人”这一“因俗而治”方针时,正是在吸收了韩延徽提出的处置降辽汉人措施的基础上制定的,此外,“太祖神册六年,诏正班爵”)∀也是在参用汉人后才提出来的。

辽朝“既尽得燕中人士,教之文法,由是渐盛”)#,所指的也正是韩延徽、韩知古等汉族代表人物。

所以《辽史》所云“太祖初元,庶事草创,凡营都邑,建宫殿,正君臣,定名分,法度井井,延徽力也”)∃,是事出有因的。

所以太祖时韩延徽被视为“左右手”,“中外事悉会参决”)%。

这表明,以二韩为代表的汉族代表人物不仅是辽朝制定各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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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措施的参与者,有的也是决策者。

这些汉族代表人物,在辽朝政界的活动,不仅活跃了契丹贵族政治空气,也为辽朝社会逐渐封建化带来了契机。

在经济上,汉族代表人物及其广大的汉民把先进的生产方式和生产技能带到了辽朝,推动了辽朝农业和手工业生产的发展,打破了契丹民族原来单一的以畜牧业为主的生产方式,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契丹民族原始的游牧生活方式,出现了定居的城市。

所以辽朝“二百余年,城郭相望,田野益辟”)&景象的出现,正是辽朝重用汉人,推行农业政策的结果。

随着农业生产的发展,辽朝经济实力的不断增强,赋税制度的拟定和推行也被提到议事日程。

据《辽史》记载:辽初“以畜牧、田渔为稼穑,财赋之官,初甚简易。

”)∋说明契丹之先还没有形成完整的税赋制度。

“及其有国,内建宗庙、朝廷,外置郡县牧守制度日增,经费日广,上下相师,服御浸盛,而食货之用斯为急矣。

”)(在这种情况下,“赋税之制,自太祖任韩延徽,始制国用”∗ 。

农业生产在辽朝大面积推广,也为各类手工业生产带来了繁荣。

而手工业的发展,也应归功于入辽的中原汉人。

他们将其手工业生产技术传授给契丹人,“教其织纫工作,中国所为,虏中悉备”∗。

尤其是燕云地区并入契丹以后,辽朝出现多种手工业竞相发展的局面,如在纺织、制陶、矿冶、造车等方面均有较快发展。

在文化、教育方面,汉人对辽朝的影响也是至关重要的。

汉人进入了辽朝契丹社会以后,封建文化教育机构才逐渐完善。

以太祖阿保机为首,历朝统治者都推崇汉文化,对孔孟之道备加赞赏。

如太祖神册三年(918年),诏令在上京建孔子庙,以孔孟思想做为治国安邦的理论基础。

其后,又在南京、西京、中京设国子学、国子监,地方州县有州学、县学,并设博士、助教。

前面提到的邢抱朴好学博古,统和年间在应州建龙首书院;道宗时,马人望在任新城县令时,曾建新城县学。

科举制度是封建地主阶级知识分子进入仕途的唯一道路。

于是,契丹统治者在汉人建议下建立和完善了科举考试制度。

大批汉士通过科举应试,得取功名。

从这一角度看,契丹社会出现封建文化教育机构,在培养文化建设人才及统治人才上步伐加快了。

《旧五代史・外国列传》契丹传。

《辽史・太祖纪上》。

!《辽史・太宗纪下》。

∀ )∃)%《辽史・韩延徽传》。

#孙进己:《东北民族源流》,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

∃《辽史・地理志》。

%《辽史・百官志》。

&《契丹国志》卷25引《胡峤陷北记》。

! ∀ #《契丹国志・韩延徽传》。

(向南:《辽代石刻文编》收录《韩瑜墓志》,河北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

% &《辽史・韩知古传》。

∋《辽史・耶律隆运传》。

(向南:《辽代石刻文编》收录《韩墓志铭》,河北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

) 《辽史》卷114“论”。

)《辽史・康默记传》。

)!《辽史・室传》。

)∀)#《旧五代史・契丹传》。

)& )∋《辽史・百官志四》。

)(∗ 《辽史・食货志上》。

∗《辽史拾遗》引《唐明宗实录》。

〔作者单位:辽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

邮编:110031〕
【本文责任编辑:丁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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