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荀子天人观新论——政治哲学的视角

天人关系是中国古代哲学所探讨的一个重要话题，而在对在天人关系的致思中，人无疑是占有主导性的地位。然而，荀子天人观最终是为其政治哲学思想做支撑的。荀子一方面，祛除了天的神秘性意蕴，还原天的纯粹自然性，讲“天人之分”；另一方面，荀子又讲“参于天地”，为其政治哲学寻求最终的形而上依据。我们只有从政治哲学的视角才能全面理解荀子的天人观，荀子的天人观其实包含两个层面的维度：第一个维度讲“天人之分”，彻底使人类从对天的依赖中独立出来，将全部精力放在现实社会生活中；第二个维度讲“参于天地”，其目的是为其政治哲学寻求一种形而上的依据，即，人类可以通过努力可以实现与天同等的高度。“参于天地”的主体是人，但不是每一个人都够实现“参于天地”，只有极少数“人之所积”的圣人才能达到这一目标，因此，圣人通过制定“礼”来进行社会治理就具备了理论上的合法性。总之，荀子的天人观最终目的是为其政治哲学寻求形而上的依据，荀子的目光始终聚焦在人类社会秩序的维持上，而非沉溺于对天的冥想中。一、天人之分荀子对“天”的理解完全是自然意义上,与道家理解的“天”有着一致之处。然而不同的是，道家主张人应顺应自身本有的自然性，在某种程度上走向了天人相合，荀子则在坚持天的自然性基础上，走向了天人分途。这其中究竟存在着怎样的深层原因，难道仅仅是哲学家的个人偏见所致？答案远非那么简单。当荀子在批评庄子“蔽于天而不知人”时，我们或许能寻到一些蛛丝马迹，荀子认为，庄子重天而轻人，对天的玄思遮蔽了对人的思考，而荀子则是要求“知人”，并且荀子的“知人”更多的是从人的社会属性来讲的，因为荀子认为，“人生不能无群”。荀子借助“天人之分”将我们的视野完全拉回到人类社会，为其政治哲学的论述做好了铺垫。荀子旗帜鲜明地表明了天事与人事无涉，人只能将希望寄托在自己身上。荀子讲：“天行有常，不为売存，不为桀亡。”(《荀子?天论》）天有自己的运行规律，不会因为人的意志而加以改变；同时，天也不会干涉人的努力，他讲：“3虽本而节用，则天不能贫，养备而动时，则天不能病；修道而不贰，则天不能祸。”（《荀子?天论》）天与人既然完全是处在不同的运行轨道上的，那么社会的治乱也是与天无涉的，荀子讲：“治乱天邪？曰：日月、星辰、瑞历，是禹、桀之所同也，禹以治，桀以乱，治乱非天也。”（《荀子?天论》）在这里荀子将“治乱”与“天”对举，由此可见荀子关注的焦点是社会的治乱，荀子讲“人”也更多是从社会政治层面来讲的：“楛耕伤稼，楛耨失秽，政险失民，田秽稼恶，籴贵民饥，道路有死人，夫是之谓人祆。政令不明，举措不时，本事不理，夫是之谓人抚。礼义不修，内外无别，男女淫乱，则父子相疑，上下乖离，寇难并至，夫是之谓人祆。”（《荀子*天论》）在这里，荀子连续列举三个“人抚”的表现，都是从政治层面来讲的，因此，在某种程度上荀子是从政治哲学的层面来解读“人”的，其关注的重心是社会如何治理。既然“天”不能干涉社会的治乱，那么“明于天人之分”就不仅是必荽的而且是必需的，因为只有如此才能将视野关注于人类社会，而不是沉浸在对天的仰慕和希求中，所以，荀子讲：“故明于天人之分，则可谓至人矣。”(《荀子?天论》）在“天人之分”的背景之下，人类社会的治乱完全是由人自身决定的，这在赋予人主观能动性的同时也带给了人极大的社会责任。英国汉学家葛瑞汉这样理解荀子的天人观：“‘天’和‘地’遵循着独立于人的意志的‘道’，把资源提供给人享用，而未告知人们如何使用。发现适合于自己的‘道’是人的责任，据此在社会中合作，为了自己的福利而利用这些资源。”m(P_确实如此，在彻底抛弃了对天的依赖之后，荀子将目光聚焦在了人

类社会的真实场景。荀子生活在战国后期战争更加频繁与残暴的时代，他亲身经历着社会的无序与动荡，杨惊也感慨荀子生活的时代：“陵夷至于战国，于是申、商苛虐，孙、吴变诈，以族论罪，杀人盈城。”m(P'M)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荀子对当时社会做出了一个总体而客观的描述：“人生而有欲，欲而不得，则不能无求；求而无度量分界，则不能不争；争则乱，乱则穷。”(《荀子?礼论》）他真切地感受着当时社会争夺的惨烈，认为这是由于人的欲望无度而引发的。荀子将这种欲望无节制而引发的后果称作“恶”：“凡古今天下之所谓善者，正理平治也；所谓恶者，偏险悖乱也。是善恶之分也矣。”(《荀子?性恶》）荀子这里的“恶”完全就造成的社会后果来讲的，其实荀子对人性的考量也是如此，他之所以会提出“性恶”的主张，也是从人的欲望过度引发争夺的角度出发的，而不是西方“原罪”意义上的恶。那么如何对治“性恶”，从而实现社会的“正理平治”呢？显然只有从限制人的欲望做起，然而人的欲望又是天生的，荀子自己也认为，“人生而有欲”：“性者，天之就也；情者，性之质也；欲者，情之应也。”（《荀子?正名》）“性”中本身就包含着“欲”的因子，“欲”作为“性之质”的“情”发动后的结果，其实这正是属于“天”的部分，人是无法改变的，所以荀子说“性者，天之就也”，在这里又一次凸显了“天人之分”。既然属“天”的部分人类无法改变，那么只能依靠自身，人类自身能用什么样的作为来化解社会之恶，来限制人过度的情欲呢？荀子认为是“礼”，只有依靠“礼”才能够实现社会之“正理平治”，“故绳者，直之至；衡者，平之至；规矩者，方圆之至；礼者，人道之极也。然而不法礼，不足礼，谓之无方之民；法礼足礼，谓之有方之士”（《荀子?礼论》）。荀子认为只有依靠“礼”作为社会的规范，才能避免因争夺而引发的社会混乱。因为荀子将“礼”的社会规范性提升到了很髙的位置。并且荀子进一步认为“礼”是属“人”的，是人类自己制定和把握的，完全不依赖天，“凡礼义者，是生于圣人之伪，非故生于人之性也”(《荀子?性恶》）。“礼”是圣人制定出来的，并不是人性中本有的，那么圣人又是如何产生的呢？荀子认为圣人是“人之所积”的结果“故积土而为山，积水而为海，旦暮积谓之岁，至高谓之天，至下谓之地，宇中六指谓之极；涂之人百姓，积善而全尽谓之圣人。彼求之而后得，为之而后成，积之而后高，尽之而后圣。故圣人也者，人之所积也。”(《访子?儒效》）圣人是普通人不断学习积累的结果，在本性上圣人和普通人并没有什么差别：“材性知能，君子小人一也。”(《寄子?荣辱》）差别就在于圣人能够不断地学习积累，而普通人不愿意学习积累，所以荀子又说：“故小人可以为君子而不肯为君子,君子可以为小人而不肯为小人。小人、君子者，未尝不可以相为也，然而不相为者，可以而不可使也。”(《荀子?性恶》）荀子认为，任何人都具备成为圣人的可能，而关键就在于自己是否努力学习。很显然，社会治理的重任只能寄托在圣人的身上，普通人不具备这样的能力。圣人通过制定礼来进行社会的治理，从某种程度上讲，圣人与礼是合二为一的，因为礼只有依靠圣人才能制定出来，礼只是圣人治理社会的副产品，圣人的地位才是最为关键的：“天下者，至重也，非至强莫之能任；至大也，非至辨莫之能分；至众也，非至明莫之能和。此三至者，非圣人莫之能尽。”(《荀子?正论》）荀子认为，只要圣人产生了，那么社会自然就会得到很好治理。然而，仍然存在一个最为关键的问题，那就是在“天人相分”的背景下，人的能动性被充分体现出来，圣人与礼的合法性便不能不成为疑问。众所周知，在荀子之前，君主权力的合法性是来源于天的，关于这一点的证明我们随处都可以看到，我们这里只举与荀子大致同时代的同为儒家的孟子为例，《孟子》中记录孟子与万章的一段对话很能引发我们的思考：“万章曰：‘尧以天下与舜，有诸？’孟子曰：‘否；天子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