迅雷CEO邹胜龙自述：迅雷十年反思

实的技术工作者的基因，经年过去，这种情结始终萦绕心间。

我的父亲后来在深圳科技园创办了自己的公司，我由此在深圳读完了高中。后来我以交换生的方式申请到了出国的机会，那时是1992年，我20岁。

我在美国威斯康星州立大学麦迪逊分校读完了本科，最开始念的是经济，后来转向了计算机。我一直认为只有技术才能改变世界，一度让我最欣赏的两家公司是微软[微博]和苹果。1997年年底，我在美国杜克大学拿到了计算机科学硕士的学位，也就是在这里，我认识了小我3岁的技术天才程浩，日后他和我成为迅雷最早的创始人之一。

坦陈地说，对于人生，一段时间内我并没有太长远的规划。1999年大学毕业后，我在北卡找到一份软件工程师方面的工作，满脑子里想得更多的是绿卡、按揭买房、买车之类的事情。

后来我应朋友之约到了硅谷，那里宜人的气候和柔软的加州阳光一下子吸引了我。这里很多人即

使是“屌丝”，却都梦想着改变世界。我服务的第一家公司的隔壁，他们在二楼放置巨大的投影仪，把最近主推的关键词投放到路面上，而这往往引得路人不断驻足。这家很有创意的公司而后就是大名鼎鼎的 google。

硅谷无疑是个创业天堂，几乎每个人都会倒腾几个小公司。在这里的华人留学生勤奋而专研，他们而后大多成为了国内互联网领域的佼佼者。比如徐勇，他曾经卖车给我的一个朋友，我们得以认识，日后他成为了百度[微博]的联合创始人。还有李彦宏，他是我在硅谷中国工程师协会里认识的，比较少语的一个人，我们曾经在一个小饭馆里探讨怎样绕过门户网站直接向用户提供服务的商业模式问题。

我一度认为安心做个优秀的工程师便是人生的全部，但那些认识的朋友却陆续回国，他们在国内的巨大成功给当时胸无大志的我无疑是一种生动的刺激。于是在2003年初，我和程浩决定回国创业，并各自用5万块钱在深圳成立了自己的公司。

那时对于创业充满忐忑和惴惴不安，嘴上对着投资人，用并不太专业的商业术语给风险投资机构画了一个“大饼”，说我们要做中国最大的互联网数字发行的平台。心里暗想，拿到投资后，当公司做到一个亿的时候，可以被“大公司”联想收购该多好。

如果我现在是一个投资人的话，有人来给我讲故事“画大饼”的时候，我对他要做的这件事，也许并不会特别相信他的描绘。当然，我最需要看到的是他的精神和理想，我觉得我要投的这个人，是需要有理想的，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人生有时是没有边界、没有设计、没有预演的，如果投资人当初较真地拒绝了我们，反过来，是否还会有迅雷的存在？而有些“小我境界”的我是否已经放弃创业这条道路？假设终归只是假设。

理想主义的落地

和所有激情满怀的创业者一样，“理想”往往是创业者初期自欺的嘴上标签。

坦陈地说，下载工具并不是我们的第一个方向。我们最初想做一个分布式的存入系统，以满足大容量邮箱的需要，有点类似于现在的Gmail，但那时候一般邮箱的容量都不是很大，做分布式存入系统的市场还不够成熟。互联网主要应用于搜索、门户、IM(即时通讯)、下载软件四个领域。除了下载软件领域没有杀手级的运营商外，其他三个领域都有“霸主”，像搜索领域有谷歌[微博]、百度，门户领域有新浪、搜狐，IM领域有QQ、MSN等。

于是我们才将下载锁定为要做的东西。2003年8月，我们研发的第一款下载软件出生，但是感觉

太差，没有推广。2004年1月，迅雷2出世，每天新安装用户不到400个。

我们认为基本没戏了，哪知三四个月的推广后，迅雷用户开始飙升，每天以数千计的用户增长。

回过头来看，我们一致认为是“P2P技术”发挥了关键作用。那段时间，我们以为离“改变人类”的梦想已经为时不远，创业者的轻狂与虚荣开始在心头膨胀，每天我们的同仁们都会拿着笔和纸写写画画，做一件特别无趣却又特别满足的事情，计算迅雷的下载速度，为人类节省的时间数，最终得出的结果是每天可为人类节约2000年。

到了2008年的时候，我们才觉得之前所做的种种“规划”，是多么的简单和幼稚。那个时候公司已经初具规模，对于公司要被谁收购、多少钱，自己能在这个里边赚多少，已经没有了当初的兴致。反倒觉得自己给投资人做的这个前景的描绘，开始越来越靠谱。其次，反观同行们，他们或深耕、或尝试，已经开始赚钱，这给了我们一定的压力，而我们的理想总不能永远飘在天上。

于是，一切都开始变得实际。我们挂在嘴边的，不再是“改变人类”的大而空的口号，更多的开始谈论商业模式。那个时候，自己也开始了转变，开始从一个纯粹技术背景的创业者，转而到从产业运营者的角度去看待整个公司的发展。于是开始从“小我”的状态脱离，觉得应该为这个行业和社会做点有意义的事情。

互联网有他的定语：freenet。意思是互联网是开放的，因为它的开放，带来了空间，让人们能够在网上获取内容的自由度，这是互联网有生命力的一个重要原因。因此，我曾经对互联网的理解是，不能在网上架设太多障碍和制约，否则就不会有开放和自由的环境。互联网企业存在的价值，就在于能够帮助人们实现这样的自由。

但前提是，互联网企业又靠什么来支撑它的存在？所以归根结底，每个互联网企业都需要一个商业模式。创业一段时间后，我才想明白这个道理。

关于价值与贡献

于是我们开始为企业规划一条可以赚钱同时又体现“迅雷价值”的道路。

在创业前后的时间内，我和同仁们有过无数次探讨，大家的结论是，数字发行必将成为未来互联网的重要方向。数字发行不外乎包括以下几个方面：软件、视频、音乐、文学，创业时，我们就是这样给投资人画了这样一个“饼”，并获得青睐。更重要的问题是，当投资人真的把钱给你的时候，如何来实现这样一个目标？

在反反复复的推敲后，我们将互联网视频定为迅雷庞大数据库下的一个垂直应用产品，于是迅雷看看诞生了。

网络视频无疑符合我的某些理念，在我的观点中，互联网的价值观是开放的，任何一个互联网产品，必须首先符合人类的基本道义并且对社会进步有所推动。那时候和大家讨论，对象有传统做发行的发行公司，有内容的权利人，我们讲的观点，首先一定要网络正版的推动和收费这两件事儿不能划等号，划了等号其实就是给用户画了一个非常大的牢笼，丢了用户后，互联网就没有了，所以后面的故事都会game over。

所以我们这些做互联网的人，第一要做到的是，使发行的基本环境变好，这里面包括技术性环境，比如：支付、内容运营与维护、产品用户的互动，也包括商业模式的优化以及内容的模式环境等。

于是在这样一个特定的环境之下，我们首先推动版权交易市场。骄傲的是，迅雷做得最早，远

在2007年的时候，我们开始跟主流的40、50家内容发行公司进行对接，并以“保底+分成”的方式展开合作。为了体现我们推动行业发展的诚意，我记得，不爱声张的我们还煞有介事地在人民大会堂搞了一个仪式。 2009年后，随着国际资本市场对互联网视频业务有了清晰的认识，而后大量的热钱开始涌入到这个市场，直接导致的结果是版权价格一路飞涨，两年之内飙升数十倍，互联网视频演变成了一场烧钱的游戏。结果大量的视频公司死掉了。

但至少我觉得我们这些公司，不光是迅雷，在2009年做的协同努力，把互联网一些内容，比较多的集中的音乐、影视，推向了正版化道路，这也可视为是对行业的一大贡献。

所以，现在拿迅雷的版权问题说事我觉得是个伪命题。迅雷只是一个提供下载的工具，就好比修了一条高速公路，有人沿着高速公路去摘了别人的桔子，只能说摘桔子的人存在道德问题，相反，你不能指责高速公路该不该修的问题。事实上，我们一直致力于正版内容的推动，我们每年都会花几亿元人民币购买视频版权，同样也为高额的版权费用不堪其扰。迄今我们的投入和产出远远不成正比，甚至包括我在内的同行都认为，现阶段依靠视频广告来获取大量收入并不现实，但 “仅为了赚钱”和“积极推动”其实是需要分开理解的事情。

曾经的错过与追赶

我一直认为，自己性格里有执拗和矜持的一面。对感兴趣的事情，我愿意花很多时间和精力去尝试，相反，对自己不太愿意的事情，我骨子里会抗拒、会消极，甚至会排斥。作为一个企业领导者，有时你需要兼具多种面孔和身份，细细想来，我有时太过直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