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先生在北京衣食住行及其他

鲁迅先生在京衣食住行及其他
鲁迅先生在京衣食住行及其他
赵惠民
一、先说住
1.绍兴会馆。

辛亥革命后蔡元培任南京临时政府教育部长，他先请来许寿裳，许又介绍周树人到教育部任职。

孙中山妥协，袁世凯迁都北京任大总统。

教育部随即北迁，许寿裳、周树人同来北京。

以往科举时代，各地举子进京会试，为赶考举子方便，各省均设会馆，少的有二三处，多的有二三十处。

绍兴县馆在菜市口南半截胡同路西，里面房子很多，许寿裳和他的哥哥许铭伯住在嘉阴堂，周树人住在藤花馆。

年深日久，会馆失修，桌椅陈旧，臭虫极多，且住户日多，人口杂乱。

据1912年8月12日鲁迅先生日记记载：“半夜后邻客以闽音高谈，狺狺如犬相啮，不得安睡。

”随后两个月内又有三次，在1914年1月31日记载：“夜邻室王某处忽来一人高谈大呼，至鸡鸣不止，为之展转不得眠，眠亦屡醒，因出嘱发音稍低，而此人遽大漫骂，且以英语杂厕，人类差等之异，盖亦甚矣，后知此人姓吴，居松树胡同，盖非越中人也。

”至教育部则“枯坐终日，极无聊赖”。

又“闻临时教育部会议竟删美育，此种豚犬，可怜可怜！”幸有许寿裳兄弟关怀照顾，排遣惆怅，假日还可以同游琉璃厂、陶然亭。

至1914年5月移住补树书屋，这是四间西房，算是独院，院中靠北墙还有一间小屋，佣工可住，狭弄内还有厕所，院中一棵槐树，有“吊死鬼儿”时常落下来。

四间房周树人住偏南一间，后来周作人来了就让给二弟，自己搬至偏北一间，而最北头一间空着。

房子是老式，上下花格糊纸，夏天换冷布卷窗，没有玻璃。

在这里一直住到1919年11
月搬到八道湾去了。

绍兴县馆住了七年又七个半月。

2.八道湾。

据《鲁迅日记》1919年8月10日记：午后二弟、二弟妇、丰、蒙、谧及重久君自东京来，寓间壁王宅内。

早已准备买房了，自1919年2月至6月，鲁迅前后11次到处看房，至7月10日看定西直门内公用库八道湾11号房。

1919年8月19日买罗氏房屋，广和居收契付1750元，中保175元。

此前此后，市政公所验契，警察厅报修房，自来水局量地，付陈姓假道费，找木工修房等办妥多方手续，多种事项。

周建人分两次将绍兴老家新台门售房款1600元汇京。

而八道湾又于10月5日交400元，11月4日交1350元，共计3500元付清，连同各项费用总计4205.1元。

鲁迅于1919年12月1日回绍兴老家奉母及三弟及眷属携行李自老家抵京寓。

后来与二弟失和，1923年3月14日日记：“是夜改在自家吃饭，自具一肴，此可记也。

”从1919年11月21日与二弟眷属移入八道湾宅，至1923年8月2日移住砖塔胡同61号，鲁迅在八道湾共住三年又八个月。

3.砖塔胡同。

兄弟两人决裂后，鲁迅准备搬出八道湾，经许羡苏介绍于7
月26日上午往砖塔胡同看房，8月2日“下午携妇迁居砖塔胡同61号”，在这里住了九个多月。

4.西三条21号。

鲁迅因母亲也欲迁出八道湾与自己同住，且自己也应有一稳定的住所，所以自1923年8月16日至9月24日前后17次四处看房，直到10月30日，与杨仲和、李慎斋同往阜内看房买定西三条21号旧房六间，议价800元，当点装修并丈量讫，付定金10元，于12月2日在龙海轩立买房契约，付500元，收新契、旧契讫。

至1924年1月2日与李慎斋同往西三条接收房屋，同时交余款300元，收房讫。

此前此后又是内右四区验房契，第二分驻所验新契，市政公所取得买房凭单，本司胡同纳税，找李瓦匠修房估价，看瓦木料、卸灰，警署报建筑，取执照，买玻璃，找木匠、裱糊匠等各项手续，多种事务，包括加盖“老虎尾巴”。

买、修西三条房共用1613元，季市借给鲁迅400元，齐寿山几次借给鲁迅的钱也有此数。

1924年5月25日，“晨移居西三条胡同新屋”，后来接母亲来同住。

鲁迅在这里住到1926年8月26日离开北京去厦门，前后两年又两个月。

这后三处住家鲁迅自己独居一室。

二、再说食
1.鲁迅先生自1912年5月5日到北京，至1926年8月26日去厦门，在京居住共14年又四个月（差九天），这期间在食方面最值得关注的是开始在绍兴县馆居住的七年多。

因为这一段鲁迅先生单身住在北京，又没雇佣厨师，也没在哪里包饭，所以吃饭就是一件大事了，一般地说有讲究，也有将就。

先生本身是社会上层，交往甚多且是名流，有聚会，也有相互邀请，朋友来访家中无饭，而广和居十分近便。

从绍兴县馆向北百多米到南半截胡同与北半截胡同相接处，广和居就开设在那里，也算是名菜馆，生意很好，到京当年八个月就去了25次。

此外致美斋、便宜坊、同和居、南味斋等也都是名菜馆，翌年广和居去了17次，厚德福、南味斋、玉楼春、海天春、同丰堂、小有天、醉琼林、华宾馆时有宴会，多是晚饭在下班之后。

至于中午因教育部在西单之南，与齐寿山、钱稻孙、陈师曾等常去益与和记，近便，可口。

和记本是肉铺，楼上雅座的清汤大块牛肉面最好。

益是西餐馆，有一年竟连续去了26次。

宴会尽管频繁，究竟次数有限，即便是“三日一小宴，五日一大宴”，那小宴前后还有五顿饭需要张罗，大宴前后得有九顿饭需要张罗，先生这一段单身生活的时间共计2756天，只以晚饭计就有两千多顿，解决的办法就各式各样了。

首先是朋友的邀请次数最多的当然是许铭伯、许寿裳兄弟，因为与鲁迅关系深，又住在一个院子里，且他兄弟雇有厨师，此外戴螺、朱舜臣、徐吉轩、常毅箴、齐寿山、孙子英、蔡谷清、陈仲骞、张协和、马幼渔等都曾请先生到家吃饭；其次是朋友的馈送，最多的仍是寿裳兄弟，次数最多，品种也多，日记上有记载的就不下40次；此外，朱焕奎、祁伯冈、朱舜臣、戴螺、伍仲文、王镜清、宋子佩、李慎斋、张协和、芳子等均送过食品；再其次是自己购买食品，搭配友人所送食物，或自行安排吃食，常去的地方是临记、稻香村、晋和祥、西美居，观音寺、什刹海、劝业场、大栅栏、王府井。

好吃的东西多了，随便吃上几种，也就是晚饭了；自己在外面吃饭的时候也有，刚到北京的第三天，就有“夜饮于广和居”的记载；逛琉璃厂之后，顺便进青云阁后门，“吃茶点代替午饭”，“叫包子汤面来吃，那东西很是不差，我想和东安市场的五芳斋比较，大概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吧！”（周作人《关于鲁迅》）从日记上看先生的饭在外面也有凑合的时候，如在“小饭店”吃、“同稻孙觅一小店晚餐”，车站食堂午膳，“晚饭馆饭”，“小店饭”，青云阁吃春卷，海天春包饭（后来不去了）；在家也有凑合的时候，如“喝粥”、“山药做饭”、“烹两鸡并面”、“虾仁面”、蒸山药、生白菜、鸡丝、“买饼饼、饮牛乳”、“买馒
头”、“食蟹”，这些应该都算是“将就”。

会馆老长班姓齐，他的大儿子给鲁迅当听差，有时鲁迅让他到街上买一只鸡或是肘子或清酱肉以及松花，即是南方的皮蛋。

也有时候让他去广和居叫一个干炸丸子，一碗酸辣汤，到后期也曾“令图书分馆，庖人治晚肴”，不过时间不长。

总起来说，从日记上看，鲁迅先生在绍兴县馆这七年多，有两点值得一提：一是前几年聚会、活动多，这既是交往之必需，又是经济能力所允许，大家都有这愿望，也均有此能力。

后几年活动渐少，恐怕和政局动荡经济不景气屡屡欠薪有关。

二是先生日记所记关于饭食的事也是前几年多，后几年少，甚至全年没提过几回，没提不等于没吃饭，午饭、晚饭一顿也不能少，可能是无甚特色。

中午仍旧是益、和记以及西单附近小饭馆；晚饭仍是小聚会，且是几个熟人，或铭伯、寿裳邀请寓中吃饭，也有送菜送饭之时。

再就是命听差叫些普通菜饭或买来食物自食，没有什么特别值得书写记述的，日记中就不记了，中午也有时叫刘升买饭。

至于在后三处住所中，鲁迅先生有了自己的家，自然就在家中吃饭，日记中极少记载了。

三、关于衣
我这里有一本鲁迅影像集，共有照片114幅，除局部放大外，共101幅，其中年轻时深色学生装9幅，浅色学生装4幅，日本和服1幅，西服3幅，长袍马褂12幅，长袍58幅，夏季大褂10幅，穿毛衣的2幅，可以说先生是长年穿长袍的。

早年在绍兴，夏尊说：“衣服是不讲究的，一件廉价的‘洋官纱’长衫从端午穿到重阳。

”到了北京在教育部做官，长袍马褂如同是官服，大家都一样。

到学校教课，“对于衣服极不讲究”，“满身补钉”，所以当时还是学生的许广平说“满天星斗，一团漆黑”。

曾问过鲁迅先生，这样穿着是否使人家不注意，先生好像默认地笑了。

据先生自己说：“小的时候，家人叫他穿新衣，又怕新衣弄污，势必时常监视警告，于是坐立都不自由了。

是一件最不舒服的事，因此他宁可穿得坏些，布制的更好。

”孙伏园说：“他平常只穿旧布衣。

”“一天周老太太说。

鲁迅先生的裤子还是20年前留学时代的，已经补过多少回，她实在看不过去了，所以叫周太太做了一条棉裤，等鲁迅先生上衙门的时候，偷偷的放在他的床上，希望他不留神能换上，万不料竟被他扔出来了。

”“就是在北平的大冷天，鲁迅先生也永远穿着这样的单裤，他一直穿一件灰色布棉袍。

”郑振铎说：“我和他第一次的相见是在同爱罗先诃到北平去的时候，他着了一件黑色的夹外套，戴着黑色的呢帽，陪着爱罗先诃到女师大的大礼堂里去。

”“后来，他自己说，他那件黑色的夹外套到如今还有时着在身上。

”先生在日记中有关穿衣、买衣的记载极少，曾记有“冷甚”，到观音寺购“御寒衣帽等物十五元”的记载。

过去北京的冬天是很冷的，鲁迅先生是南方人，三十多岁才到北京，对北京的天气极不适应，日记中多次记有：“今日特冷”，“夜大冷”，“晚持火炉入卧室”的话。

“托子佩买绒裤，”“到观音寺买绒衣”，“三弟寄来卫生衣”。

到北京的第一年冬天，就托“张协和代我购得狐腿裘料一袭价30元”，然后由“杨莘士介绍衣工吴姓付裘令制”。

1912年11月8日“是日易竹帘以布幔，又购一小白泥炉，炽炭少许置室中，时时看之，颇忘旅人之苦”。

这小白泥炉很方便，可以随时放在身边，再冷则买红煤，生炉火了。

一年四季，北京天气变化很大，所谓“冬练三九，夏练三伏”。

冬天不光是温度低，且下雪结冰，刮起大风，扬风搅雪，刮得雪往脖子里钻，要穿皮大衣，
立起水獭领。

先生于1912年12月22日，还“赴瑞蚨祥买斗篷一袭银16元，手衣一具银一元”。

有时去瑞蚨祥买手衣二、围巾二、“与二弟分用”。

天气暖了还得准备夏季衣服，所以1914年5月5日，往观音寺街买草帽一顶1.8元，到天津时去加藤洋行购领结一、革履一共约12元。

几次到瑞蚨祥“买御冬衣帽，被褥120元，手衣、围巾18元”，以及布匹之类，还有“瑞蚨祥马褂一件20.8元”，“瑞蚨祥狐腿衣料一袭，獭皮领一条共36元”的记载。

因“天气骤
冷”“去大栅栏买皮衣不得”，又有“改作皮袍工三元”的记载。

天凉了，“换棉衣”，天暖了“脱裘”，曾托齐寿山“买羔皮五件，券百，作二包寄家”。

“托紫沛觅工制单马褂一件5.4元”。

去“门框胡同衣店定做大衫两件”，“一夏布，一羽纱15.8元”，三弟寄来“洋纱大衫二件。

”“大栅栏买衣、买被”，“绒衣一件、手衣一双共5元”，买履五次、毡履一次、革履一次，“内联升定制”，此外还有买帽、买袜、买线衫等记载。

鲁迅先生穿衣，在北京大抵如此，到上海稍有变化。

四、最后说行
先生住南城绍兴县馆，每日上班是西城教育部街，出北半截胡同，经菜市口向北，过校场口、达智桥到宣武门，穿过城门向北走，路西是教育部街，交通工具只有人力车。

即老舍先生《骆驼祥子》里说的，在那时还没有三轮车，后来先生在八所学校教课，出入也要坐人力车，俗称“洋车”。

先生交往多、聚会多、活动多，无论去哪里都要坐洋车，只有逛逛琉璃厂，遛遛小市，二三友人边走边聊就是步行了。

先生一贯同情车夫，有“车夫衣敝与一元的记载”，先生看重车夫的品质，有“券夹落车中，车夫以还，与之一元”的记载，在《一件小事》中先生给予车夫极高的评价。

1923年3月25日黎明往孔庙执事，归途坠车落二齿，天气太冷，车夫跌倒，先生只有同情，毫无责怪之意。

五、经济状况
鲁迅先生在京的衣食住行自然都关联着先生的收入和支出。

1912年5月先生到北京前三个月只拿津贴，每月60元，然后两个月拿半俸125元，以后俸银每月240元现大洋，到1916年3月以后俸银300元。

1923年以后北洋政府经济困难，薪俸拖欠，发到时也零零星星，有时半俸，有时三分之一，甚至有时发三元、四元，总起来说从1912年到1926年先生共领教育部所发俸银35270.7元，后期在各校兼课，自1920年到1926年共领薪金1785.42元，两项合计37057.12元。

这个收入在当时社会状况中并不算少，但鲁迅先生照顾的方面实在太多，前几年月俸200多元，要寄老家100元，后来月俸300元，除每月寄家中100元外，还有其他钱要寄，如造冢费用，母亲寿日，过年杂用，兄弟旅费等，总之几年中寄家用约1万元。

同时，代二弟寄二弟妇娘家羽太家每月80元，几年共寄762元。

两次买房，每次承担总要一二千元，全家同住八道湾时，“我的薪水全行交给二太太”，三年多总该有万元左右。

鲁迅先生曾经感叹道：“负担亲族生活，实为大苦，我一生亦大半困于此事，以至头白。

”鲁迅与周作人二人薪金每月有600元，这比当时一般职员的收入已高出十多倍，然而月月亏空，嚷钱不够用，连鲁迅母亲都说：“你们大先生对二太太当家是有意见的，因为她排场太大，用钱没有计划，常常弄得家里入不敷出，要向别人去借贷。

而且大小病都要请日本医生来。

”先生说：“我用黄包车运来，怎敌得过用汽车带走的呢？”周作人后期在日本留学，他本人及眷属要鲁迅供养，回国后鲁迅还继续资助周作人的岳父、岳
母、妻弟、妻妹。

直至兄弟二人失和两年之后，周作人妻弟羽太重久还寄信给鲁迅：“上月蒙兄长给予及时补助，非常感激。

”鲁迅确已做到仁至义尽的程度。

综观鲁迅先生在京14年的经济状况，应该说收入还是比较丰厚的，和记、益饭，饮于广和居，还是可以的，但受家族之累，经济时有困窘，不但买房要借钱（两次立合同，付利息借款），平日也曾向许多人多次借款，少则五元，多则400元，当然借钱后立即归还，但有些借款，如齐寿山所借几百元，直到先生离开厦门都没有还清。

当然到上海之后，特别是北新版税结清后自会还清。

六、健康状况
鲁迅先生青年时在水师学堂读书靠吃辣椒御寒，已经伤了胃。

到北平单身生活七年多，虽然午在和记、益，晚间不断有宴会，聚餐吃得并不坏，但并非有规律的、舒适的、有家人照顾的健康生活，何况吸烟、饮酒、喝酽茶，接待客人不断，起居无定时，有时工作到深夜。

从日记上的记载看，这七年间感冒74次，胃痛15次，腹痛13次，肋痛11次，肩背痛8次，牙痛40次，此外还有呼吸系统症和失眠症。

1912年8月12日记有“数日前患咳，疑是气管病”。

在8月17日，“云已校可，戒勿饮酒。

”在12月5日又说：“支气管及胃均有疾。

”1914年买医治呼吸科病的药，1918年买补肺药。

有多次失眠的记载。

对鲁迅先生伤害最大的病是感冒发烧，屡屡犯病，持续时间长，对身体健康损伤严重，也表明先生的健康水平。

经常服规那丸一连数日，少则三四日，多则七八日，疲惫不爽，严重时发烧不退，往池田医院就诊，往山本医院就诊，连续9次，连续11次，健康状况是很不好的。

1923年10月1日“发大热”，以阿斯匹林取汗。

10月2日往山本医院诊，到11月8日，“夜饮汾酒，始废粥进饭，距始病时39日矣”。

先生年轻时胃已受损，消化、吸收受影响，影响体质，胃病、腹泻，常常发病，十分苦恼。

拔牙、补牙不但痛苦，而且麻烦，不是一趟、两趟能解决的，只好徐景文、陈顺隆、伊东医院去拔、去补、去医治。

此外还有“痔发多卧”，“击煤碎之伤拇指”。

“践破砌，失足仆地，伤右膝”，“坠车落二齿”，先生算是多灾多难。

许寿裳在《怀亡友鲁迅》中说：“鲁迅所患的肺病……必须安心调养的……他竟不能这样做！”
《鲁迅日记》是公开发行的，每个人都可以看，但从日记里，将先生在京14年的衣、食、住、行以及经济，健康状况，一天一天地，一件一件地，一笔一笔地挑出来，记下来，分条列项五六十张纸登记之后，统计、核算，各条各项、各是多少，还是很费时间，也费些力气的。

一般人，特别是搞研究的名家，未必有这个时间，未必有这个精力，或者不屑于做这种琐碎的工作。

我退休多年，肯做也能做这项工作，对于想知道鲁迅先生在京生活的同志，可以了解个大概的情况，对于研究鲁迅的专家学者，提供较为翔实、计算统计可靠的资料，也许不无用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