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中国农村文化的现状思考与对策建议

当代中国农村文化的现状思考与对策建议

文化不灭，则中华不灭。一个民族的文明进步发展，一个国家的强盛不衰，需要铸造民族之魂，需要一代又一代的文化积淀、薪火相传与发展创新。然而，现占全国人口近一半的农村人口却面临着物质生活快速提升，精神文化层面、需求面临着迷茫、困顿：社会主义文化的先进性与群众距离渐行渐远，封建迷信、黄赌毒等黑色文化死灰复燃，域外宗教信众呈高发态势，有形的物质生活终究取代不了高尚的精神需求。

一、社会转型发展，人的物质与精神天平不平衡日趋严重，导致乡村文化的衰落

现在中国一方面加快城镇化进程，一方面扩大对外开放，城乡之间单向人员流动频繁，在外务工的青年群体吸收城市文化等，因其知识层面较低，固有的乡村文化与现代复杂多元化文化猛烈碰撞，往往屈服于、崇拜于、盲目照搬、拿来主义而丢弃自有的文化传承，导致农村文化发展出现严重脱节，发展方向偏离了原有的轨道。经过他们加工过的回传于家乡，留守于家的老人与小孩更无分辨力、抵御力、引导力，作为乡村文化滋生与繁衍的农村社会受到巨大冲击——社会转型发展，对乡村文化的撕裂效应日益凸现出来。

河南农村婚丧嫁娶时喜欢找草台班子演节目，里面必有一场伴着劲爆音乐的甩发舞，有的草台还有艳舞表演不堪入目，可低俗节目老少通吃。我们不得不思考：是政府引导乏力、监管缺失、冷漠对之，还是百姓需求如此？举精神之旗、立精神之柱、建精神家园，都离不开文艺潜移默化的熏陶，鲁迅先生曾说：“文艺是国民精神所发的火光，同时也是引导国民精神的前途的灯火。”如此糟粕之草台文艺将引导农村文化所向何方？经济全球化不能完全等同于文化全球化，守住传统优秀文化，弘扬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吸收外来文化之精华，兼容并蓄、海纳百川发展中华民族特色文化。

二、农村文化载体流于形式

“十一五”期间，国家实施了乡镇文化站建设项目，中央财政投入39.48亿元，带动地方配套资金56亿元，建设乡镇文化站2.78万个，基本实现了“乡乡都有文化站”，看似农村文化有了足够的发展空间和平台，可现实日常生活、学习中，有效利用率少的可怜，作为推动国家意识形态建设的一项工程，投资建设背后不可避免有着政府的主导与参与，行政性贯穿始终，多数基层政府把此项工程作为一项政治任务来完成，同时基层事务繁多，存在着轻文化重经济现象，注重形式，内容流于表面，而农村文化基础设施的建设、管理、使用三大环节中，使用是最终目的，恰恰最重要

的的忽视了、丢掉了，工作一阵风，风过无痕，随着工程结束、领导检查结束，热度降低、关注度出现断层。

老百姓也从开始的欣喜到失落再到麻木。究其原因很简单，一切为了政绩，发展经济GDP可以量化考核，成绩显而易见，见效快，领导高兴，往上走的快。可文化建设，它属于长期工程，属于精神领域，短时间内见不到效果，积累、沉淀、传承、弘扬要有一个过程，是润物细无声的无名英雄之举，提高人的精神幸福指数无法用直观的量化考核。

安徽砀山“天价”彩礼折射出农村伦理道德迷失，文化信仰缺失。“万紫千红一片绿”、“一动不动”彩礼高达20万元左右，无底线的攀比心理扭曲了社会主义婚姻自由、劳动光荣观，对金钱至上的膜拜，助长了社会不良风气，甚至酿成恶果，惹来祸端。在砀山一些农村，“受下葬越晚，孝心越大”谣言误导，老人去世后子女操办丧事短则6、7天，多则10多天，劳心伤财。怎样革除农村婚丧大办、闹婚低级粗俗，只靠政府简单发一个文，在媒体上声明一下，走过场式的宣传一下，能有什么作用？走进群众、融入群众、引领群众，还是高高在上府视群众、脱离群众？

三、农村文化阵地渐失

弘扬社会主义文化，不能只是高大上的理论、口号，空洞宣传，要传播社会之真、人心之善、时代之需，让农村群众时刻感到社会的温暖，要搭建党和人民的连心桥。可地方政府虽然提供了发展文化的阵地和载体，但对坚守阵地却漠然置之，无论文化广场建的多么奢华，它只是文化符号，只是体现了政府的意图，意志的实现需要人来完成，可人在哪？举措是什么？可以在某种程度上讲是政府把农村文化阵地拱手相让。

回顾中国革命历史，共产党人的先辈们是与农民一起成长，徐向前元帅曾在文章中这样描写农民运动先驱彭湃：“个头不高，身着普通农民的衣服，脚穿草鞋，不论走到那里，都能和群众谈心、交朋友，住在一起，吃在一起，像一家人似的。在农民家里吃饭，饭碗上沾着鸡屎，他毫不在乎，端起碗来就吃。这一点的确是难能可贵的，我很佩服他。”而现今象安徽一分管教育、体育、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卫生计生、残疾人、档案、地方志等工作副县长给网友发露骨短信并称与百姓握手后洗手多次还嫌脏的之类地方官员与农民能同呼吸共命运吗？中国传统文化、红色文化等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在中国的传播与传承，无论在天时、地利、人和本应具有先天优势，可事实呢？

据官方统计，2009年，河南省基督徒240万，开放教堂1100座，合法登记聚会点5000多处，举办种类培训150多期，研究生10名，义务传道员7870多名。2015年5月10日—17日徐州市睢宁县基督教清心堂举办为期一周的培灵聚会，每天上、下午各两场子，共28场，每场都有2000多人参加。

由此，可以看出当下中国农村文化建设的领导权向何方向偏移，系统的人才培养，使一支独大的农村基督教文化已成为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中世纪的欧洲历史告诉我们，一旦宗教的力量足够强大，宗教就不可避免的走向世俗化，依据自身的影响力对政治、经济及文化建设进行干涉并提出自己的利益诉求。

目前，在基督教徒数量众多的农村地区，基督教势力的发展已经对基层政府的治理、基层政权建设、基层文化建设、乡村和谐产生严重的负面效应。作为一种具有强烈的排他性、扩张性的外来宗教，基督教文化与农村本土文化之间的张力日益明显，基督势力在农村的扩张，严重削弱了农村传统文化的主体性，传统民间信仰更是被连根拔起。更严重的是基督教势力的不断扩张已经在悄无声息中削弱国家在农村文化建设中的“文化领导权”，不断压缩着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在农村地区的宣传阵地，让政府在引领农村文化建设中处于劣势。

2015年7月浙江基督教堂十字架强拆行为，招致国内基督徒强力抵制，也引来了国外某些势力对我国地方政府的合法行为肆意指责，妄图以此干涉中国内政。这不能不引起我们的警惕，信仰自由不能超越国家的法律底线。

四、中国农村文化是中华文明重要组成部分

梁漱溟先生曾说过，“原来中国社会是以乡村为基础，并以乡村为主体；所有文化，多半是从乡村而来，又为乡村而设—法制、礼俗、工商业等莫不如是。”几千年的乡村文化，博大精深，蕴藏着优秀的中华传统文明。千百年来，作为国家政治、经济、文化和道德根基的乡村文化除了是我们的精神家园和灵魂寄托以外，更是我们通过族群认同达至国家认同的基础，在维系乡村社会和谐稳定方面发挥了不可或缺的作用。

复兴乡村文化与宣扬国家主流意识结合起来，培养人才，让人才在农村扎根，让农村不良陋习革除，让农村讲党、信党、爱党成为考核地方官员重要标准之一，避免空洞的宣传，用扬弃之法学习宗教宣传之经验。巩固和扩大“红色阵地”是当下政府以先进文化引领农村文化建设的主要平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