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 古希腊 哲学比较

全球史观下的孔子学说-强光中

先秦时代的社会意识形态形成了中国封建社会的基本风貌。这一风貌一旦形成便难于改变。中国传统哲学的基本风貌形成之后，便成了二千多年中国哲学共同遵守的“范式”。先秦哲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精神家园，正如西方的整个哲学来自古希腊一样。“一提到希腊这个名字，在有教养的欧洲人心中，尤其在我们德国人心中，自然会引起一种家园之感”（黑格尔）。不同民族思维方式的发展具有不尽相同的方式，必然具有不同的发展进程。中国传统文化并没有远离人类文明发展的共同道路。从总体上看，中国传统文化的发展也是朝着更文明的、更进步的方向迈进着，只不过在前进方式与发展速度上与西方有所不同，在前进过程中有许多曲折甚至是倒退。因而，一切都是发展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那么，如何认识我们的精神家园呢？

中西文化自近现代发生激烈冲突以来，不少学者反复对比中西文化，得出了许多不同的结论。其实，当我们完全客观地把两大文化系统的发生、发展的过程，特别是将她的起源期放在一起进行比较，就会有许多令人惊喜的发现。当然，许多结论是令人不快的，但作为当代中国人，只有首先承认那些人类文化发展史上已经成为事实的东西，才有可能真正放下历史的包袱，知此知彼，轻装上阵；以我们中华民族大海一般的胸襟，兼容并蓄，海

纳百川，取人之长，补已之短，以精神文化的率先崛起引领中国的崛起，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从基本特征上说，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是两大根本不同的文化系统。

先秦时代正处于人类社会由野蛮向文明状态的过渡过程中。在这一过程中，生存问题尚未完全解决。生存问题既有生产力水平落后及灾荒等自然原因造成的，但主要是春秋战国时代无休止的战乱等人为因素造成的，那个时代的中华民族生存环境极为恶劣，人民生活处于极度苦难之中。苦难呼唤着智者解决他们的生存问题，因而，先秦百家的理论使命是创造出平静、安定的人文环境与社会环境，以顺应春秋战国时代人们的普遍心理。先秦诸子百家的著作中，发现真理不是至高无上的目标，他们看不到世界变化的远景，看不到世界的伟大与崇高，因而更看不到“人”的远景以及“人”的伟大与崇高。

由于人文与社会环境的不同（由于篇幅关系，本文不具体论述中国先秦时代与古希腊人文与社会环境的对比，本人将在今后的文章中将会有专门论述），古希腊人把认识宇宙万物共同的本原问题（即万物同一或世界的统一性问题）、把寻找“始基”看成是最智慧的事情。“哲学”在古希腊是“爱智慧”的意思。研究哲学的目的就是为了追求真理。古希腊哲学家们都在不约而同地寻找万物的“始基”，寻求对世界本原的认识，即本体论——

关于世界的本原或本体的学说。本原的原义是“开始”，也叫“始基”。亚里士多德说，在早期希腊哲学家看来，“一样东西，万物都是由它构成的，都是首先从它产生，最后又化为它的，那就是万物的元素、万物的本原了。”（《西方哲学原著选读》上卷，第15页，商务印书馆，1982）。哲学从本体论开始，范畴从本体论范畴出发，这并非没有道理，它反映了人类认识的秩序：从外部世界——客体开始，然后返回人自身，研究主体，进而再探究主体与客体的统一。

中国先秦哲学与古希腊哲学在很多方面具有相似性，主要体现在：

古代本体论哲学范畴具有直接性、抽象性和模糊性的特征。反映了古代人的思维方式：直观、比喻和猜测，说明认识从感性的直观开始。上述思维方式决定了那个时代的人们认识方法的直观性和认识程度的表面性，从而也就决定了作为认识成果——范畴的直接性、抽象性和模糊性。

所谓直接性，指的是范畴是直接从感性的直观建立起来的，缺乏联系的环节，也就是缺乏中介。甚至有些范畴还停留在具体的事物上，完全采取感性认识的方式，如水、火、气等，严格说来，就连数、原子之类都不能算是哲学范畴。

抽象性，指范畴内容的空疏贫乏，它只割取对象的某一个方面或属性，更多地是从否定的方面作出规定。例如，存在就不是不存在，变不是不变，一不是多，如此等等。总之，还不能做到“许多规定的综合”、“多样性的统一”。当然，就古代范畴史的进展而言，它本身就是从抽象走向具体，但和近代范畴相比，从总体上说还处于抽象的阶段。

由于直接性和抽象性，也就决定了这个时期范畴的模糊性——范畴的界限模糊，不甚明确。特别是表现在主体和客体、思维和存在之间浑然一体，没有明确的界限。在早期哲学中，巴门尼德的“存在”，赫拉克利特的“逻各斯”，阿那克萨哥拉的“奴斯”等都是亦心亦物、心物不分的味道，所以，黑格尔说：“希腊哲学是朴素的，因为还没有注意到思维与存在的对立，这种对立还不是它所考察的对象。”在希腊哲学中，有一个不自觉的假定，“认为被思维的也是存在的，并且是像被思维所认识到的那样存在着；因此便假定了思维和存在不是分离的。”（《哲学史讲演录》第一卷106页）。这个时期的范畴规定性还不十分确定，界限比较模糊，实体与存在之间存在着一定的混杂。

古代哲学范畴的这些特点说明思维的历史是一个从抽象到

具体的过程。没有早期的直接性、抽象性和模糊性，也就谈不上后代哲学的间接性、具体性和确定性。

从西方哲学史发展的进程来看，范畴正是从一与多上升为“一般”与“个别”的关系，而中国古代哲学在范畴上还停留在前一阶段——停留在范畴的“童年”阶段。

古希腊哲学所表现出来的一般特征，与中国先秦本体论哲学所表现出来的一般特征是惊人相似的，因此，它们实际上处于同一思维水平。但是，古希腊哲学在范畴上的开放性、多元性、明晰性是中国传统哲学所缺少的。

古希腊哲学家作为西方哲学的发端，一开始就表现出它的不同于东方哲学的独特风格。黑格尔曾经作过这样的概括：“东方无尺度的实体的力量，通过了希腊精神，才达到了有尺度有限度的阶段。希腊精神就是尺度、明晰、目的，就在于给予各种形形色色的材料加以限制，就在于把不可度量者与无限华丽富有化为规定性和个体性。”（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1卷，第161页，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确实如此，古希腊哲学开创了西方哲学的确定性与个体性的特色。它从一开始就力图运用概念和范畴给世界以明晰的逻辑规定，从而摆脱原始宗教中的表象思维的神秘性和含糊性。它讲求尺度、界限、差别性和确定性。使范畴像黑格尔所说的那样，由点、线、面、体构成系统，创造了一个范畴的王国，使思维进一步走向具体。从毕达哥拉斯到亚里士多德，直到欧几里得、阿基米德和托勒密，奠定了以同一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