孝——现象学视域下的一种解读

"孝"——现象学视域下的一种解读

改变中国哲学传统注疏式的解读方法，而以现象学为视角对儒家之“孝”做学理的分析而非文献注解，可尝试回答两个问题，一为“孝”的特征是什么，二为“孝心”为本有还是后天习得，从而可以看到“孝”的非线性、情景化的特征，那种“固定对象”式的处理方法是不可套用的。以此为基础可以看出“孝”本乎血性之亲却非本能可为，“孝心”是有待于培养的，而且无论是孝的践行还是学养都在人伦日用中，离开人伦日用没有“孝”可言。

标签：孝；时间性；本心

学界对于“父子相隐”及“舜负父逃”之案有着激烈的争论，南“隐”和“逃”便产生了“美德”和“腐败”之说。然而，“隐—逃”所透出的“孝”是否可称为“美德”或“腐败”?或者说从“美德”和“腐败”此一对象化的线性视角是否可以解读孔—曾—孟之“孝”?

本文试图以现象学视角来解答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孝”的特征是什么?通过曾子之孝等事例可以看出孝的非对象性、时间性、间性(喜—忧、谏—从)，而孝的这些“情境化”特征正揭示了“孝”之艰难；另外“孝—慈”之互动与同体中亦常使人忽视“慈”(对子)的“养口体”与“养志”之区分，此种忽视反过来又增加了孝的艰难，自然“养志”本来就是非情境化、非直线的，所以“孝”之难(也即“孝—心”之难)可想而知。第二个问题，“孝心”是本有的还是后天习得的?心之来源，孟子论证甚详，然对其“心—善”或日“性—善”之说很难说是充分的，本文的看法是心、良知或孝心来自后天之“养”，同然子代对亲代有亲密表示，然孔曾孟之“孝”定是后天习得的结果，而且由这些孝之“艰难”也就预示了此“养”是动态的、持续的、情境化的，唯有养方可有“孝”。而且，此“养”只能(最有效的方法)在此“人间世”的“航行”中进行，今人之出路只能在“航船”之“航行中”由“养—补”而寻出。

一、“孝”：非对象性、时间性、间性(喜—忧、谏—从)

“孝”在“敬”(养父志)，“志”决定了“孝—养”之非对象化(并非以口体为对象)，而“孝”(含慈之互动)本身就蕴涵着“过去(父)—现在(己)—未来(子)”的“时”(它涵盖了时间的全部)，另外对“父母之年”的“一则以喜，一则以忧”之“喜—忧”间透出了多少“你—我”(而非我—你—他)之情?

(一)孝的非对象性

《论语·学而》中子游问孝，子曰：

今之孝者，是谓能养。至于犬马，皆能有养。不敬，何以别乎?

读孔子语不觉使人润泽其中，那种如春雨般的音韵让人于那文—质之乐中回味悠长，这便是孔子的魅力，语皆浅显，可谁又能全解其味?“敬”之一字，神意

全出，可难解者正在此“敬—意—心”上，孟子后来以“养口体”与“养父志”之名而区别之，也可为知孔了。然尤为要者，此“敬”(非对象化的养口体)并不可限于“父”，而是于身—家—国—天下中生成绵延的，此一结构尤其是“天下”本身也暗含了对“自然”之敬畏和关怀。

读曾子之书，让人感到曾子之孝似乎成了“孝子”的绝唱，如《曾子·耘瓜》篇：

曾子耘瓜，误斩其根，曾皙怒，建大杖以击其背，曾子仆地而不知人久之。有顷，乃苏，欣然而起，进于曾皙曰：“向也得罪于大人，大人用力教参，得无疾乎?”退而就房，援琴而歌，欲令曾皙闻之，知其体康也。仲尼闻之而怒，告門弟子曰：“参来，勿内也。”曾参自以为无罪，使人请于孔子。子曰：“汝不闻乎?昔瞽瞍有子曰舜，舜之事瞽瞍，欲使之，未尝不在于侧，索而杀之，未尝可得。小杖则待过，大杖则逃走。故瞽瞍不犯不父之罪，而舜不失蒸蒸之孝。今参事父，委身以待暴怒，殪而不避，既身死而陷父于不义，其不孝孰大焉?汝非天子之民也?杀天子之民，其罪奚若?”曾参闻之，曰：“参罪大矣。”遂造仲尼而谢过。

无论何时读到此段文字都令人深味而不敢发一言，任何的解读都不能表达曾子之“歌”与孔子之“怒”，孝如曾子者其失不在于“不孝”而在于不明“孝—不孝”之“孝”，孔子之“小杖则待过，大杖则逃走”此“小—大”何以判断?“待—逃”又何时进行?在这里对“小—大”的体认与对“待—逃”的体贴便是对“敬”的最好表达，这样便可以“欲使之，未尝不在于侧，索而杀之，未尝可得”而不陷父于“不义”，在这里任何的对象化之线性标准都是失效的，似乎也无逻辑性可言，但是又不得不说这里蕴涵着深层的“人”的智慧，怎一个“愚孝”了得呢?

所以“孝”并非对象于“口体”也并非对象于“孝”本身，“孝”之体现可能在“杖”、在“逃”、在“发肤”、在“色难”、在“羊枣”，故曰：“孝”于“无对”，敬于“有行”。

(二)孝的时间性

关于“孝的时间性”，张祥龙老师在其《孝意识的时间分析》中有着深刻的解读，在这里我想指出的是“孝”的时间性在于“志”：

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论语·里仁》)

父在，观其志；父没，观其行；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矣。(《论语·学而》)

父母既没，慎行其身，不遗父母恶名，可谓能终也。(《大戴礼记·曾子立孝》)

在这里“孝”体现于“事—葬—祭”中，“事”之敬，葬之守丧，以及祭之慎终追远都体现了一种鲜活的“生”的时间(无生—死之二分)而非一种机械的物理时间(生死之别)，在生的时间中“孝”有“心—情—敬”来体现而“心”是无“生——死”之别的。另则“三年”之说也非具体的36个月之累计(三年之丧可做同解)，因为“生”的时间没有具体的对象和数字，而有“情—心”则俱在，无此则俱失，此为“三”之时间含义，否则拘泥于三年反倒如曾子仆地一样或使“父陷于不义”。谈孝的“时间性”，其实，孝哪里有“时间”，此正如它没有“对象”一样，孝体现于“生生不息”中，这便是“志—心”的流行。“口体”有形且有终，而“志—心”则是无形且无终(与生同在)的。

其次，孝的时间性还体现于“孝—慈”之互动中。孝慈可以分开来解，也即孝——子对父，慈——父对子，但是也可以以”同体”的方式解读，也即就个体来讲孝——对父，慈——对子，也即“孝—慈”的角色同体于一人，这样其实更能体现“孝”(暗含慈)的时间性，在这里人切实地处于了“中”的位置，他要做的就是对“时”的把握，而且在“孝”的“时中”中，个人达到了神圣和自足(在这里没有神和彼岸世界)，在这里“所努力者，不是一己之事，而是为了老少全家，乃至为了先人为了后代”，“这其中可能意味严肃、隆重、崇高、正大，随各人学养而认识深浅不同。但至少，在他们都有一种神圣般的义务感”，—家——父(含祖)、己、子(含孙)正代表了三世，所以在中国，人生之意义正不需向外探求，“今—生—时”之意义便是无穷尽的，所以“孝”之“时”或正是中国“家庭”以至于整个中国文化传统的“文化”密码之所在。这样，“孝”之“志—时”，所含之“道”的流行与今生三世的意义便是孝的“时间性”。

(三)孝的“间”性

“间性”一词，为本文之故意构造，因为A或B都是一种明确的选择，此种“明确”透露着有力和自信，但是“明确”也就意味着“止”于此，有力的同时也意味着有限，而“间”或“缝隙”便是个可深可浅或者说无深浅的选择，这种非对象(A或B)之“间”的选择却透露出了“无限”和“无形”：

父母之年不可不知也，一则以喜，一则以忧。(《论语·八佾》)

父母之行，若中道则从，若不中道则谏。谏而不用，行之如由己出。不谏，非孝也；谏而不从，亦非孝也。(《大戴礼记·曾子事父母》)

在这里将父母之“年”(时)与“喜—忧”结合起来甚为精彩，对于父母之“年”(不仅仅是父母之岁数)既不是“喜”又不是“忧”，是既喜既忧，处于“喜—忧”之“间”，此种“间”的韵味非言辞所能表唯同“心”即有“同感—情”。“间”所透露的“心—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