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学与马克思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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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无论对中国和世

界来说，都是一个令人着迷的现象。产生于西方社会中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儒家思想是两套不同的理论体系，然

而马克思主义能在中国大陆取得支配地位，救亡的现实

需要固然是关键，也与作为接受主体的中国知识分子及

普通民众自身的文化底蕴有关，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

马克思主义与儒家思想互动的过程。总结分析儒家思想

与马克思主义的异中之同，历史地看待儒家思想，无疑有利于适度把握中国儒家思想的积极成分，补充和发展马

克思主义，顺利实现中华民族的复兴。

一、理论品格：“实践”与“实用理性”

马克思主义区别于其他哲学的最显著特征就是它的

实践性。马克思认为，“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但是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吃喝住穿以及其它一些东西。”“人们生产自

己的生活资料，同时间接地生产着自己的物质生活本身”，人们的存在就是他们的现实生活过程。对于理论活动，马克思指出：“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①人只有在现实的世界中并使用现

实的手段才能逐步实现理想。与以往的哲学家不同，马克思并不满足于对世界的解释和说明，而是致力于使理论

与实践相结合，以自己的具体行动实践自己的理论。他们为共产主义者同盟撰写共同纲领，组成第一国际，具体指导各国的工人斗争，支持巴黎公社等等。作为“改变世界”的马克思主义，其真理性、价值和力量不仅在于它来源于实践，服务于实践，而且在于它能够随着实践的发展而不断发展。

儒家思想也具有强烈的实用(践)理性特征②。儒家的

实用理性就是用冷静的、现实的、合理的态度来解说和对待事物，它不在理论上探求难以解决的哲学课题，认为重要的是在现实生活中如何妥善处理它，一切都放在实用

的理性天平上加以衡量。孔子曰：“君子欲讷于言，而敏于行，”“古者言之不出，耻躬之不逮也。”后世各代不时有

功利学派的声音。实用理性已经成为汉民族的一种民族

的文化心理结构。对此，恩格斯曾写道：“在一切实际事务中……中国人远胜过一切东方民族。”③马克斯·韦伯也认为，中国文化有强烈的实用主义倾向④。

儒家思想这种特征，使得中国人很容易接受马克思

主义。近代以来，中国历史的主题是救亡图存，而西方社会达尔文主义信奉“物竞天择，适者生存”，他们认为中

国的失败是社会竞争的结果，只能说明中国人是个低等

民族，她的遭遇不值得同情。马克思主义从道义上谴责资本主义国家对弱小民族的侵略，且从策略上主张革命和

斗争，这无疑给孤立无助的中国人民极大的精神支持和

策略指导。马克思说：“理论在一个国家的实现程度，总是

取决于理论满足这个国家的需要的程度。”⑤作为接受一

方的中国人态度正是如此。毛泽东总结说：“直到第一次

世界大战和俄国十月革命之后，才找到马克思列宁主义

这个最好的真理，作为解放我们民族的最好的武器”，

“要有目的地去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这种态

度，就是有的放矢的态度。‘的’就是中国革命，‘矢’就

是马克思列宁主义。”⑥中国特定的历史环境强化了这两

种理论品格的接近和融合。

马克思主义的实践特征，指导中国革命取得了成功。

儒家思想的实用理性特征，对马克思主义也有些实用的

解读，这表现在，对于马克思主义文本与传统文化相关、

儒家思想与马克思主义的三点相似性

刘天旭

摘要：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比较容易被接受，与它和儒家思想的某

些近似取向有关，主要表现在理论品格、对资本的警惕及理想社会等方面。由于历史条件和认识的限制，主要革命者对马克思主义理解不够全面、深入，片面强调二者的对立方面，造成现实中的一些负面效果。168--

相似和相通的内容，就能得到中国马克思主义者特别的

强调和到家的理解，如认识论、矛盾论、民本思想等；而对

于那些使传统文化感到陌生的内容，特别是文本中许多

具有现代感的内容，因二者之间重大的历史差距，没有得

到应有的强调，甚至被忽视、被误读，如以往在对马克思

主义文本的解读方面，就产生过对“自由”的忽视和对

“民主”的误读。

二、对资本的警惕

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儒家思想的另一个相似之处就是

都对资本高度警惕。

十九世纪的欧洲，自由竞争导致生产力的巨大发展，

“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

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

大。”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生产的社会化与生产资料的私

人占有之间的矛盾日益尖锐，周期性的经济危机破坏了

生产力的持续发展，“资产阶级的生产关系已经太狭窄

了，再容纳不了它本身所造成的财富了。”⑦自由竞争使得

社会两极分化，无产者越来越多；机器日益迅速不断的改

良，使工人的生活地位越来越没有保障，无产者和资产阶

级之间的冲突越来越激烈。站在被压迫者的立场，马克

思、恩格斯也不可避免地情感上带有对资本的厌恶和控

诉，认为资本有天然的贪婪性质：“资本来到世间，从头到

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⑧他们认为，无产

阶级用暴力推翻资本的统治，摧毁资产阶级的一切机构

和法律、道德、宗教是有利于生产力发展的。

儒家思想总体来说是“重义轻利”的。孔子一生“罕

言利”，做事也不问利之有无，他重的是“义”，但他不反对通过合理的手段获得物质利益，所谓“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孟子则进一步尚义反利了；董仲舒则“正其谊不

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程伊川把义利与公私挂起钩来，追求义就是公，追求利就是私，“义与利，只是个公与私也。”

儒家之所以轻利，是害怕如果在社会上倡导逐利，会

引起社会混乱，不利于社会稳定。孔子说，“放于利而行，多怨”；孟子也认为，如果重利，人与人之间利相冲突，结果就会征杀篡夺不止：“上下交争利，而国危矣。”他们想用抑制人们私欲的办法达到社会秩序低水平上的稳定。

儒家主流轻利是针对统治者而言，是试图防止他们

私欲膨胀，约束他们过分追求钱财，以安民利民，显然是用心良苦；但儒家思想成为封建社会的官方指导思想后，现实中就形成了重农轻商、重本抑末的政策。反映到职业的社会地位上，士农工商，工商地位最低，商人被看成是狡诈无信、惟利是图、不仁不义之人。所以，经商富裕以后，商人一般是多置地产，变成地主；或捐钱买官，提高社会地位，很少把积累的财富变为资本，扩大经营规模，形成了“勤于教子，耻于经商”的社会氛围。这不利于资本的积累，也极大抑制了社会财富的创造。

儒家思想对“利”的贬抑，伴随着近代遭受的侵略和

战争，转变成对资本和资本主义的恐惧。确实，伴随着帝国主义军事入侵的是西方资本主义经济的扩张，“资产阶级，由于一切生产工具的迅速改进，由于交通的极其便利，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蛮的民族都卷入到文明中来了。……它迫使一切民族———如果它们不想灭亡的话———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它迫使它们在自己那里推行所

谓的文明，即变成资产者。”⑨

中国要生存，就不得不“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

但西方社会阶级对立和社会动荡的事实，帝国主义给中

国人民带来的灾难，在深受儒家思想影响的中国人看来，就是资本主义带来的灾难，是逐利的结果，这很容易使国人误解马克思主义对资本的批判，加重对资本的疑虑和

警惕。由于国内缺乏支持资本发展的思想氛围，更缺乏制度的支持，商人不能直接投资于生产，他们获利靠交换而非生产投资，成为“寄生虫”和“剥削者”，他们的作用形成了革命敌视商业的现实基础———而革命在这方面的态度是与孔孟思想一致的⑩。

三、正义社会：共产主义与天下大同

马克思主义解决资本问题的办法就是消灭私有制，

实现共产主义。当然，马克思、恩格斯是从资本主义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