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代有一代之文学的理念

《什么是我们这个时代的文学》
一代有一代之文学的理念五四时期的印刷媒介以及当前的电子媒介,所引发的都不只是“文体”的变革那么简单,而是整个文学体系的重构,是真正意义上的文学革命。

没有人看“诗”了,意味着我们习惯了的那种“新诗”在我们这个时代已经不是唯一的或主要的诗意表达形式了,意味着我们这个时代另外产生了新的诗意表达途径。

盖文体通行既久,染指遂多,自成习套。

豪杰之士,亦难于其中自出新意,故遁而作他体,以自解脱。

”“社会上之习惯,杀许多之善人;文学上之习惯,杀许多之天才。

”○21 “文学与大众媒介”这个命题确实开启了一条理解“什么是我们这个时代的文学”的有效途。

只有回答了上述种种问题,也即大众媒介到底对文学造成了怎样的影响,再进一步说,只有回答了大众媒介如何留存/改写既有的文学传统,以及如何扩张新的文学经验,从而构建新的文学体系,我们才有可能为回答“什么是我们这个时代的文学”确立一个历史的坐标。

同时,我们必须意识到印刷媒介与电子媒介的关系,意识到电子媒介带给文学更巨大的影响,并进而讨论在我们今天这样一个印刷媒介与电子媒介并存的文字、影像、声音多元呈现的时代,
到底是某一种媒介例如网络在创造着一种新的文学与新的诗学,还是各种并存着的媒介以一种“媒介场”的形式在创造着一种新的文学表达与新的文学接受?至此,什么是我们这个时代的文学,似乎从暧昧变得清晰。

然而,这个问题仍然不会找到一个终点,就像“文学性”/“诗意”一样,永远只存在于生命最内在的追寻与体验之中,而这种追寻与体验,具有无限的可能性。

没有一种固定的法则能够束缚它们,它们总是在各种边界的空隙间生机勃勃地不断涌现。

文学《“终结论”与“距离说》
美国解构主义文学批评家希利斯·米勒先生他的一系列学术报告及其所发表的论文中,最引起共鸣的是他所阐发的文学“终结论”的理论命题更深层次的原因也许还在于,建立在电信技术基础上的图像网络文化,正改变着人们感知事物的方式,使人与对象之间的距离消失了。

而文学依赖于语言传达和阅读,恰恰是以“距离”为必要前提条件的,正是距离的消失即“趋零距离”构成了对于文学和文学研究的威胁,带来了它的危机。

文学的写作的确如同情书的写作,本质上是一种传达文学距离更具有不确定性。

并且,文学的传达更有多种向度正像德里达所说的,每一部文学作品都会隐藏一些事实,隐藏起一些永远不被人知晓的秘密,这也是文学作品权威性的一个基本体现”①。

对于文学而言,语言是传达的唯一工具,然而它与对象世界之间永远存在着距离,正是这种距离的存在使得文学充满了神秘与魔力,吸引着众多的读者和文学研究者孜孜不倦地读解和探求。

,这种“距离”并不仅仅表现在物理性的、时空意义的层面,也不单纯表现在语言“陌生化”的层面,可能更表现在文学的内在精神的层面,即人的心灵对于生存现实的想象性超越人要有出世的精神才可以做入世的事业”朱光潜诗人学者王小波曾说过:一个人只拥有今生今世是不够的,他还需要一个诗意的世界。

所以我以为,对“文学即距离”的理解,应并不仅限于语言“陌生化”的层面,更重要的还在于精神审美对现实世界与世俗生活的想象性超越。

“文学性”与“文学质”的统一,才构成文学的完整本质特性。

同样,只有对文学的语言“陌生化”距离与精神审美的想象超越性距离统一起来,才能形成对“文学即距离”命题的完整理解。

因此当前文学的危机,不只是表层的、文学形态意义上的危机,更根本的还是文学本质或文学精神意义上的危机,是一种深层的危机。

我理解他们所说的“内心与外部世界之间的二分法”,就是指人的心灵或精神世界与日常生活之间的分离,心灵或精神是应当超越现实世界的,这正是文学存在的前提和共生因素。

如果这种前提和共生因素消失了，文学便只有走向终结。

他们一方面预言了文学的终结,另一方
面又相信文学还会继续存在,这一悖论式理论命题似乎传达出这样的意味:人的生存不能只
有一个单向维度,人的心灵与精神生活不应当与外部世界没有距离,文学正是以这种“距离”
为其存在的前提,同时也以此显示自身的意义。

总之,如果说当前文学存在危机,就不只是图像转向或文学“泛化”所带来的危机,而是其生存前提即“距离”消失带来的危机;不只是“文学性”的危机,更是“文学质”即文学精神的危机。

而从“文学是人学”的观点看,这种文学的危机,说到底还是反映了当今社会生活所存在的问题,反映了人现实存的片面性与精神匮乏。

《文学的终结与文学性蔓延》———兼谈后现代文学研究的任务
概言之,后现代条件下的文学边缘化有两大意涵:1.在艺术分类学眼界中的文学终结指的文学失去了它在艺术大家族中的主导地位,它已由艺术的中心沦落到边缘,其主导地位由影视艺术所取代。

2.在文化分类学眼界中的文学终结指的是文学不再处于文化的中心,科学上升为后现代的文化霸主后文学已无足轻重。

文学在艺术家族内部主导地位的失落首先是现代科技飞速发展的结果; 除了物性媒介上的原因,文学丧失其在艺术家族中的主导地位还有更为深刻的观念文化根源。

最后,我们再看看后现代条件下文学在
艺术家族内部边缘化的社会原因。

从某种意义上看,艺术家族中的权力结构是整个社会权力关系的投射。

文学终结或边缘化还有文化分类学的意涵。

“文学可能失去了其作为特殊研究对象的中心性,但文学模式已经获得胜利;在人文学术和人文社会科学中,所有的一切都是文学性的。

”①消费社会的文学性不仅表现在“消费者”的生产上,也表现在“商品”的生产与流通上。

一个合格的消费者对品牌不仅要“知
道”,更要能“阅读”,尤其是文学性的阅读。

鲍德里亚就指出,消费社会的品牌之多,意味之玄妙足以令人“眩晕”,而“没有文字游戏,现实就产生不了眩晕”⑤。

建立在文字游戏基础上的“消费是一个神话,也就是说它是当代社会关于自身的一种言说,是我们社会进行自我表达的方式”⑥,因此,离开了“文学性”的消费社会是不可思议的。

我们的社会在三层意义上变成了一个叙述的社会:故事(即由广告和信息媒体组成的寓言),对故事的引用以及无休无止的故事叙述定义了我们这个社会。

”我以为后现代条件下意识形态的解体指的是其内容的真理性、正当性和可靠性的失效后现代公共表演在本质上是文学性的,只不过其文学性较为隐蔽而已,即:1·它的“文学性标记”是被置换因而也是被掩盖了的。

比如剧本作者(策划人),剧本(策划书) ,导演(现场指挥),演员(现场参与者),舞台(现场)布景道具(现场布置摆设),台下观众(现场观众)。

2.它的工具性和表演性是“心照不宣”且充满“喜剧性的”。

,文学性参与了消费社会的“商品存在”,因此,离开了对它的文学性研究,商品存在的奥秘就仍然晦暗不明。

由于文学性在后现代的公然招摇和对社会生活各个层面的渗透与支配,又由于作为门类艺术的文学的边缘化,后现代文学研究的重点当然应该转向跨学科门类的文学性研究。

不过,研究重点的转向并不意味着不再研究作为门类艺术的文学,而是要转换研究它的历史性前提和语境,即要注意它在后现代条件下的边缘化。

更重要的是,文学的边缘化并不是它注定的命运,而是它在特定历史时期的处境,换言之,文学的贬值只是一种时代判决,而时代判决往往出错。

因此,质疑这种判决和重新发掘边缘化文学的价值也是后现代文学研究的任务。

从某种意义上看,当前文学研究的危机乃“研究对象”的危机后现代转折从根本上改变了总体文学的状况,它将“文学”置于边缘又将“文学性”置于中心,面对这一巨变,传统的文学研究如果不调整和重建自己的研究对象,必将茫然无措,坐以待毙。

概言之,重建文学研究的对象要完成两个重心的转向:1.从“文学”研究转向“文学性”研究,在此要注意区分作为形式主义研究对象的文学性和撒播并渗透在后现代生存之方方面面的文学性,后者才是后现代文学研究的重心;2.从脱离后现代处境的文
学研究转向后现代处境中的文学研究,尤其是对边缘化的文学之不可替代性的研究。

为区别于“逃离文学”的转向,我称上述两个重心的转向是文学研究内部的转向,因为它并不转向非文学的领域而是转向后现代条件下的文学与文学性本身。

由于后现代文学终结和文学性统治的双重性,以统治的文学性和终结的文学为研究对象的“文学研究”必将获得新的时代内容且任重而道远。

一、后现代思想学术的文学性二、消费社会的文学性三、媒体信息的文学性四、公共表演的文学性
<文学理论:面对信息时代的幽灵>—兼与J.希利斯·米勒先生商榷李衍柱
克思关于“资本主义生产就同某些精神生产部门如艺术和诗歌相敌对”的代的终结和文学研究的时代成为过去的说法，究其现实的社会心理的原因是与当今世界出现了一个德里达所说的幽灵家族的新成员—信息数码图像。

世界图像”的产生、形成和发展，信息数码图像的广泛运用，这不是世界悲剧的来临，而是人类文化进步的一个重要标志。

“我们就文学艺术的发展来讲，电子计算机网络的建立、“世界图像”进入我们的储存、检索、传送、接受的工作平台并显示在屏幕上，它的积极意义，至少有以下几点: 第一，它使世界各民族在几千年创造和积累的文学艺术珍品，真正成为人类的共同财富。

第二，“世界图像”的创制和运用，为作家艺术家提供了更多的“自由时间”，有益于发挥艺术家的独创性。

第三，“世界图像”的创制和发展，有益于提高广大读者(观众)的审美素质和鉴赏水平，使读者(观众)真正成为审美活动的主体。

面对信息时代出现的“世界图像”，有的学者得出“文学时代的终结”和文学研究时代己成为“过去”的结论，这与他们所处的社会现实和独特的思维方式与观察问题的视角有密切的关系。

第一，任何一种理论主张的提出，都与它所依据的社会实践有关，都有它的根。

第二，解构主义出现了有被“解构”的危机。

第三，技术理性的张扬与人文精神的失落。

在信息时代，“世界图像”的创制和普及并未
改变文学存在的根本前提，这个前提就是创造文学和需要文学的主体—人。

语言与审美意识的产生和存在，是文学之所以产生和存在的重要前提。

语言词语的存在，运用语言进行思维与创作的人的存在(作家)是文学得以永久性存在下来的共生因素。

但文学的时代并非如黑格尔所说的那样属于过去，它的真正“黄金时代”还在未来。

信息时代的到来，“世界图像”的制作和发展，并未也不可能取代语言艺术的发展，它将使文学的女神插上高科技的翅膀更自由地飞翔在艺术的天空，呼唤一代又一代文学新人为之创造，再创造。

进人图像世界
的文学仍然是人的文学，文学仍然是语言的艺术。

它既是写人的，又是为了人、写给人看的。

《文学研究:终结还是再生?》—米勒文学研究“终结论”解读赖大仁
如果说“终结论”是从文学本质论的意义上提出来的，那么“转向论”则是就文学形态论的意义而言的) 传统意义上的文学呢?也就是以语言为媒介的文学。

所以
传统的文学理论，就是基于一种具有历史、文化功能的或者与历史、文化保持联系的文学的理论，是以语言为基础的。

而新的文学理论，则是适应新形态文学的理论。

种转向的原因，当然是多方面的，据米勒的看法，其中最主要的原因在于:一是如上所说，随着电子信息技术的迅速发展，人类从书籍时代转到了电子时代。

二是研究主体的变化。

三是现代大学教育体制的变化。

四是文学研究本身的内在原因。

“总之，在米勒看来，无论从文学研究的内部还是外部情况来看，传统意义上的以语言为媒介的文学研究，在全球化时代已不可避免地走向衰落，正转向一种混合型的文化研究。

首先，米勒虽然认为文学研究的时代已经过去，文学研究将走向终结，但他本人却仍然倾向于坚守传统的文学研究方式。

米勒所理解的，也是他自己所孜孜不倦追求的文学研究，的确是一种比较纯粹意义上的文学研究:首先，它是出于研究者个人对文学的强烈兴趣和爱好;其次，它是为了文学本身的目的，即为了探寻文学作品中所隐藏的秘密，尤其是文学语言的魔力;第三，这种研究最重要的方式是独立的“阅读”，并且要求是“细读”，或者说是一种“修辞性阅读”，从中获得自己独特的发现。

那么问题在于，在已经变化了的形势下，这样的文学研究还有什么意义呢?米勒认为至少有这样三个方面的价值:第一，研究文学仍然是我们了解过去时代的一种必不可少的方式。

第二，通过文学研究来理解语言。

第三，更重要的是，文学研究还是达到某种“陌生性”或其他人的“他性”的一种必不可少的方式。

“其次，虽然米勒本人仍钟情于传统的文学研究方式，对当今的文化研究转向持疑虑态度，但他还是尽可能对新的文学研究走向给予宽容而积极的理解。

再次，米勒既不轻易放弃传统的文学研究方式，同时也对当今文学和文学研究的变化具有清醒的意识，并力图顺时而变，以寻求文学研究新的发展生机。

当然，米勒既不认为当今的文学研究可以远离政治和意识形态，但是也反对像有些文化研究的学者那样把文学看成是某种意识形态的直接而纯粹的表达，反对在文学研究和文学教学中夸大政治的作用。

)换言之，米勒对于文学的意识形态性及其社会作用，有着远较一般人更为宽泛的理解，并且也更为切合文学本身的特性。

综上所述，米勒虽然一方面看到了当今的文化研究转向，也预言了文学研究的终结，但另一方面，他又相信传统的文学理论依然活着，仍然执著于他终生热爱的文学研究，并以其开放性姿态和变通策略，努力为文学研究寻求新的生机和发展空间。

这就是米勒(也许可以包括德里达)式的悖论。

从这一悖论式理论的解读中，我们所能获得的领悟是:无论文学还是文学研究，它是活着还是死去，并不一定由某些现实条件(如电信技术)所决定，也未必取决于我们一味乐观还是忧心忡忡，重要的是要有文学与人的生存之永恒依存关系的深刻理解，有建立在这一基础之上的坚定执著的信念，同时还有一种与时俱进、顺时变通的开放性态度。

若此，就有可能使文学和文学研究绝处逢生，获得新的生机，开辟新的前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