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史学史资料古代史部分

中国史学史资料古代史部分
编年体
发展脉络：
（1）中国编年体史书的正式产生是以孔子《春秋》为标志
（2）《左传》是编年体发展的第二个里程碑
（3）编年体发展的第三个里程碑是荀悦《汉纪》，此书改编自《汉书》，吸收了纪传体的某些叙事手法，司马光《资治通鉴》特别强调要“仿荀悦简要之文”
（4）宋代是编年体史书编撰的高峰，《资治通鉴》可为其代表，其他如《三朝北盟会编》（徐梦莘），《建炎以来系年要录》（李心传），《续资治通鉴长编》（李焘）等，都属名著
（5）朱熹改《资治通鉴》为《资质通鉴纲目》，其后又出现了许多通鉴的改编本，节抄本，续作本。

优点：（1）编纂体例契合了历史发展的时间顺序，把历史事实联接为一个可以认识和理解的过程（2）通过历史事件的前后排比，可以展示出历史发展的因果关系
（3）可以将异质的历史事实同时纳入，可供对比比较，拓宽人们的历史视野
缺点：（1）同一历史事件时间跨度太大，不能连贯记录，不利于阅读和接受
（2）历史事实的取舍不易，可能会有不少“邻猫生子”之类予以记载，而一些重大历史事件反而容易脱漏（3）社会制度、文化风俗等很难纳入到编年体中
（4）有许多历史事实具体年代无可考察，无法编排。

A.《春秋》：孔子晚年编订“六经”之一，是中国最早的编年体史书。

从鲁隐公元年（前722 年）叙至哀公十四年（前481年）242年间的大事。

以鲁国为主，兼及周王室及其他诸侯国，按年、月、日顺序排比。

所记内容，以征伐比重最大，其次为会盟，访聘。

全书约1万8千字。

记事简单，少则1字，多则四五十字。

B.《左传》
（1）作者何人成书于何时？是否为刘歆所伪造
（2）性质是解释《春秋》之“传”，还是独立的史籍？
《左传》对《春秋》发展
（1）记事方法的改进，《春秋》只有事纲，《左传》则在事纲的基础上，原原本本叙述历史的经过，对人物形象、性格等也都有深刻的刻画和描绘，如记载郑庄公掘地见母事。

（2）对历史发展的前后因果关系都有交代。

例如写春秋时代的战争，《左传》以描写战争见长，包括长勺之战，昭陵之战，城濮之战，崤之战，邲之战，鄢陵之战等，从站前准备到战场交锋，直至战争结局，层次分明，叙述生动，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战争胜败的因素。

（3）插入了作者的历史评论，以“君子曰”，“君子谓”的形式插入，言简意赅，颇具史识C.《汉纪》荀悦
《汉纪》，共30卷，约18万余言，为中国古代的编年体史书，是中国第一部编年断代
体史书。

《汉纪》的所用的史料，绝大多数来自《汉书》，但也稍有增补删改，自有剪裁，非一味抄袭，可补正《汉书》之误处。

史事记载方面，如谏大夫王仁、侍中王闳的谏疏，为《汉书》所没有的；内容订正补充方面，《汉书·高帝纪》十年“夏五月，太上皇后崩。

秋七月癸亥，太上皇崩，葬万年”，《汉纪》则作“夏五月，太上皇崩。

秋七月癸亥，太上皇葬万年”，两者比较查考，显然《汉书》有误；关于壶关三老茂，《汉书》无
姓，《汉纪》则云姓令狐；朱云请尚方剑，《汉书》作“斩马剑”，《汉纪》乃作“断马剑”，据唐代张谓诗“愿得上方断马剑，斩取朱门公子头”，证明《汉书》有误字。

《汉纪》虽然史料价值不高，但《汉书》精华大体被吸收，且以年系事条理清晰，头尾连贯，重点突出，不失为一部前汉简明大事记，可作研究前汉史的入门书来读。

此外，荀悦立意“劝善惩恶”，除有意通过后汉中兴前一代的历史的评述，探究其成败得失之机，供汉献帝及其后继者们能“有监乎此”，获得“拨乱反正”，振兴汉室的启示外，并在《汉纪》中撰写大量论赞，约占全书二十分之一篇幅，其中不乏佳作。

今日《汉纪》所能见到最早的版本，是明代黄姬水所刊的南宋王铚辑本。

点校本方面，有北京中华书局将之与《后汉纪》合辑标点的《两汉纪》。

《东观汉纪》
亦称《汲冢纪年》，西晋在汲郡古墓出土整理的竹简的一部分，体例属于编年体，称为《纪年》，一般就称《竹书纪年》。

《竹书纪年》是一部于西晋太康二年（281年）被盗墓者不准(Fǒu Biāo)所发现的古代史书，是一本编年体的史书。

由于它当时被埋藏于魏安釐王（一说应为魏襄王）的墓里[1]，所以能够避过秦始皇挟书令导致的焚书运动。

它记录了从传说时代的夏朝到魏襄王（一说应为魏哀王）之间的重要历史事件。

《明实录》是明代历朝官修的编年体史书，是研究明代历史的基本史籍。

记录明太祖朱元璋到明熹宗朱由校共十三朝的史事。

其中建文朝实录附于《太祖实录》中，景泰朝实录附于《英宗实录》中。

全书共十三部，二千九百零九卷。

纂修此书，系以朝廷诸司部院所呈缴的章奏、批件等为本，又以遣往各省的官员收辑的先朝事迹做补充，逐年记录
各个皇帝的诏赦、律令，以及政治、经济、文化等大事而成。

明实录字数1600多万。

史料特征
《明实录》保存了大量的原始资料，具有重要史料价值、学术价值和文献价值。

明代体制，嗣君登极后，即钦定监修、正副总裁及纂修诸臣，编辑先朝《实录》。

《实录》正式修成后，卷首列御制序，臣下进《实录》表，纂修诸臣姓名和纂修凡例等，焚其草稿，将誊录的正本藏之内府。

嘉靖十三年后，转藏于皇史宬，而将誊写的副
本藏之于文渊阁，供后代阁臣、史官修《实录》时借阅参考。

万历中，大学士申时行命诸学士校仇，始转相抄录，各种传抄本才得以流传。

其中也出现了卷帙有出入，内容有详略，以及脱落、简错等舛误。

今海内外留下的各种传抄本约十余部。

D.《资治通鉴》
司马光主编，刘攽、刘恕、范祖禹等参与编修，是集体合作与个人负责的典范。

胡三省作注。

《新注资治通鉴序》：修书分属，汉则刘攽，三国迄于南北朝则刘恕，唐则范祖禹，各因其所长属之，皆天下选也。

取材：（1）战国至两汉三国，多取《战国策》，前四史，以及诸家后汉书尚存者（2）两晋南北朝，则取正史以及诸家晋书与南北朝史尚存者
（3）隋唐五代一段，则与新唐书、新旧五代史条件相同
（4）根据引书估计，《资治通鉴》参考材料约三百余种，多已亡佚，保存了很多史料。

但总体而言，是后胜于前，尤其是隋唐五代部分
《资治通鉴》的编撰：
（1）断限：起于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前403），至周世宗显德六年（959）.前403年，并不接续《春秋》，也不是《六国年表》的开端，而是周天子策立韩、赵、魏三家为诸侯，“三晋不请于天子而自立，则为誖逆之臣。

今请于天子而天子许之，是受天子之命而为
诸侯也”。

礼乐自天子而坏，揭示了作者维护正统礼乐制度的意图。

（2）写法：因丘明编年之体，仿荀悦简要之文
（3）长编，把所有比较重要的历史事实，都按照年月日排比起来，长编宁失于繁。

长编应该是整个编修的基础工作
（4）去取与考异。

去取，即哪些史料需要，哪些不需要，总体而言，《通鉴》重政治，由书名即可反映，而对战争的叙述也是非常的详细。

社会经济的内容也有一些，文化艺术宗教等内容则少之又少。

考异，是对同一事件的多种说法进行辨析考证，司马光另有《通鉴考异》。

《资治通鉴》的史料价值：《文史通义》：夫文史之籍，日以繁滋，一编刊定，则征材所取之书，不数十年，尝失亡其十之五六，宋、元修史之成规，可覆按焉。

使自注之例得行，则因援引所及，而得存先世藏书之大概，因以校正艺文著录之得失，是亦史法之一助也……诚得自注以标所去取，则闻见之广狭，功力之疏密，心术之诚伪，灼然可见于开卷之顷
《资治通鉴》的影响：（1）注释，胡三省注《通鉴》
（2）续作，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
（3）改编，朱熹《通鉴纲目》，袁枢《通鉴纪事本末》
《续资治通鉴长编》
（1）李焘撰，全书520卷，记载北宋太祖至徽宗史事。

其书仿《通鉴》，但不敢自比于《通鉴》，故谦称“长编”
（2）此书取材于档案、实录、杂史、文集等，史料相当丰富。

编时“以木橱十枚，每橱抽替匣二十枚，没替以甲子志之，凡本年之事，有所闻必归此匣，分日月先后次第之，井然有条”。

纪事本末体
袁枢《通鉴纪事本末》
（1）取材上完全本于《资治通鉴》，几无史料价值
（2）但是其书以历史事件为中心，便于阅读。

袁枢可谓“善抄书者可以成创作”
（1）纪事本末体既弥补了编年体史书记事琐碎的缺失，也避免了纪传体史书将同一史事分割于不同纪传中了缺陷。

以专题的形式，既集中叙述史事，又按时间顺序，使读者可以清晰了解史事发展的过程和脉络
（2）纪事本末体叙事带有故事性，较为吸引。

（1）南宋朱熹改编《资治通鉴》为《通鉴纲目》
（2）《通鉴纲目》是根据通鉴而简化，以大字顶格为“纲”，叙述史事概要，小字降格为“目”，叙述事件细节或经过。

（3）纲目体从根本上来说还属编年体。

但是纲目分明、条理清楚、简明扼要，颇便阅读
方（4）《通鉴纲目》充斥着正统思想和伦常观念，例如纪年即以南朝纪年。

（5）《通鉴纲目》没有增加任何新史料，无史料价值。

方志
方，即地方，志，意指记载，方志即为一地方之记载。

从空间上说，以地方为对象，从内容上说，地方上的所有内容都是其记载的对象地方志和地方史，两者虽有一定区别，但总体而言，同多过异
方志的发展脉络：
（1）隋唐以后，方志发展进入新的阶段。

此前方志以地记、郡书居多，是与魏晋南北朝国家分裂和门阀士族势力发展有关。

随着隋唐大一统的中央政权的建
立，地方志出现了图经和总志。

（2）隋唐以来，中央政府重视图经、总志的编修，隋文帝曾令修全国性的图志，下诏以郡为单位，条其风俗、物产、地图，卢威先成《区宇图志》500卷，后虞世基重修《隋诸州图经集》1200卷，后散失。

（3）唐代同样重视总志的编修，唐代曾修《括地志》、《元和郡县图志》等。

又规定地方三年一修图经，“岁与版籍俱上”，形成制度。

（4）宋代是方志编修的定型时期，在内容上，方志的重点开始由地理转入人文历史，在形式上，图经逐渐被志所代替。

宋代的方志编修，遍及各地，“郡县必有志”。

（5）元、明方志的编修赓续发展，至清而全盛。

现存方志有《中国地方志联合目录》可供参考。

方志的功能
（1）明一统，江山统一以后，统治者的首要任务之一便是编写全国性的地理总志，“今尺地一民，尽入版籍，宜为书以明一统”。

（2）治地方，方志以地方行政区划为单位，极为翔实地记载了地方的一切事物，有助于地方官员了解本地实情，以供资治，“治天下以史为鉴，治郡国者以志为鉴”。

（3）培养情感，由爱乡而爱国，“学者唯不忘乎乡，而后能及于天下”。

很多地方文人和乡绅都把修方志作为贡献桑梓的“名山事业”。

但也容易造成狭隘的地方观念。

方志的文献价值；
（1）方志可以看成是地方的百科全书，举凡一方的大小事物无不记载。

明永乐年间颁布《纂修志书凡例》：沿革、分野、疆域、城池、山川、城郭镇市、土产、贡赋、田地、税银、
税钞、风俗、形势、户口、学校、军卫、郡县廨舍、寺观、祠庙、桥梁、宦迹、人物、
仙释、杂志、诗文。

（2）方志编纂“方以智”，可以看成一座巨大的“知识仓库”，为进一步编撰“圆而神”的通史、断代史以及各学科专史提供资料。

（3）方志按正统思想编修，内容中有不少鼓吹忠孝节义的事迹。

方志的地方观念浓厚，又喜欢吹嘘乡邦历史文化名人，自吹自擂，甚至无限拔高。

在使用时都需要注意。

地方志的发展历程：
（1）《周礼》中“外史，掌四方之志”，是文献典籍中首次出现“方志”一词。

（2）春秋时期列国史书，可以看成是地方志的源头，如晋乘、鲁春秋、楚梼杌等。

因为地方记载应该是地方实力强大的产物。

当然，和后世的方志差别很大，只有间接的影响。

（3）秦汉以来，中国实行郡县制，有了正式的地方行政区划，因此方志基本以地方行政区划为单位来进行综合记载，有了“郡书”、“郡国之书”、“郡县之志”等，是地方志的开端。

“郡书者，矜其乡贤，美其邦族”（史通），是为抬高吹嘘地方乡贤名人，成为其宣传工具，是地方乡邦意识浓厚的产物。

（4）“郡国之书”始“地记”，刘秀为炫耀“帝乡”，令写《南阳风俗传》，地记，东汉14部，两晋44部，南北朝72部。

这与门阀世族矜尚“地望”有关。

类书
类书是将历史文献上的各种资料，以类相从，分门别类地加以汇辑在一起。

类书所辑录的资料，涵盖了古代社会的一切知识，具有“资料汇编”和“百科全书”的双重性质。

（1）古代帝王大规模的编辑类书，夸耀炫示王朝的“文治武功”，且考事索引，临事取索的方便。

文人士大夫编辑类书，或为准备资料，积聚资料，以备撰写文章临事征引的需要。

或者为统治者提供咨询借鉴。

书坊编刻类书，是为方便士人应试考科的需要，同时也编辑部分适应民间日常生活需要的常识性类书。

（2）类书可供辑佚和校勘。

以辑佚而论，清代辑佚学者王谟《汉唐地理书钞》，严可均《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黄奭《汉学堂丛书》，马国翰《玉涵山房辑佚书》，王仁俊《玉涵山房辑佚书续编》，《玉涵山房辑佚书补编》都充分利用类书。

•《旧五代史》辑本，乾隆修四库全书时，四库馆臣从《永乐大典》中辑录古书，《旧五代史》是其中之一。

《旧五代史》的辑录，以邵晋涵（二云）出力最多。

《旧五代史》从《永乐大典》中辑出十之八九，其余辑自《册府元龟》、《太平御览》等书，体例大致按薛居正原书编排。

邵晋涵辑佚时，均注明辑自《永乐大典》之卷数，以标明出处。

（3）类书资料分类汇集，对于今人研究提供了很大的方便，例如《我国古代足球资料汇辑》就取自《古今图书集成》中“艺术典”之蹴鞠门。

其他如刘仙洲《中国机械工程史料汇编》，李俨《中国古代数学史料》，王嘉荫《中国地质史料》，所辑者很多也取自类书。

邓嗣禹《燕京大学图书馆目录初稿•类书之部》（燕京大学图书馆1935），颇便利用。

（4）类书始于魏文帝《皇览》，《永乐大典》是古代规模最大的类书。

（5）类书虽然有利于学者研究，但还应以读原著为上，引用则必须引自原文。

（1）唐代类书之中，比较著名的有徐坚《初学记》、欧阳询《艺文类聚》、白居易《白氏六帖》等
（2）敦煌文献中也有一定数量的类书残卷。

官修类书：
次录原文，依时代先后排列，多采经史百家之言。

（3）《文苑英华》，系文学总集，承接《昭明文选》，迄于五代，收作者2200余人，作品约20000
（4）《册府元龟》
以收历代君臣事迹为主，分帝王、闰位、僭伪、列国君、宗室、外戚等31部，1104门，每门即为一部小史。

《册府元龟》引书不注其名，使用困难。

《永乐大典》：
（1）《永乐大典》历经两次修纂，全书22877卷，是古代规模最大的类书
（2）明成祖以“天下古今事物散载诸书，篇帙浩穰，不易检阅。

朕欲悉采各书所载事物聚之，而统之以韵，庶几考索之便，如探囊取物耳”。

要求编修“凡书契以来经史百家之书，至于天文、地志、阴阳、医卜、僧道、技艺之言，修辑一书”。

（3）《永乐大典》成书后抄写正、副本各一，正本毁于明清之际。

副本不断散佚，仅存残卷
黄遵宪《日本国志》，采典志体例介绍日本的国统、邻交、天文、地理、职官、食货、兵志、刑法、学术、礼俗、物产、工艺，特别是明治维新的内容，介绍尤详，反映了作者的政治主张。

梁启超先后写了《波兰灭亡记》、《朝鲜亡国史略》、《越南小志》、《越南亡国史》、《朝鲜灭亡之原因》、《日本并吞朝鲜记》等等，叙述这些国家的亡国经历，总结其灭亡的教训，以为中国之借鉴，避免重蹈其国的覆辙。

并且通过描述中国周边邻国亡国之惨痛情状，斥责西方殖民者的野蛮侵略，并激发国人的民族意识
梁启超的民史思想
《变法通议》：“中国之史，长于言事；西国之史，长于言政。

言事者之所重在一朝一姓兴亡之所由，谓之君史。

言政者之所重在一城一乡教养之所起，谓之民史”
《续译列国岁计政要叙》：“有君史、有国史、有民史。

史之著盛于西国，而中土几绝。

中土二千年来，若正史，若编年，若载记，若传记，若纪事本末，若诏令奏议，强半皆君史也。

”。

《中国史叙论》：历史学是“记述人间过去之事实”，但是历史学不是简单的记载事实，而是必须要“说明其事实之关系，与其原因结果”。

中国传统史学不过是“记述人间一二有权力者兴亡隆替之事，虽名为史，实不过一人一家之谱牒”，“只见有君主，不见有国民”，“近世史家，必探察人间全体之运动进步，即国民全部之经历，及其相互之关系”
四弊：“知有朝廷而不知有国家”；“知有个人而不知有群体”；“知有陈迹而不知有今务”；“知有事实而不知有理想”
二病：“能铺叙而不能别裁”；“能因袭而不能创作”
三恶果：“难读”；“难别择”；“无感触”
新体中国通史
梁启超《志三代宗教礼学》附《原拟中国通史目录》
政治之部：朝代篇、民族篇、地理篇、政制组织篇上（中央）、政制组织篇下（地方）、政权运用篇、法律篇、财政篇、军政篇、藩属篇、国际篇、清议及政党篇。

文化之部：语言文字篇、宗教篇、学术思想篇（上中下）、文学篇（上中下——文、诗、词、曲本、小说）、美术篇（上中下——绘画、书法、雕刻、髹治、陶瓷、建筑）、音乐剧曲篇、图籍篇、教育篇。

社会及生计之部：家族篇、阶级篇、乡村都会篇、礼俗篇、城郭宫室篇、田制篇、农事篇、物产篇、虞衡篇、工业篇、商业篇、货币篇、通运篇
1922年，中华教育改进社召开第一届年会成立中华教育改进社中小学历史教学研究委员会，梁启超提出“中学国史教本目录”。

第一部分是年代，将中国历史分成神话时期、历史黎明时期、春秋战国、秦汉三国、两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宋辽金元以及明清时期。

第二部分是地理，从当时的中国地理述起，追溯历史上中国疆土的拓殖过程以及历代中原王朝与边疆少数民族的关系。

第三部分是民族，包括了中华民族的组成和分布以及历史上的民族关系。

后三部分分述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
梁启超的通史撰述构想，突破了已往以帝王将相为中心的模式，把范围扩大到智力、产业、工艺、美术、学术、宗教、风俗、教育、交通等各方面。

（2）梁启超规划的中国通史编撰，是通过通史的撰述来求得历史发展进化的“公理公例”，即历史发展的规律性。

同时又是实现历史知识普及的重要途径，以便于国民鉴往知来，更可以激发国民的爱国心。

1901年的《中国史叙论》就是梁启超计划中的中国通史的叙言。

1902年的《新史学》，实际上就是为其撰述一部新体的中国通史而在体例、书法等方面所作的进一步的探讨。

但就其一生，梁启超始终没有完成其理想中的中国通史。

其通史理论和实践严重脱节
（2）从接受对象的知识结构和认知水平来看，梁启超提出的中国通史拟目过于繁杂，对于中小学生和普通民众来说并不适合。

夏曾佑《中国古代史》（《最新中学中国历史教科书》1902）
（1）适应新史学的要求，首次使用章节体来编写中国历史。

章节体结构严谨，能够包容编年、纪传、纪事本末三大体例。

（2）吸收了西方的历史进化思想，把中国历史划分为上古之世（草昧至周末），中古之世（秦至唐），近古之世（宋至清），这种中国历史分期法为传统史学所未有。

（3）其书的编撰，很多地方都是抄错旧史而成。

例如其书述“康王崩，子昭王瑕立。

昭王之时，王道微缺，王南巡，死于江。

”《史记·周本纪》“康王卒，子昭王瑕立。

昭王之时，王道微缺。

昭王南巡狩不返，卒于江上。

”只是稍作改动。

刘向校书
（1）刘向校书始于成帝河平三年（前26年），刘向死后其子刘歆继承父业，又有其他学者参与其事。

（2）所校主要为西汉官府所藏图书，刘向在校书同时，“谒者陈农使使求遗书于天下”，把校书工作和搜求工作两相结合。

（3）刘向总结了校书的方法，编成书目《别录》
别录》：雠chou校，一人读书，校其上下，得其谬误，为校。

一人持本，一人读书，若怨家相对，为雠
陈垣校勘四法
（1）对校法，以同一图书的不同版本来进行互校
（2）本校法，以本书校本书
（3）他校法，以其他图书来对本书进行校勘
（4）理校法，“最高妙者此法，最危险者亦此法”
1）刘向校书，主要采用了对校法，当时所搜集、依据的版本甚多。

（2）刘向父子在整理编目的时候，还从事辨伪工作（《汉书·艺文志》中有班固之辨伪）
自己按照课件找的~仅供参考，如有遗漏，请自行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