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三个重要主题

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三个重要主题
20世纪资本主义的纵深发展，资本触角的全面延伸，马克思当年所面临的“异化劳动”已经转变为一种人类的生存危机，毋宁说是“文化危机”。

面对这种危机，西方马克思主义在总结国际无产阶级革命经验教训和把握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基础上，以意识形态批判、技术理性批判、大众文化批判、现代国家批判、现代性批判等多元化的视角开始重新反思启蒙的理性叙事，这种精神自觉主要表现在卢卡奇对阶级意识的历史反思、科尔施对马克思主义哲学革命性的强调，以及葛兰西对实践哲学的进一步发展。

这些主题思考切中了20世纪的核心问题，不仅实现了马克思主义的“文化转向”，同时为“文化焦虑”中的人类的精神自觉提供了某种有价值的参考。

标签：西方马克思主义；卢卡奇；科尔施；葛兰西
卢卡奇、科尔施和葛兰西可以说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三个代表人物，他们从一次次的革命失败中不断追求原因，为求探索出一条适合西方人思想意识和文化的解放之路。

正确地认识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实质，就要着重分析他们的哲学观点与求知路线，这对于我们了解现代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是有帮助的。

一、卢卡奇：物化与阶级意识
20世纪初资本主义的发展已经把其触角延伸到了社会的各个方面，经济结构、社会结构、文化结构乃至意识结构都不自觉地被同化到资本的新陈代谢之中，在这个新的时代，物的现实世界对人的统治已经转变为整个社会与人的对立，马克思恩格斯当年所面临的“劳动异化”等主题也转移为一种“文化危机”，因此在这种背景下，卢卡奇敏锐地捕捉到了新的时代问题，试图在真正领会马克思主义的精神这个基础上来发展马克思主义。

在《历史与阶级意识》一书中，卢卡奇论述了辩证法、歷史唯物主义、总体性、物化、无产阶级、阶级意识、党等一系列范畴。

卢卡奇虽然把物化等同于异化概念，但物化概念精确而深刻地触动了资本主义的致命处。

资本主义商品形式已经成为“社会的基本形式”，“人与人的关系采取了一种物与物的虚幻形式”，整个物质世界呈现出一种不可把握的神秘性和神圣性，人们无可奈何，对外在的客体表现出对经济“自然规律”的服从，内在地转向意识内部的自我活动。

这种物化结构决定了资产阶级思想家永远也跳不出他所在的社会经济地位，背叛即意味着“自杀”，他们或者以思辨的形而上学、或者以具有直接性的经验主义成为资本主义的辩护士。

这主要是由于缺乏一种“社会——历史”的辩证法视野，思维和存在、意识和对象、主体和客体被先验地割裂开来，从而陷入了形而上学的困境，即使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也只不过是颠倒了的柏拉图主义。

克服物化、超越资本主义界限就必须以辩证法作为“唯一方法”，其中核心范畴是总体性。

因此，卢卡奇一再强调，总体性范畴“是科学革命原则的支柱”。

无产阶级的社会阶级地位决定了无产阶级其自身既是社会历史的客体，也是社会历史的主体，只有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才能形成对社会的总体性认识，从而把单独的事件本身纳入社会历史发展
过程中，使之现实化，这也实现了主客体的统一，从而超越了资本主义的界限。

虽然卢卡奇此时是通过黑格尔来把握马克思的，但卢卡奇对辩证法的捍卫、对变动中时代主题的敏锐把握、对资本主义的深刻批判、对庸俗马克思主义本质的揭露，这些都显示出他是对马克思主义的一种真正发展，而不是教条式的解读和圣经式的膜拜。

因此笔者不赞同有些人对他的批评，这种批评忽略了资本主义主题的深刻变化，从一种过时的范式来看待他，而不是立足于社会的现实来进行客观的评价。

二、科尔施：从消灭哲学来看马克思主义哲学
科尔施与卢卡奇在思想很多方面都存在着共同性，科尔施也强调这一点[1]15，从这个基础出发，我们或许能够比较客观地把握科尔施的思想。

在科尔施看来，资产阶级思想家对马克思的哲学理论不屑一顾，这主要是由于他们割裂了思想和现实之间的统一关系，局限在无法抛弃的资产阶级立场，把哲学仅仅理解为一种与“革命运动”无关的纯粹“思想运动”。

由此开始，科尔施展开了马克思主义和哲学的关系问题，作者认为马克思恩格斯“恰恰不是反对特殊的哲学体系——他们要用科学社会主义最终克服和取代哲学”[1]16，也就是说要废除哲学，重要的是如何理解“废除”。

当然这个过程不是一劳永逸地完成的，于是这就有了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展历史的三阶段分期的学说[1]22。

马克思恩格斯早期的思想虽然以哲学的形态表现出来，但是这种哲学一开始就是一种革命的哲学，是和实践统一的哲学，它的任务是通过一个特殊领域革命来参加对整个资本主义秩序的革命斗争。

虽然马克思恩格斯后来发展出成熟的因而具有科学性的学说，但是哲学并没有被真正终结。

因此这种形式上的废除恰恰意味着哲学内在精神——革命性、实践性——的复活和重新构建。

马克思恩格斯对哲学的超越本身就是这种内在精神驱使的产物，如果没有辩证法的革命、没有哲学的实践性，很难想象政治经济学的批判如何可能。

所以科尔施说：“马克思恩格斯的辩证唯物主义按其基本性质来说，是彻头彻尾的哲学。

”[1]37-38这里科尔施通过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内在精神的强调其主要目的是为了恢复哲学理论的革命性，因为当时的很多理论家基本上排除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和无产阶级斗争的任何基本的联系，把哲学退回到近代形而上学的层面或者沦落到资产阶级思想的固有局限性之中。

三、葛兰西：实践哲学
葛兰西明确把实践问题提到哲学理论主要地位，他将马克思主义哲学直接称作“实践哲学”。

关于这种实践哲学，“在理论方面是不可把实践哲学同任何其他哲学相混合，或把它归结为任何其他哲学的。

它的独创性不仅在于它超载了先前的哲学，而且也在于，并首先在于它开辟了一条新路，从头到脚地更新了整个设想哲学本身的方式。

”这种新的世界观把旧的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综合为其自身发展的一个有机环节。

葛兰西批判了以克罗齐为代表的唯心主义，克罗齐把实践哲学归结为历史研究的一种经验准则，用从具体历史事件中抽象出来的概念代替
了具体事件，就是用观念否定了实际历史。

同时他批评了德国古典哲学，认为它虽然突出了“创造性”，“但是它却充满了唯心主义的和思辨哲学的内容”，因而陷入了“唯我论”，而新的哲学是对唯心主义的超越和发展。

这也就是说新的世界观、新的哲学观重视的不仅是哲学的观念形态，而更重要的是观念本身的现实功能，只有本身具有行动向度的理论本身才是现实的。

针对以布哈林为代表的庸俗唯物主义，葛兰西认为庸俗唯物主义的根本缺陷在于确信有一个外部的绝对的、客观的、永恒的世界，把意识仅仅看作是对外部世界的感受和整理，看不到人的主观能动性和人的实践活动的创造性。

因而葛兰西认为“唯物主义与形而上学相连，发散着决定论的、机械论的气味”。

由此批判为基础，葛兰西的实践哲学重点强调了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实践哲学突出人的意志作用。

实践哲学其实核心强调的是作为历史主体的人在历史进程中的作用。

在《狱中札记》一书中，葛兰西多次提到意志，比如，“领导意志”“集体意志”“政治意志”“积极意志”等等，在论述马克思主义组成要素统一的时候，他就提到“在哲学中，统一的中心是实践，也就是说，是人的意志（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关系”[2]316。

这是他对人的主体能动性的強调，也就是实践能动性的强调。

突出人的意志、主观能动性，是为他的文化领导权理论奠定一个逻辑基础，只有每个人是不断生成的，具有能动性，才有可能接受教育和文化启蒙，而且这种文化启蒙才有成效；如果每个人都是不自由的、被动的，那么教育和文化启蒙也不会对大众的意识产生任何影响，这样文化领导权理论也就必然落空。

第二，和卢卡奇、科尔施一样强调理论与实践的统一，在葛兰西看来实践哲学既是政治的哲学，也是一种哲学的政治，这里理论和实践是统一的，这种统一不是作为一种既定的状态和作为机械理解的存在，而是一个自觉的和历史的过程，而这种过程具体体现在知识分子的历史运动中。

这个可以从实践哲学的功能上窥见一斑，葛兰西认为：“实践哲学有两项工作要做：战胜形式精致的意识形态，以便组成自己独立的知识分子集团；教育在文化上还处于中世纪的人民大众。

”[2]305而这个工作不是一蹴而就的，葛兰西把斗争中的无产阶级的认识的发展划分为三个阶段：经济——团体阶段、领导权阶段、统治阶段。

而作为无产阶级代表的党，它的作用在于“把理论同作为实在的历史过程来理解的实践熔于一炉”。

因此这个无产阶级不断斗争和革命的过程也就是理论和实践统一的过程，这个过程只能在社会历史的不断运动中得以实现。

第三，实践哲学是一种绝对的历史主义。

“它是‘历史主义’的最伟大形式，是从任何形式的抽象的‘意识形态’中全面解放出来的，是对历史世界的真正征服，是一种新文明的开端。

”[7]312这种历史主义也就意味着，实践哲学把自己看作是思想或者是历史发展的一个暂时阶段。

这种思想首先表现在对他把认识看作不是一个静止的对外在被动反应的过程，认识是“真实历史发展不断更新的体现”，所以真理没有永恒，只具有历史的暂时的价值。

同样这种历史主义表现在对政党的认识上，在他看来，政党的形成和发展需要一个过程，正是在阶级斗争的现实历史中，政党得以诞生、发展，他们的彻底和完全形成则只意味着他们不复存在[2]115；另外一方面表现在对“哲学首要的、基本问题”的认识，即“人是什么的”认识上，在这个问题上，葛兰西认为，人总是在与他人、自然打交道的过
程中形成自己本质的，这种人性观是对马克思人性观的严格继承。

在对现存的资本主义制度和苏联社会主义模式批判和反思的基础上，卢卡奇、科尔施、葛兰西重新恢复和彰显了马克思主义所蕴含的哲学性和辩证方法论品质：关注实践，将实践置于理论的基础地位；强调辩证法，把总体性原则作为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核心；高扬主体性，将主体性视为马克思哲学的主要价值蕴含。

在对实践、辩证法、人的主体性的重新彰显中，西方马克思主义以新的方式进一步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同时为解决“文化危机”提供了某种有价值的理论和实践参考。

参考文献：
[1]科尔施.马克思主义与哲学[M].重庆：重庆出版社，1989.
[2]葛兰西.狱中札记[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