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前

党的创立时期（1921—1923年）
中共一大确定当时的主要任务：确定党成立后的中心任务是组织工会和教育工人,领导工人运动，一大《关于当前实际工作的决议》
当时的共产党规模与情况：中共一大时李达、李汉俊、张国焘、刘仁静、毛泽东等14人代表全国50多名党员受陈独秀参加中共一大。

当时党的早期组织分布在全球多个地区。

当时中国处在的时期：
当时的中国的政治及经济情况：1.政治：现代中国的政治已完全堕落，不正之风横行甚至要甚于清末，学问艺术方面更是停滞不前。

然而中国的国民从来是不走极端的，只要这个特性存在中国就不会被赤化。

诚然，有一些学生欢迎并接受农工主义。

《文史茶座》，向继东，2013.3
2.经济：
当时的反腐政策：中国共产党的反腐倡廉思想萌发于建党初期。

19 21年7月，党的一大提出实行纪律约束和党内监督，“工人、农民、士兵和学生的地方组织中党员人数多时，可派他们到其他地区去工作，但是一定要受地方执行委员会的严格监督。

”“地方委员会的财务、活动和政策，应受中央执行委员会的监督。

”这表明党从建立之日起，就为实现清正廉洁、取信于民打下基础
第一次大革命时期（1923—1927年）
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即北伐战争，又称“第一次大革命”。

是1924年至1927年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国民党合作领导下进行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

北伐战争的直接打击目标，是受帝国主义支持的北洋军阀，主要有吴佩孚、孙传芳、张作霖三派势力，其兵力达70万人。

这时，国民革命军除广东原有的6个军外，增加了新归附的第七、第八军，共有10万人左右。

针对敌我兵力悬殊的形势，国民革命军在以加伦为首的苏联军事顾问的建议下，制定了集中兵力、各个歼敌的战略方针。

这一时期中共的主要任务：会议的中心是解决“五卅”运动以后革命的总的战略方针问题。

指出现时政局是中国革命发展中非常紧急的时期，是反动势力联合向民众势力进
攻时期，党在现时政治上主要的职责是从各方面准备广东政府的北伐战争。

北伐的政纲，必须是以解决农民问题作主干，必须加紧进行北伐战争必将经过的湖南、湖北、河南等地的群众工作，特别是要注意发动和组织农民群众，以便接应北伐军，积极支持和参加北伐战争。

会议强调只有发展农民运动和巩固工农联盟，才能引导国民革命达到最后胜利。

《关于现时政局与共产党的主要职任议决案》
当时的共产党规模与情况：
分散在国民党各个管理层
当时中国处在的时期：1924年至1927年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国民党合作领导下进行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

当时中国的政治经济环境：1.政治：军阀混战；
2.经济：
当时的反腐政策：第一次国共合作期间，一部分党员在国民政府任职，一些思想不坚定的共产党员开始投机钻营，出现了贪污腐败问题。

中共中央对此极为重视，1926年8月4日发出《中共中央扩大会议通告——坚决清洗贪污腐化分子》，指出：“一个革命的党若是容留这些分子在内，必定会使他的党陷于腐化，不特不能执行革命的工作，且将为群众所厌弃。

”要求党的各级组织“迅速审查所属同志，如有此类行为者，务须不容情的洗刷出党，不可令留存党中，使党腐化，且败坏党在群众中的威望”。

同时，针对共产党员竞相到国民党政府中去做官的问题，12月2日中共中央局在给江西党组织的信中指出：“严厉取缔党中机会主义作官热的倾向”，“绝不能就跑在政府中去占位置”。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1927—1937年）
土地革命（1927-1937），指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党在革命根据地开展打地主、分田地、废除封建剥削和债务，满足农民土地要求的革命。

这一时期中共的主要任务：
当时的共产党规模与情况：大革命失败后
经过一系列的会议及纠正后
当时中国处在的时期：1927年国共两党关系破裂后，国民党实行消灭共产党的政策，
中国共产党为探索新的社会发展方略，由城市转向农村。

蒋介石建立南京国民政府后，从军事上、政治上大力整合内部，实施政治体制与财政经济改革，基本上实现了国家的统一，并将中国现代化的发展历程向前推进一步。

面对日本大举进攻中国，蒋介石改变“攘外必先安内”的错误政策，积极进行抗战准备，与共产党实现了再次合作。

当时中国的政治经济环境：1.政治：国民党执政，并对共产党进行围剿。

共产党被
迫进行“长征”
2.经济：国民党方面：通过政策措施及获得的成就，在全面抗战爆发前，形成中国经济的一些现代特点：政府对经济的干预能力加强；国家资本主义初具形态；民间私营企业集团在各个经济部门开始崛起；市场竞争机制开始培养等。

在1927年至1937年的十年中，虽然国民党政府在经济发展中存在着很多问题，但这十年的发展无疑为全民族的八年抗战奠定了必
要的物质基础，也极大地推动了中国经济的现代转型。

共产党方面：
当时的反腐政策：中国共产党始终高举正义之剑，将反贪肃贪作为一项严重斗争任
务常抓不懈．采用铁腕手段，对揭露出来的贪污腐败案件坚决予以严肃查处，严重惩治，使已贪者得以惩治，未贪者得以教训。

1932年3月初，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作出决定：“惩办政府工作人员中的贪污分子。

”[嚣q934年1月。

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与人民委员会对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的报告》中强调：“必须反对贪污浪费现象，因为这种现象，不但是苏维埃财政经济的损失，并且足以腐化苏维埃工作人员，使他们对于工作失去热情与振奋精神的元素。

”
在廉政建设实践中，中国共产党逐渐地认识到，必须对贪污腐败分子给予严惩，才能有效地遏制腐败。

为此，中国共产党不断加大了惩处腐败的力度。

1933年12月15日，毛泽东签署发布关于严格惩治贪污及浪费“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命令”第26号，规定：工作人员贪没公款在500元以上者。

处以死刑。

浪费公款的，也要受到撤销职务等严肃处理∞)。

1935年10月，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地区后，中国共产党面临的形势依然很严峻，不仅战争环境恶劣，而且由于陕北地瘠民贫，加上国民党反动派严密封锁，陕北苏区面I临着极其严重的经济苦难，有时甚至连战士的最低基本生活都很难以满足。

在此情况下，中国共产党一方面加紧筹措经费；另一方面加大惩处贪污腐败力度以节省经费，1937年3月13日，毛泽东签署颁布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命令——《惩治贪污浪费办法》，重申：贪没公款在500元以上者，处以死刑。

4)。

中国共产党在苏区严惩贪污腐败的举动，既充分显示了中国共产党反贪肃贪的坚强决心。

也极大地震慑了那些企图以身试法的贪污腐败分子，净化了党员干部思想。

反腐事件：(一)打响苏区反贪“第一拾”在中央苏区的反贪风暴中，第一个被处决的是瑞金县苏维埃政府干部谢步殴。

谢步隆，男，瑞金叶坪人，共产党员，系瑞金县苏维埃政府—般干部，因犯有贪污公款、强奸妇女、公报私仇、偷窃抢掠等罪行，于1932年5月5日被瑞金县苏维埃政府裁判部判决死刑。

(二)查处左祥云贪污案
这是中央苏区反贪风暴中影响最大的一起大案、要案。

1933年10月问，为迎接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在瑞金召开，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决议批准在瑞金沙洲坝和叶坪两地，分别兴建苏维埃中央政府大礼堂、红军烈士纪念培、红军检阅台、红军烈士纪念亭和博生堡、公略亭。

时称中央苏区“六大建筑”。

二苏大会中央准备委员会将建筑施工任务交由中央政府总务厅负责。

中央政府总务厅为此专门成立了二苏大会基建工程所，委任科员左样云为主任．负责组织六大工程的施工。

可是，中央政府总务厅厅长赵宝成和中央政府总务厅管理处长徐毅，官僚主义十足，导致六大工程在建筑施工过程中严重浪费，还发生基建工程所主任左样云贪污巨款之事。

左样云劣迹败露后，畏罪潜逃，被捉拿归案。

处决左样云，充分显示了苏维埃中央政府反贪惩腐的坚强决心。

（三）查处熊仙壁、刘士祥等贪污案
熊仙壁是于都县苏继埃政府主席，刘士样是于都县苏维埃政府军事部长。

自1933年冬开始，于都县的各项工作处于落后状态，引起苏维埃中央政府的关注。

中央工农检察委员会、中央财政部和中央土地部分别派出工作团，前往于都县，深人区、乡和群众中检查了解情况，结果发现该县数起党政军领导干部贪污腐败案件。

中共中央局和中央政府根据工作团的报告，决定由中共中央党务委员会和中央工农检察委员会派员前往实地考察，经考察证明中央三部委工作团的报告属实。

1934年3月间，中央政府副主席项英又亲率中央工农检察委员会工作团前往核查，查明了如下事实：
1．发现大批贪污案件，几乎各机关都有。

贪污的种类有广是以县苏维埃政府军事部长刘士样为首，勾结科员李其采等3人，共同造假账收据，向红军总供给部冒领动员费四百十余元，私自分赃，还贪污打土豪与游击队所缴获的烟土款用于做生意。

二是以县苏维埃政府主席熊仙壁为代表，强拿公款50元用于私人做生意，县委组织部长高兴赞挪用保险金做私人生意，市区前财政部长贪污公款做生意，类似这样贪污挪用公款做生意的案件共达8件之多。

三是县苏维埃政府前劳动部长贪污保险金，少共县委书记滕琼、县苏维埃政府总务处长等共贪污公款及群众的飞机捐百余元，大吃大喝；城市区委书记、榨山区苏维埃政府副主席、财政部长、罗凹区军事部长、潭头与仓前区财政部长，以至很多乡主席代表，都吞没公款，多达23件之多，其中贪污数额多的达500元。

四是县苏维埃政府财政部副部长、小溪区裁判部长、潭头区土地与教育部长、几个乡主席，分别贪污公谷与没收来的烟土、钟表等物资。

2．县委与县苏维埃政府工作人员大做投机生意。

县委书记刘洪青，违背党的原则，带头邀集城市工农检察委员会主席刘福元、城市党总支书记余当文、贫农团主任易林，和另外一个商人合股开酒店卖洒。

后因赚不到钱，便决定每人出资20元，合伙贩卖盐、谷进出口，不到4个月每人赢利70余元。

随后，前任县委书记李国盛(时任粤赣军区动员部部长)、远区妇委书记曾发元(因病在家休养)等人亦出资入股，扩大营业。

在刘洪清的影响、带动下，于都县委、县苏维埃政府机关负责人和工作人员，纷纷效尤，或贪污挪用公款．或假借合作社招股名义，争先恐后加入贩卖盐、谷行列。

于都县互济会主任袁成文，以组织互济会员办合作社名义，将自己的100多担谷子人股出口．愉漏国税；县合作社主任和许多区苏维埃政府正副主席、工农检察委员会主席和土地、劳动、内务、国民经济、财政、裁判6名部长，都利用职权，经商牟私。

于都县委、县苏维埃政府领导干部严重的集体贪污腐败行为，在群众中造成极坏影响。

中共粤赣省委、省苏维埃政府和项英率领的中央工作团，在查清上述事实之后，按法定程序，经法庭公开审判，依法对有关人员作出严肃查处：判处县苏维埃政府军事部长刘仕样及刘天浩、李其芬、少共县委书记膝琼、潭头区苏维埃政府财政部长5名贪污犯罪分子死刑，予以枪决；撤销县委书记刘洪青职务；经中央执行委员会批准，撤销熊仙壁的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于都县苏维埃政府主席职务；其他犯有贪污腐败的党政干部．也都受到党纪政纪和法律制裁。

因熊仙壁系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根据法律规定，1934年3月x口，苏维埃最高法院遵照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命令，组织特别最高法庭，以最高法院院长董必武为主审，何叔衡、罗榨铭为陪审，以梁柏台为临时检察长，对熊仙壁贪污渎职案进行公开审理后，判处熊仙壁监禁一年、剥夺公民权利一年。

上述事件时称“于都事件”。

这一事件的查处，在中央苏区引起极大震动。

中央党务委员会、中央工农检察委员会以《检察于都县贪污官》为题，在4红色中华》披露了这一事件的真相。

中央人民委员会主席张闻天，为此专门撰写了《于都事件的教训》一文，在《红色中华》报发表，向全中央苏区党政干部敲响反腐警钟。

“于都事件”的查处，为苏区党政干部开展反腐倡廉教育提供鲜活、深刻的教材。

抗日战争时期（1937—1945年）
这一时期中共的主要任务：洛川会议是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全面爆发的历史转
折关头召开的一次重要会议。

这次会议指出了国共两党两条不同的抗战路线的原则区别，确立了我军在敌后放手发动独立自主的游击战争、利用游击战争配合正面战场、开辟敌后战场、建立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战略任务，正确地指导了党和军队实行由国内战争到民族战争、由正规战到游击战的战略转变，为实现党对抗日战争的领导权和为争取抗日战争的胜利奠定了政治思想基础，指明了正确道路。

当时的共产党规模与情况：
当时中国处在的时期：八年抗战时期
当时中国的政治经济环境： 1.政治：抗日民主政权作为一种政权组织，必然有其
政权组织形式。

史远芹等人就抗日民主政权的组织结构进行了论述。

指出抗日民主政权分为边区、县、乡三级，另外在边区与县之间设置行政督察专员公署，县乡之间设置区公署。

专员公署与区公署都不是一级政权组织，分别是边区和县的代表机关。

边区相当于省级政权，设边区参议会和边区政府。

同时，文章就边区参议会和边区政府的性质、议员选举办法、任期、构成人员、职权等具体情况一一作了说明，接着又对抗日民主政权县、乡等地方组织作了介绍，使人对抗日民主政权的组织结构有了全面深刻的了解。

文章还涉及了抗日民主政权的军事组织和军事制度，并就抗日根据地的军队编制、军事编制、队伍构成作了说明。

对抗日民主政权特点的研究抗日民主政权是抗H战争期间的特殊产物，有着鲜明的特点。

李云峰指出，抗El民主政权的特点主要包括：①真正贯彻了普遍、直接、平等、无记名投票的选举原则；②切实保障人民提候选人和参加竞选以及投票的自由；③通过选举，认真实行了对政府工作的检查、改进和政府工作人员的更新。

夏华则认为其特点是：采取广泛联盟政策，建立民族统一战线政权；实行“三三制”原则，适当配备政权机关人员；调整政权结构形式，适应抗战特殊历史条件；实行精兵简政，建立廉价政权；实行一元化领导和完善领导政权方式。

经济：
当时的反腐政策：抗战时期，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意识对
党的事业造成了严重侵害。

对此，党在陕甘宁边区及其他抗日民主根据地采取一系列措施，包括制定颁布廉洁政府的施政纲领，开展廉政教育，实行精兵简政，勤俭节约，严惩贪污等，保持民主政权的清正廉洁，使廉洁政府成为解放区的一大特色。

毛泽东抓住红军到达陕北后赢得的相对稳定的有利时机，在全党开展了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和基本观点教育。

特别是1937年7月至8月，毛泽东撰写了《实践论》和《矛盾论》这两篇著名的哲学论著，鲜明地提出了“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等光辉思想。

1937年9月，毛泽东针对革命队伍中违背党性原则和组织纪律的种种思想行为，写了《反对自由主义》一文，尖锐地指出了自由主义的表现、根源和危害，并告诫全党必须同自由主义作不疲倦的斗争。

这一时期，党内其他领导同志也相继撰写文章、发表演讲。

刘少奇写了《论共产党员的修养》，陈云发表了《怎样做一个共产党员》等文章。

这些著作不仅是党风宣传教育的极好教材，而且发挥了
较大的宣传教育作用，对于进一步端正党风、纯洁党性，培养党员，推动革命的蓬勃发展产生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但是，党内和革命队伍中，仍存在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党内思想不纯、作风不正的问题较为严重，直接或间接地影响和干扰了党的正确路线的贯彻执行。

1941年，在党中央领导下，全党开始了整风运动。

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延安整风”。

整风开始和整风期间，党中央连续作出了《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关于在职干部教育的决定》，明确地提出了改进作风的任务，要求全体党员干部要遵守党的纪律，加强党的团结，坚决同各种不良倾向作斗争。

毛泽东还亲自在延安党员干部会上分别作了《改造我们的学习》、《整顿党的作风》、《反对党八股》等整风报告，提出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

延安整风历时三年多时间，确立了毛泽东思想在全党的指导地位，为党的七大的召开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全党形成了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以及批评与自我批评的优良作风。

延安整风的胜利成果，为今后搞好党风党纪和廉政宣传教育积累了宝贵的经验。

抗战时期的反腐斗争增强了法制色彩。

党在各边区成立的抗日民主政权，都将厉行廉政、严惩贪污腐化、肃清贪污浪费作为施政纲领核心内容之一。

陕甘宁边区政府1938年公布的《惩治贪污暂行条例(草案)》，成为新中国成立后理论界研究反腐败法理问题时引用最多的文献之一。

这个条例规定，克扣或截留应发给或缴纳的财物、敲诈勒索、收受贿赂等10种行为均为贪污，还规定了判处死刑、有期徒刑和苦役的具体标准及追缴办法。

反腐事例：1.肖玉壁，红军英雄，全身伤疤90多处，曾任陕甘宁边区某区主席、贸易局
副局长，同时是抗日战争时期因贪污被查处的最大典型之一。

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吴美华查阅了当时的史料，勾勒出这起曾轰动陕北的大案的原貌：初到陕北时，肖玉壁饿得骨瘦如柴，住进医院，被来到医院视察的毛泽东发现了。

当时，边区物资严重匮乏，为保证毛泽东身体健康，中央特批给他每天半斤牛奶，凭证领取。

看到肖玉壁的样子，毛泽东当即决定把自己的取奶证转送给肖玉壁。

在任清涧县张家畔税务分局局长期间，肖玉壁利用职权贪污挪用公款，采用多收少报的方法欺瞒上级。

被发觉后潜逃了几个月，最终被捕。

边区政府依法判处肖玉壁死刑，他不服，写信向毛泽东求情。

时任边区政府主席的林伯渠把信带给毛泽东，毛泽东问：“肖玉壁贪污了多少钱?”林伯渠答：“3000元。

”毛泽东又问：“他的态度怎样?”林伯渠说：“他给您写了一封信，要求您看在他过去作战有功的情分上，让他上前线，战死在战场上。

”毛泽东没有看信，又问林伯渠：“你们的态度呢?”林伯渠说：“这股风非刹住不可!不过最后究竟怎样处置肖玉壁，边区政府和西北局都想听听您的意见，所以特来请示。

”毛泽东明确表示：“我完全拥护法院判决。

”
2. 唐世昌等人在涪陵揭露县党部书记周为心把持涪陵县孤儿院，贪污慈善事业经费，造成严重缺乏营养的孤儿大量死亡的罪行；支持以袁守之为首组成的查账小组，彻底清算账目，并接管涪陵县孤儿院的工作，保护了孤儿。

解放战争时期（1945—1949年）
这一时期中共的主要任务：解放战争时期的主要任务是推翻蒋家王朝的统治，解放全中国
当时的共产党规模与情况：
当时中国处在的时期：国共两党内战时期
当时中国的政治经济环境：1.政治：国共两党混战
2.经济：日本投降后，四大家族接收了日伪巨额财产和德、日、意法西斯的投资，还得到美国的“援助”，官僚资本发展到顶峰。

美国加紧帮助国民党军队抢先接收地方政权，经济上加紧掠夺，向中国倾销大量廉价商品，排挤民族工商业。

四大家族组建同美国资本家合营的全国工商业组织，一时间，美货替代日货，充斥国内市场，美国企业逐渐独霸战后国统区市场。

内战使刚刚恢复的国民经济重新跌人低谷，通货膨胀加剧。

1948年8月19日，南京国民政府发行金圆券，流通不到一年，形同废纸。

解放前夕，物价飞涨，民不聊生，工商业停滞，广告行业奄奄一息。

中国的民族工商业只能在夹缝中缓慢发展。

在抗日根据地，中国共产党为了战胜严重的经济困难，开展了大生产运动和减租减息运动。

1940--1942年，陕甘宁边区共开垦荒地180万亩，1943年，边区生产粮食184万担，除消费外，粮食还有结余。

工业也有较大的发展。

在解放区，1947年7月17日至9月13日，中共中央工委在河北平山县西柏坡召开了中国共产党全国土地会议。

9月13日通过了《中国土地法大纲》。

大纲规定：废除封建性及半封建性剥削的土地制度，实行耕者有其田的土地制度；乡村中一切土地实行按人口统一平均分配，使全乡村人民均获得同等的土地并归各人所有；各级农民代表大会及其选出的委员会，无地少地的农民所组织的贫农团及其选出的委员会为实行土改的合法执行机关；保护工商业者的财产及其合法经营，不受侵犯；组织人民法庭，以保障土改的实施。

至1948年底，大约在有1．5亿人口的地区完成了土地改革任务，使1亿无地少地的农民获得了土地。

1948年9月15日，张闻天为东北局起草的《关于东北经济构成及经济建设基本方针的提纲》，分析了国营经济、合作社经济、国家资本主义经济、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小商品经济等五种经济成分的性质、地位、发展方向及其相互关系，并在此基础上明确提出在经济政策上实行无产阶级领导的路线，即“以发展国营经济为主体，普遍地发展并紧紧地依靠群众的合作社经济，扶助与改造小商品经济，容许与鼓励有利于国计民生的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尤其是国家资本主义经济，防止与反对商品的资本主义经济所固有的投机性与破坏性，禁止与打击一切有害于国计民生的投机操纵的经营”。

解放区的工商业得到健康、稳定的发展。

当时的反腐政策：解放战争时期，为了保证土地改革和全国解放战争的顺利进行，全
党普遍开展了以查阶级、查思想、查作风，整顿组织、整顿思想、整顿作风为内容的“三查三整”的整党运动。

在方法上强调思想教育从严、组织处理从宽，多做思想转化工作。

在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