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语言学简史

西方语言学史梗概

本书将西方语言学史划分为八段，据此设立相应的八章：希腊；罗马；中世纪；文艺复兴及以后；现代前夕；19世纪；20世纪第一阶段；20世纪第二阶段。

欧洲语言学的源头在希腊。古希腊人对语言的兴趣见于许多方面。希罗多德谈到方言差异和外来语现象；诡辩学派的辩驳演讲引发了修辞研究；《对话录》记下了苏格拉底、柏拉图的语言哲思；亚里士多德为逻辑和语法范畴的建立奠定了基础。至斯多葛学派，本质论与约定论、类比论与不规则论之争尤其热烈，语音、词源、语法三个方面都有所研究。而公元前1世纪狄奥尼修斯·色拉克斯的《语法术》，确立“词”、“句”概念，提出八大词类，对希腊语的结构作了描述。

罗马人接过了希腊语言文化的所有成果。略晚于色氏，瓦罗撰成《论拉丁语》，将语言研究三分为词源学、形态学、句法学。他注意到派生有别于屈折，称前者为“任意变化”，后者为“自然变化”。公元6世纪初，普利西安详尽描写了古典拉丁语，其著《语法原理》广为流传，左右了整个中世纪的语法学和语言哲学。

中世纪的学术语言是拉丁语，拉丁语法遂成为这一时期学术研究的基础。在经院哲学盛期，摩迪斯泰学派的语法研究也达到峰巅。该派所主的思辩语法实为拉丁语法范畴与经院哲学概念的融合。思辩语法首次建立清晰的句法理论，区分了句子成分，如主语、谓语；又提出存在、理解、表意三种方式，用以阐述语言内容与形式的关系。比之面向材料的希腊罗马语言学，中世纪语言学的理论取向尤为鲜明。

自文艺复兴起，西方语言学开始多向发展。此前，具有独立研究传统的希伯来语和阿拉伯语已获重视。传教活动使得美洲、中亚、远东的语言陆续进入学界的视野。中国本有一种基于语素文字和孤立-分析型结构的语言学传统，长于文字解析、词典编撰和音韵研析。16、17世纪之交，经利玛窦等人介绍，汉语始为西方所识，不但成为研究对象，而且影响了欧洲本土追求普遍语言文字的思潮。与这一思潮平行，1660年安托尼"阿尔诺、克洛德"朗斯洛撰成《普遍唯理语法》。此书因其理性至上的原则以及暗含所谓“转换法”，而为现代学者看重。

“现代前夕”指17、18世纪。生物学和人类学的拓展促使学界思考语言起源问题，思想家如卢梭、孔狄亚克、赫尔德也都积极参与讨论。英人哈里斯、伯耐特、图克的著述中可见普遍哲学语法的线索，德国施勒格尔兄弟、洪堡特则创立了语言类型学。洪堡特深探语言哲学，提出语言创造性、语言能力、内在形式、语言世界观等概念，后来19世纪的民族心理学、唯美学派，20世纪的新洪堡特主义、萨丕尔-沃尔夫假说、生成语言学，程度不等地继承了他的思想。1786年常被视为现代语言科学的起点，这一年威廉"琼斯在印度宣称，梵语同希腊、拉丁、日耳曼诸语言有亲缘联系，均源出某种业已消亡的古语。随之而起的梵语热一方面导发了印欧语言的比较研究，另一方面使欧洲学界得以认识古印度语言学。印度语言学自成一统，在语音、语义、语法以及语言理论方面都有特殊的贡献。其中波你尼的《八章书》描写梵语音系、语法，所用方法和概念对现代语言学不无启迪。

19世纪语言研究的主要领域是印欧语言的历史比较，其前期代表为拉斯克、格里姆、葆朴。拉斯克比较了古北欧语和英语的语音、形变，寻索日耳曼语言对应关系；“格里姆定律”用公式概括起日耳曼语言中部分辅音的音变规律；葆朴对多种印欧语言的动词变位作了系统的比较。中期代表为施莱歇尔，著有印欧语言《比较语法》，尝试构拟原始印欧母语，并用“谱系树”表示语际联系和亲疏程度。在施莱歇尔的时代，语言学的理论、方法、概念均受生物学影响，其著《达尔文理论和语言学》（1863）是见证之一。及至后期，新语法学派追求精确的方法，深信音变规律“无例外”，以维尔纳的名字命名的定律使音变显得更为规整严密；理论家保罗1880年著有《语言史原理》，将语言学归入历史科学。然而，同时期的方

言地理学家持不同看法，认为语变受制于空间传播，“每个词都有自己的历史”。唯美学派则批评新语法学派流于机械，忽视个性创造。

进入20世纪，主导上半叶发展的人物首推索绪尔。索绪尔三度讲授《普通语言学教程》，由学生笔录成书；他区分共时/历时、语言/言语、组合/聚合等等，一反历史倾向，力主共时研究，开创了结构主义一派。共时、结构或系统的观念也见于叶姆斯列夫的语符学，以及叶斯柏森、加德纳、比勒的著述。首先从结构观念中获益的是音位学，布拉格学派的特鲁别茨柯依、雅柯布森建立起音位理论，对语音作区别特征的分析。而音位理论的生理—声学语音学基础，应归功于斯威特、丹尼尔"琼斯等人的研究。在欧洲，苏联语言学可谓独树一帜，20-40年代为马尔“新语言学理论”主宰，至50年代斯大林直接干预，才与国际语言学界恢复对话。

在美国，描写语言学倍受重视。博厄斯考察土著语言，为《美洲印第安语言手册》撰写导论（1911）。萨丕尔、布龙菲尔德同为门生，共承其业，却各有所长。萨丕尔涉面极广，除语言研究外，更从文艺、心理、人类诸学入手探讨语言本质；又沿洪堡特的思路阐发语言世界观，其说由沃尔夫利用土著语料进一步提炼，发展为一种有影响的假说。布龙菲尔德则专注于语言本体，尤重分析技术（如分布模式、直接成分分析等），其结构主义理论方法经哈里斯、霍凯特、特雷格等人拓展，成为20世纪上半叶美国语言学的主流。至于后布龙菲尔德时期的线索，主要有三条：1）派克的法位学，可视为布氏理论的支系，用类似于直接成分分析的方法探析拉丁美洲语言的语法。2）伦敦学派。弗斯不满于布氏忽视语义之举，认为任何语言描写都离不开语义描写，强调语境的重要性。该派的研究以韵律音系学最为突出。继弗斯之后，韩礼德创立系统语法或系统语言学，其说颇具影响，而其理论体系能否成功，尚难定论。3）层次语法，为兰姆于60年代所创，欲从心理和神经生理角度探索语言层次与大脑活动的关系。

20世纪下半叶的主流是转换生成语法，现多称生成语法或生成语言学。1957年乔姆斯基发表《句法结构》，并撰文批评布龙菲尔德学派的行为主义态度和实证主义取向。从哲学上看，两派之争属经验主义与理性主义的交锋。乔姆斯基沿循洪堡特的思路，意欲破解语言创造之谜：为何语言使用者利用有限的材料，便能造出无限多的句子。布派立足观察，注重语言现象的描写，乔氏一派则求诸内省，力图对现象作出充分的解释，以探明潜藏于人脑的语言能力。人类因有先天的“语言习得机制”，而能自然获取第一语言，这种内在的机制可设想为某种“普遍语法”或生成语法，即操本族语者藉以产生和理解自然语句的一套规则。从50到90年代，生成语法经过“短语结构”、“标准理论”、“扩充标准理论”、“管辖制约论”等逐段发展，现已进入“最简方案”阶段，试图建立一种新的句法模式，用最精简的程序包括起尽可能多的语法规则和语法限制。生成语言学起初不考虑语义，后来虽将语义包括进来，仍把语法视为一个自足的系统。后起的认知语言学或认知语法则把语法和词汇视为一体，即一个符号连续体，它将一定的结构赋予所表达的观念内容。70年代的蒙塔古语法是这一思路的早期代表。

生成语言学研究的是“理想的说话者”所具的语言能力。那是一种抽象的能力，不依赖于外部条件。语用学则关心语言在社会交际中的实际运用，利用会话规则、知识背景、预设、关联等手段，探讨语句与情境的关系。这方面的研究发端于马林诺斯基和弗斯，由奥斯汀、舍尔以“言语行为”之说为其奠定理论基础。20世纪下半叶的语言学，领域越分越细，分支越来越多，边缘学科如社会语言学、心理语言学，传统学科如历时（历史比较）语言学、方言学，应用学科如词典编纂、语言调查，都在继续拓展。而语言学史研究本身作为语言学的一门分支，已在大学和科研机构中建立起来；乔姆斯基的《笛卡尔语言学——理性主义思想史之一章》（1966），就是一部有名的史论，在这门分支创建之初起过推动作用。研究语言学史正像研究语言和语言史，也是人类了解自身的一种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