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尚任与《桃花扇》

孔尚任与《桃花扇》

清康熙三十八年（1699），戏曲史又产生了一部杰作——孔尚任的《桃花扇》。它与十年前问世的洪昇《长生殿》一起，成为清初剧坛上耀眼的双璧。

孔尚任（1648～1718）字聘之，又字季重，号东塘，别号岸塘，又自署云亭山人。山东曲阜人，孔子后裔。父亲孔贞璠，明末举人，入清后，“养亲不仕”。孔尚任早年曾花钱捐了一个监生的科名。三十五岁以前隐居曲阜县北石门山读书，对礼、乐、兵、农诸学下过一番功夫，尤其对乐律有较深研究。一次，康熙皇帝东巡谒孔林（1684），举行祭孔大典，孔尚任被推荐到御前讲经。因召对称旨，以一监生身份超擢为国子监博士，从此走入仕途。他为这突然而来的恩荣感激涕零，专门写了一篇《出山异数记》。后升至工部员外郎，曾随工部侍郎孙在丰治理水灾，三年间往来于江淮之间，住在扬州。游金陵时凭吊过明朝遗迹，还结识了冒辟疆、黄云、宗元鼎、杜濬等明末遗老及其他著名文人，搜集到不少南明兴亡的素材，这对于他创作《桃花扇》帮助甚大。孔尚任博学多才，兴趣广泛，喜好收藏书画古玩，又擅长诗文，有《湖海集》、《岸堂稿》传世。《桃花扇》脱稿于康熙三十八年（1699），据其自云，苦心经营了十余年，三易其稿始成（《桃花扇本末》）。次年（1700）四月，因“文字祸”罢官，有人怀疑与《桃花扇》有关，但无确切材料佐证。总算起来，孔尚任官宦生涯只有十五年。晚年生活在家乡，七十一岁病卒。他的剧作除《桃花扇》外，还与友人合写过《小忽雷》传奇。

《桃花扇》是一部标准的历史剧，亦可称时事剧。共四十出，分上下两本，首尾另加“试”、“闰”、“加”、“续”四出。剧作通过复社名士侯方域与秦淮名妓李香君的爱情故事反映南明王朝旋立旋亡的历史，“借离合之情，写兴亡之感”。明确宣布：“《桃花扇》一剧皆南朝新事，父老犹有存者。场上歌舞，局外指点，知三百年之基业隳于何人，败于何事，消于何年，歇于何地。不独令观者感慨涕零，亦可惩创人心，为末世之一救矣。”表达了通过戏剧形式总结历史教训和抒发兴亡之感的创作意旨。

的确，《桃花扇》以其精巧的艺术构思几乎概括了从崇祯灭亡前夕的1643年至弘光灭亡的1645年期间，发生在以南京为中心的政治舞台上所有重大的政治斗争和军事斗争。而表现这一宏大的历史场面，则又是将复社名士侯方域与秦淮名妓李香君的爱情悲剧放在南明政治斗争的旋涡中，经受悲欢离合的考验来完成的。剧作以侯方域、李香君、柳敬亭、苏崑生、史可法等为正义势力一方；以弘光帝、马士英、阮大铖等为邪恶势力一方，围绕着揭露阉党余孽阮大铖企图拉拢侯方域的阴谋，以及南明朝廷昏君奸臣当道，排挤史可法，大肆迫害复社文人等事件展开了一系列斗争。真实地再现了处在风雨飘摇之中的南朝小朝廷，存在着“朝堂与外镇不和，朝堂与朝堂不和，外镇与外镇不和；朋党势成，门户大起，虏寇之事，置之蔑闻”（《夏完淳《续幸存录》》的可悲政治局面。早在李自成起义军占领北京，崇祯帝上吊自杀，清军大举入关之时，马士英、阮大铖就表白：“幸运国家大变，正是我辈得意之秋，”“捷足争先，拜将与封侯，凭著这拥立功大权到手。”抢先拥立福王，控制了南明小朝廷。结果，弘光帝只知荒淫享乐，马士英、阮大铖一味排除异已，迫害忠良，导致左良玉在清兵压境之际从武昌起兵东下，以“清君侧”名义就食南京。而马、阮等人“宁肯叩北兵之马，不可试南贼之刀”，抽调江北三镇与之对抗。最后，清兵乘虚而入，南明灭亡。马、阮给自己留的后路则是“跑”和“降”两个字。剧中《选优》、《逃难》、《劫宝》等几出戏，把南明这伙“私君、私臣”的丑恶嘴脸揭露得淋漓尽致。

作为历史剧，《桃花扇》在反映南明王朝旋立旋亡的过程方面是相当严谨的，在《桃花扇凡例》中就明确说明：“朝政得失，文人聚散，皆确考时地，全无假借。至于儿女钟情，宾客解嘲，虽稍有点染，亦非乌有子虚之比。”正是在这一点上，《桃花扇》堪称古代历史剧的范本。但是，把南明的复灭仅仅归结于权奸误国显然是表层和偏颇的。从历史原因讲，与

明末长期形成的党争风气有关，从现实原因讲，与复社文人以“清流”自居，意气用事，史可法缺乏才干，左良玉不顾大局有关。不过，孔尚任毕竟是在写戏，不是给历史人物作政治鉴定。而且他作为清朝的臣子，写的又是距明亡不过五十多年的南明历史剧，因而不能不有所顾忌。所以在剧中，他是以“正”与“邪”，“忠”与“奸”的道德标准来进行评判的。道德属于意识形态，有着相对的历史稳定性。所以，《桃花扇》一问世，能得到清朝统治者容忍。据说，康熙皇帝看《桃花扇》“每至《设朝》、《选优》诸折，辄皱眉顿足曰：‘弘光，弘光，虽欲不亡，其可得乎？’往往为之罢酒也”（吴梅《顾曲麈谈》）。明末遗老看《桃花扇》，勾起伤痛，不及终场，唏嘘而散。这说明《桃花扇》“借儿女之情，写兴亡之感”产生了震撼力量。孔尚任的高明之处，就是通过戏剧艺术再现南明历史，让人感受到在历史的政治的巨大变化之中，个人的力量是渺小的，个人的命运是不能自己主宰的。即使是美丽如花的爱情，也不能因为男女双方的坚贞就有美满的结局。恰恰相反，当国破之日，即是家亡之时。剧中侯李爱情从一开始就染上了政治色彩，随着南明政治风云变幻而曲折不断。最后在南京棲霞山白云庵相会时，正要旧情萌发，被张道士大声喝道：

两个痴虫，你看国在那里，家在哪里，君在那里，父在那里，偏是这点花月情根，割他不断么？

两人如梦初醒，双双入道，象征着他的坚贞爱情的桃花扇揉碎在斋坛之下，宣告美好的爱情以悲剧告终。在《桃花扇》以前的爱情剧中，爱情多是以超越生死的力量取得胜利，团圆结局。而《桃花扇》则是以勇敢的写实精神，将爱情置于残酷的政治斗争和不以个人意志为移的历史变迁之中，以悲剧结局，体现了“借儿女之情，写兴亡之感”的主题，引发人们在进行历史的审视的同时，对现实和未来产生深沉的思考。这正是《桃花扇》具有深厚的思想价值所在，也是它产生隽永的艺术魅力的重要原因。

《桃花扇》可谓中国古典戏剧的最后一部杰作，在许多方面均富有艺术创造性。

从人物形象的塑造来说，女主角李香君给人的印象颇为深刻。明末秦淮名妓多与当代名士交往，且表现出对于政治的热情，这使她们多少能够摆脱由妓女身份带来的屈辱感。《桃花扇》把李香君放在政治斗争的漩涡中来刻画，反映了一定的时代特点，虽说不免夸张（如《骂筵》），但她的聪慧、勇毅的个性，还是显得颇有光彩。

《寄扇》一出，写香君坚不下楼，以示对侯方域的忠贞，苏昆生问她：“明日侯郎重到，你也不下楼么？”香君道：“那时锦片前程，尽俺受用，何处不许游耍，岂但下楼？”在对政治派别的选择和对情人的忠贞中，包含了对美满人生的憧憬，这样写人物，让人觉得比较可信而可亲。

中国古代戏剧写到政治斗争时，正反两面人物的品格常呈现为相反的极端，《桃花扇》虽不能完全摆脱陈套，但已有较明显的改进。如阮大铖本是著名戏曲家，剧中既写了他的阴险奸滑，也注意写他富于才情的一面；对复社文人，剧中也触及了他们风流轻脱的名士派头。尤为突出的，是在正反两面之间，还刻画了几个边缘性的人物，其中杨文骢写得最为成功。他能诗善画，风流自赏，八面玲珑，政治上没有原则，却颇有人情味；他依附马、阮而得势，但在侯、李遭到马、阮严重迫害时，又出力帮助他们。象征李香君高洁品格的扇上桃花，是他在香君洒下的血痕上点染而成，这也是很有意思的一笔。由于他的存在，剧情显得分外活跃灵动。

总之，在古典戏剧中，《桃花扇》较多地注意到人物类型的多样化和人物性格的多面性。

孔尚任非常重视戏剧结构。在《凡例》中，他提出剧情要有“起伏折”，又要“独辟境界”，出人意料而不落陈套，还要做到“脉络联贯”，紧凑而不可“东拽西牵”。这些重要的戏剧理论观点，在《桃花扇》中得到较好的实现。全剧四十出，外加开场戏、过场戏、尾声四出，规模略近于《长生殿》，但剧情要比后者复杂得多。剧中以桃花扇这一具有象征意义的道具串联侯、李悲欢离合的爱情线索，又以这一线索串联南明政权各派各系以及社会中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