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葡萄牙史书对郑和下西洋的记载

500年前葡萄牙史书对郑和下西洋的记载金国平吴志良提要；一般认为,西方人对郑和的研究始于英国人梅辉立(W.F.Mayers),而国人的郑和研究则以梁启超1904年在《新民晚报》发表的《祖国大航海家郑和传》一文为开山之作,故有“百年郑和研究”一说，殊不知，15世纪的葡萄牙人当年已注意到郑和下西洋的壮举,且对其前因后果以及当时中华帝国的政治、社会状况有相当的了解。

本文对葡萄牙官方编年史家巴罗斯(JoodeBarros)1563年出版的〈亚洲旬年史之三(TerceiraDecadadeAsia)〉内的一段有关记载进行了详尽评析,并简要评说了郑和研究的整体状况。

2005年是人类历史上首次大规模洲际远航--------中国伟大航海家郑和下西洋六百周年，毫无疑问,2005是一个重要的年份,可与最近的纪念达伽马和其他欧洲-发现家.的庆祝媲美。

两岸四地及海外都已展开各种形式的纪念活动。

应该承认,长期以来,郑和下西洋的研究一直未得到应有的重视，从580周年及590周年庆祝活动起,郑和研究才有了显著的发展和成就,逐渐在中国学术界成为了一门显学。

尽管如此，较之西方航海家哥伦布、达伽马、麦哲仑，郑和远航尚未在世界范围内得到广泛的认识和足够的重视。

2000年重走郑和航路的范春歌这样写道；“而600年来,我们和这世界大多数人一样,每当说起航海史,首先就会想起那三位欧洲人的名字。

我们忘了，我们自己曾经有过那么波澜壮阔的蔚蓝色。

印度南部卡利卡特一个僻远的渔村,郑和与葡萄牙人达伽马都曾在这里登陆。

我寻郑和无踪，当地却建有一座纪念达伽马的航海碑,镌刻着-1498.,他登陆的日子。

去年出版的《世界新史》叹息道；中国达伽马------郑和太监的伟大航行完全被遗忘了。

（J.M.Roberts,TheNewHistoryoftheWorld,OxfordUniversityPress,2003,p.460. RoderichPtak,China,thePortuguese,andtheNanyang:OceansandRoutes,RegionsandTradesc.1000)1 600,AshgatePublishingLimited,2004,p.vii.）既然大家认为郑和下西洋本身是国际性的壮举,具有世界意义,那么,郑和研究自然也不能不是一门国际性的学科,而21世纪的郑和研究所面临的主要任务之一便是国际化。

我们认为,郑和研究国际化包括两个方面:首先,将中国百年郑和研究的优秀论文汇编成册,然后刊印英语版,向国际学界介绍自己的研究成果。

其二,翻译!出版国外有关郑和的重要论文和专着,并组织召开国际学术会议,与国外学界交流接轨。

南京和北京的一些学者已有计划开展这项工作。

一般学科国际化的最大受益者通常是国内学界，但在郑和研究中,情况有所不同"由于汉语本身资料的匮乏,除了早期西方几位汉学大家对汉语资料拓荒性的翻译、介绍外,近几十年来,西方学界出现的力作数目不多。

从事研究而且有所成就者都是精通汉语的汉学家，汉语新史料的披露有如凤毛麟角,中外研究无不受制于此。

较之其他中国问题的研究,西方的郑和研究数量少，水平不高的症结也在此。

欧美汉学界的特点是：“小题大做”,一口井挖到底,不穷不罢,自然不会有人花功夫，下力气去进行史料匮乏、难出理想成果的研究。

商业界则不受此规律支配,什么书都可能出，学人需要遵守基本的学术规范,而纯粹求利那类书籍的作者通常是语不惊人誓不休。

一个最近的例子便是孟席思的《1421年---中国发现世界》。

这本书未出笼前,所谓的惊人发现被炒得沸沸扬扬。

其实作者是“伞兵”式业余历史爱好者,其书绝对不是学术著作,只能作为虚构的历史演义来读。

杨院士已告诫我们；孟席斯的书不会导致改写世界航海史,我们应该感谢他为弘扬古代中国海洋文化所做的孜孜不倦的努力,但如果再为他的那本书宣传,则将贻笑大方了。

（纪念郑和下西洋600周年海峡两岸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第3页）在香港城市大学中国文化中心举办的“《郑和的世界----世界的郑和》郑和下西洋六百周年纪念研讨会”上还有人坚持说,目前还没有人能驳倒孟氏的理论,我们建议读一读中国郑和研究公认的权威之一朱鉴秋先生的《虚构的环球航行----评孟席斯----1421的宝船队航线》一文及孟席思著《1421:中国发现世界----中外评论集》GavinMenzies,1421,TheYearChinaDiscoveredtheWorld,London:BantamPress,2002.台湾繁体版:孟西士(Gavin Menzies)著，鲍家庆译《1421:中国发现世界》,远流出版,2003年"关于对此书的评论,可见苏明阳编:《孟席思著1421:中国发现世界，中外评论集》,台湾,2003年。

郑和研究始于何时?一般认为；西方研究始于英人梅辉立,我们中国的研究以梁启超1904年在《新民丛报》发表的《祖国大航海家郑和传》一文为开山之作"这便是通常所说的“百年郑和研究”一条葡萄牙史料将这个时限前推了400年,换言之,郑和航海400多年前已经受到葡萄牙人注意,可以说,郑和研究已有500年之久"尽管刊载此资料的葡萄牙海外大发现时期的御用编年史官若昂.德.巴罗斯的<亚洲旬年史之三>出版于1563年,鉴于葡萄牙人从1498年达伽马抵达古里时已经开始收集中国人航海的资料,所以我们才提出“郑和研究500年说”巴罗斯记叙分析说；为保持其征服者之英名,华人在内陆东征西战。

他们曾出师勃固王国。

那里至今尤存的华人的手迹向我们叙述了他们的征战业绩,尚存硕大无比的金属钟及火铳。

似乎他们使用火铳的历史较我们更为悠久。

在勃固北部的阿瓦王国的遍达(Piand)与米兰都(Mirand)之间,尚存华人在那里兴建的一城市的遗址。

不仅上述王国,正如前述,暹罗中包括的大大小小诸国,如位于勃固北部的梅里台(Meli2tay)、堡高(Bacam)、茶兰瓦拉固(ChalamVaragu)及其他与其相临的内陆王国,或多或少地保存华人的宗教、华人的自然科技知识；他们将年分为12个阴历月份,在黄道图中使用12宫及天体运动的其他知识。

因为华人在其征讨之地,传播了他们的文化。

这些被征服的王国,作为对中国的承认,从那时起直至现在,每隔3年,遣使中国,进呈礼物。

贡使人数总在4人以上,因为抵达中国大皇帝，王爷所在地的路程遥远,候见及赏赐的时间又长,一两个恐有不测“即便免于病卒,出席为他们所设的宴会后,也有人入土。

暴死者得隆重安葬,竖有灵位,上面书写死者姓名、何国贡使。

此种种做法,不无为其王国树碑立传之意。

但当他们从陆地或水路前来印度时(前有所述),其行动必比希腊人、罗马人、迦太基人尤为小心谨慎。

华人因征战他国,远离故土,竟然一度失去了自己的祖国,但无意重蹈覆辙。

相反,看到他们在印度劳民伤财,与四邻兵戎相见且时有败北时,他们发觉自己的土地上有金有银,其他金属不一而足,自然财富如此丰富、百工技艺如此高超。

人人从中国得益,但她从未从他人处获益,为何他们要流血征服他人之地?在当时一位贤明君主的命令下,华人重返家园,实行务实的防务,但诏令不得出海,违者以死论之。

此禁海令沿用至今，仍有两条未废：其一外人不得经陆路或海路入华。

替国王担任重要使命入华者均系贡使。

他们的一举一动有专人监视,一言一行稽查在案。

那些欲由陆路入华的商人,甚至联合推举一人为首领,藉贡使之名,行贸易之实。

其二为华人不得出海，大陆邻近数个海岛的居民深受其害，无论前往何处，当年必须返回。

航前,需向当地官员申请出海许可且要取保按时返回。

船的吨位不可超过150吨。

若申请大吨位船出海,绝无获准的可能,言之叛国。

但无法禁止外人经海路潜至山洲海岛或偷入华夏大地,当地居民与其交易不绝。

如今我们的商人便以此法买卖。

（500年前葡萄牙史书对郑和下西洋的记载----杨继波、吴志良、邓开颂总主编:《明清时期澳门问题档案文献汇编》,汤开建主编，第5卷,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澳门）此处虽未明确涉及郑和之名,但从文字内容来看,无疑报道的是郑和下西洋----篇幅不短,有叙有议,当可视作迄今为止!古今中外最早的郑和研究------巴罗斯不清楚蒙古人和汉人的区别,因此他所说的“内陆东征西战的征服者”是横扫欧亚大陆的蒙古铁骑“蒙古人以攻为守,因此他们节约了边防的费用”，“国初,府库充溢,三宝郑太监下西洋,斋银七百余万,费十载,尚剩百万余归，盖乘元人所藏，而元时不备边,故其充溢至此。

可见闾阎疲惫,去于边费为多。

”（王士性:《广志绎》,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5页）历史上,元明都曾师征勃固,因此巴罗斯的信息是正确的；葡萄牙人曾为勃固王和暹罗王充当雇佣军,接触过“硕大无比的金属钟及火铳”这一消息可能来自于他们。

铸铳技术以更早的铸钟技术为基础,两物并提符合逻辑,因而巴罗斯毫不犹豫地得出了“似乎他们使用火铳的历史较我们更为悠久”的结论。

中国火器发展史证明了此点。

（关于这个问题,请参见金国平、吴志良:《郑和船队冷热兵器小考》,载《过十字门》,澳门成人教育学会2004年版,第378)393页）巴罗斯报道了在勃固、阿瓦、暹罗、大大小小诸国及其他“相临的内陆王国”“或多或少地保存华人的宗教、华人的自然科技知识”,具体的例子是阴历年和黄道12宫的天文知识。

巴罗斯结论说；因为华人在其征讨之地,传播了他们的文化。

不久前,何芳川先生在香港城市大学中国文化中心举办的《郑和的世界----世界的郑和》“郑和下西洋六百周年纪念研讨会”上说,郑和七下西洋有强烈的历史使命感,传播了中华文明,提升了周边国家的文明水平。

在此,我们找到了欧洲人报道的实例。

我们认为,今后的郑和研究应该加强这方面的调研,凸现下西洋的文明传播意义。

巴罗斯对朝贡贸易制度的描写,也可能是西方文献中最早的涉及。

“被征服的王国”大多是在元蒙时代，郑和七下西洋显然为了保持这种朝贡关系。

对此,汉语文献记载繁多,学界并无异议，但5个世纪前,巴罗斯便有了此种认识，不谓不深刻。

除了关系极好的国邦,如暹罗1年一贡外,一般的国家确实是3年一贡。

关于/贡使人数总在4人以上的原因,巴罗斯的解释别开生面，虽不见之汉籍,但却也符合逻辑。

德州的苏禄王墓及南京渤泥王墓足以证明“暴死者得隆重安葬”一语不虚。

巴罗斯这段文字最有价值处,是他对下西洋中止原因的分析。

这是多年来中西学者十分关心并努力探索的问题,至今仍未尘埃落定。

想不到的是，早在近450年前巴罗斯便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虽不尽完全与正确,至少可帮助我们了解16世纪西方人对郑和下西洋骤止原因的认识。

这个看法与中国传统的劳民伤财、得不偿失说不谋而合。

看来，葡萄牙人是深入了解了情况，足以证明这是当时国人流行的看法。

在很长时间内,西方地理学及地图学将东非埃塞俄比亚以东的地区泛称为印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