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耕文化在汉画像砖中的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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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耕文化在汉画像砖中的反映
作者:朱增伟
来源:《祖国》2017年第24期
摘要:画像砖始于战国盛于两汉,四川地区两汉时期出土的反应农业生产的画像砖是研究四川农耕文化的重要实物资料。农耕文化历经千百年,社会在发展,农业生产在进步,但是人们始终保持的基本农业生产方式和农业生产耕作的时间、季节是永恒不变的,这是追求人与自然和谐,人与人和谐的行为规范。传承和发展农耕文化的理念,发扬优良的传统人文精神,维护生态、生产、生活的和谐发展,弘扬民族文化精神。
关键词:汉画像砖农耕文化人文精神生态和谐
一、汉画像砖是反映农耕文化的重要资料
无论是长江文明还是黄河文明,其起源的根都在于农业生产。长期以来,华夏先民们为了适应生存和生活的需要,开展了多样性的农业生产和创造了博大精深的农耕文化。农耕文化是我国从未间断过的一种文化,是华夏劳动人民几千年生活生产中智慧的结晶。这一文化体现和反映了我国传统农业的思想理念、生产技术、耕作制度,是华夏文明的重要内涵。在它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中,渗透着历代先辈的血汗,凝聚着各民族的智慧,集中展现了各民族人民的实践经验、教训和成功,反映了华夏民族对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规律的认识与把握。
从古蜀历史的发展来看,经历了蚕丛、柏灌、鱼凫之后,在蜀王杜宇时期开始“教民务农”,率蜀族人民由山区“移治郫邑”。在当时,因岷江之水未治理,土质肥沃的广阔平原地区经常遭受洪水之灾。尔后鳖灵掘玉垒,开金堂峡,从而除水害,民得以安处;之后鳖灵取代杜宇,号曰“丛帝”。开明王朝建立之后,岷江水得到进一步的治理,蜀地人民生产活动的中心,逐渐由平原的边区丘陵地区转向平原纵深地区。由此蜀地的农业生产得到了发展,从而带动了蜀地的各方面的发展,人口的增加,地域的扩大。长期处于山区边沿的杜氏城邑,已不适应发展变化的需要。大约在公元前七世纪,蜀王开明氏另建活动中心,迁都至成都。从考古发现的三星堆遗址、成都金沙遗址等以及成都周边的各个时期的文化遗存,无不反应这一时期的农耕文明。到了春秋战国时期,秦国人李冰开凿都江堰,促进了川西平原农业的发展。两汉时期铁制农具的出现,使川西的农耕文化有了更加长足的发展,农业生产日趋繁荣,带动了政治、经济、手工业以及其它方面的繁荣,使两汉时代的蜀地成为一个农业大国。凡此种种,从出土的这一时期文物得到充分的证明。特别是两汉时期的画像砖,以它独特的艺术风格和表现手法为载体,展现了这一时期的政治、经济、农业等各方面的繁荣。这些画像砖以一砖一个场景,真实地反映出当时人们生活的场面,其内容非常丰富。
画像砖始于战国盛于两汉,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继续流行,隋唐之后逐渐衰落。汉画像砖是中国汉代最珍贵的图像资料图库之一,存世量大,艺术价值高,蕴藏着很多古老而新鲜的元
素,具有巨大的视觉艺术开发和拓展应用价值。现有资料表明,汉画像砖是我国两汉时期主要装饰在古建筑物上的一种模制、模印、雕刻和彩绘的画像砖,分布于今天的河南、四川、江苏、陕西、山东等省。
画像砖从各个方面集中反映各阶层的社会生活面貌,如在农业生产方面的“牛耕图”、“播种图”、“渔猎采莲图”、“收获弋射图”、“凌河图”等等,把川西的农耕文化以及农业生产的四季反映得淋漓尽致,从春天的农业生产中的耕田犁地,到夏天的渔猎采莲、放鸭,到秋天的收获、播种,再到冬季的兴修水利,把农业生产中的四季农作劳动场面用艺术的手法展现在世人的面前,是我们今天研究农业的发展以及农耕文化历史的珍贵实物资料。
四川地区两汉时期出土文物中,以东汉时期的陶俑、画像砖、画像石等文物是最富有地方特色的文物,其中画像砖以内容十分丰富为代表。它包括了人们的政治、经济、日常生活、生产的方方面面。四川汉代画像砖是镶嵌在砖室墓两旁墓道壁上,用于装饰墓道的一种模制画像砖。它以一砖一图整齐排列在墓道两壁之上,构成了一幅连续完整的故事场面,往往真实反映出墓主生前的生活。尤其是那些反映农业生产中四季耕作的画图,以高浮雕与线条相结合的构图方式,把农业生产的一年四季的耕作刻画得生动传神。这些反映农业耕作的四季图,在四川以外的画像砖中是极为不多见甚至不可见,是研究四川农耕文化的重要实物资料。
二、季节变化与农业生产密不可分
人类最先是从打猎、捕鱼开始,逐步过渡到农业种植。从刀耕火种到按季节种植,从石器时代到青铜时代再到铁器时代,走过了漫长的发展岁月。人类在农业生产实践中逐步掌握了一年四季的变化,农业生产中联系最直接的是一年中春、夏、秋、冬四季的二十四个节气。在古代,人们基本上是在按照自然节气规律来安排农业生产周期。也可以这样说,农耕中的四季,源于古代的历法。在河南殷墟出土甲骨文中,就可以看到十分完整的古代历法纪年。在古代文献《逸周书》与及夏代的历日制度《夏小正》中,就有最早关于一年四季二十四节气的记载,就已经把天象、物候、气象和农事活动列在一起便于民间掌握。
早在春秋战国时代,我国劳动人民中就有了日南至、日北至的概念。随后人们根据月初、月中的日月运行位置和天气及动植物生长等自然现象,利用之间的关系,把一年平分为二十四等份;并且给每等份取了个专有名称,这就是二十四节气。到战国后期成书的《吕氏春秋》“十二月纪”中,就有了立春、春分、立夏、夏至、立秋、秋分、立冬、冬至等八个节气名称。这八个节气,是二十四个节气中最重要的节气。这八个节气标示出季节的转换,清楚地划分出一年的四季。后来到了《淮南子》一书的时候,就有了和现代完全一样的二十四节气的名称。这是中国历史上关于二十四节气的最早的记录。从考古中发现的出土文物考证,中国西汉时期就已经采取节气注历了。汉代著作《周髀算经》一书,就有八节二十四节气的记载。这些记载大都表示气候变化、物象差异,与农业结合得十分密切。
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个农业非常发达的国家;由于农业和气象之间的密切关系,所以古代汉族劳动人民从长期的农业劳动实践中,累积了有关农时与季节变化关系的丰富经验。为了记忆方便,把二十四节气名称中的一个字,用字连接起来编成歌诀:“春雨惊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秋处露秋寒霜降,冬雪雪冬小大寒。”二十四节气的制定,综合了天文学和气象学以及农作物生长特点等多方面知识,它比较准确地反映了一年中的自然力特征,所以至今仍然在农业生产中使用,受到广大农民喜爱。节气是华夏祖先历经千百年的实践创造出来的宝贵科学遗产,是反映天气气候和物候变化、掌握农事季节的工具,影响着千家万户的衣食住行。
二十四节气为中国大众所普遍接受,日常生活中随处可见二十四节气的影响,一些节气和民间文化相结合,已经成为人们的固定节日。最著名的清明、立春、立夏、冬至都融入了节日的氛围,夏至、暑伏也与日常生活紧密相连,以致民间有“冬至饺子、夏至面”、“头伏饺子、二伏面、三伏烙饼摊鸡蛋”、“冬练三九、夏练三伏”的说法。在这些节令中,往往伴有丰富多彩的民俗活动。二十四节气这一非物质文化遗产内涵十分丰富,其中既包括相关的谚语、歌谣、传说等,又有传统生产工具、生活器具、工艺品、书画等艺术作品,还包括与节令关系密切的节日文化、生产仪式和民间风俗。二十四节气是中国古代农业文明的具体表现,具有很高的农业历史文化的研究价值。直至今日,节气依然是人们开展农业生产活动的依据。
农业生产是一种根据节气、物候、气象等条件进行的,具有强烈季节性特征的农作活动。其时间性很强,因此顺天应时是千年人们恪守的准则,“不违农时”是世代农民心中的“圣经”。“夫稼,为之者人也,生之者地也,养之者天也” ;“是故得时之稼兴,失时之稼约” ;“凡耕之本,在于趣时;得时之和,适地之宜” 。这些古代文献的记载,体现了古人对自然规律的重视。四川出土的反映农耕的画像砖如“牛耕图、播种图”等,充分反映了应时而作的农耕理念。我国传统的农业强调因时、因季、因地、因物制宜,把这“四宜”看作是一切农业举措必须遵守的原则。在农业生产中,季节就是根。从出土画像砖中的人物穿着到农作场景,都可以区分出一年四季,同时可看到农业生产中的四季劳作的场面。在农业耕作中相时、相季、相地之和是农业生产实践经验的总结,是人类认识大自然、了解大自然的必然结果。这一结果,在农业生产中所发挥了重大作用。
从那些出土的农事画像砖中来看,折射出了一种古老的田和地的关系;在不同的时间、不同的季节、不同的田地中应种什么庄稼,是农业生产中的重要措施。田是离水源较近的土地,适合种稻谷;而地是离水源较远的土地,适应种植小麦、玉米等抗旱的植物。《华阳国志·蜀志》中有这样记载:什邡有“美田”;江原县(今天的崇州市)有好“稻田”,这就说明人们对土地的重视以及认识。从画像的农作图我们可以看出,我们祖先在农事活动中早就懂得了这些原则。如画像砖的“农事图”等砖中刻画的田离不开水,一边是水塘一边是田。
水是万事万物生长之源,水利是农业的命脉,是千百年来人类总结出来的实践经验;我们的祖先,早就懂得水利是农业的命脉这一关系。冬季是一年四季中农业生产中最闲、气候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