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工作与学习发展结合起来

把工作与学习发展结合起来

——我们的校本研修

“校本”概念的提出，赋予了基础教育各学段学校以新的内涵：它不再仅仅是组织教师进行教育工作的机构，而且同时也是教师学习、成长和发展的“基地”。这使我们“把学校办成最优质的教师进修学院”的办学理念有了政策的依据。

遵循“校本研修”的一般规律，把教师的教育教学工作和他们自身的学习、研究和发展结合起来，提升教师的职业生命质量的同时提高教育教学质量，有效地推进素质教育，是我们“校本研修”的宗旨。

一、夯实校本研修的基础

我们认为，教师的学习与成长发展，不是什么技能技术问题。如果只着眼于教师课堂教学的方法、技能、技术的改善、提高，那么，教师学习、研究就会浮于表面层次，就很难深入下去，因而他们的积极性也很难持久。因为“教育”从根本上讲，是科学、思想和理念。日本教育家小原国芳强调，教育的基础是“哲学”，这是很深刻的。我国的中小学教师，之所以普遍地缺乏学习、研究的热情，课程改革之所以困难重重，从根本上讲，是因为近30年来，我们把教育和教学搞成了纯方法、技能、技术工作了。教师如果不能从根本上认识到教育是一门科学，而且是人类社会中最复杂、最难把握的一门科学，而只把它看作是方法、技能、技术问题，就不会产生“校本研修”的内在需求，在行为上就只能是肤浅的，而且是被动的。

“校本研修”的基础是什么？是“教育思想”。缺乏教育思想，无论形式上多么热闹，多么花样翻新，校本研修也不会有真正的动力，退一步讲，即使大家有持久的热情，也难以办出真正的教育。所以，搞“校本研修”也不要急功近利，而要在教师的教育思想的诞生和形成这个“基础”上下功夫。

教育思想绝不会凭空而来。近来，人们开始意识到“反思”、“批判性思维”的重要性。但是，只凭个人冥思苦想，也不会形成先进、成熟的教育思想。在这个问题上，还是朱永新教授说得干脆到位。他说，不接触古今中外教育经典名著，不到人类历史上教育文化渊源中汲取智慧和营养，不可能产生什么教育思想。因而他主张在中国应当“启动一项教师读书工程”。

“启动一项读书工程”，是我们城内初中“校本研修”的“奠基工程”，而且是我们的一项长期工程。

我们提出了“读古今书，育中华人”的办学理念。围绕这一理念，同时向教师们提出了“做真正的教育者，办真正的教育”的素质要求。而且对语文、思想品德、史地等人文学科的教师提出了“走进国学，做文化人”的要求。

让教师们读起书来，之所以称之为“工程”，是因为这的确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仅靠号召或“行政方法”绝难奏效。这项工程，最需要校长的智慧，同时

也最需要校长的“韧性”。

这里也要“制度”。我们是把教师的买书、读书、写笔记和订报刊都列入业务考核内容的。这一“制度”意在引导，故只奖励而不处罚。

但“文化建设”——读书是文化建设的核心——不能只靠制度，而很重要的是靠“氛围”的营造，靠“榜样”的影响。“营造氛围”，是校长的重点工作，校长要“念念不忘”。而善于扶持“典型”，利用“典型”，也很需要校长的工作“艺术”。我们城内初中，有两个读书“典型”。一个是赵红星，读书逾500册，家庭藏书超千册。他本是学生工作的“专职干部”，但一承担思想品德课的教学工作，就使具有多年思想品德课教学经验的教师相形见绌。从赵红星身上，老师们看到了教育理论和教育思想的威力，不少教师因之而“立刻行动起来”。再一个“典型”是原渭。因为头脑中具有苏霍姆林斯基、马卡连柯、陶行知等教育家的思想，他用一个学期，把一个纯乡下学生组建的班集体的教学成绩提到了本年级八个班的第二，他以不到一学期的时间解决了一个语文教师（原渭是数学教师）都解决不了的“难题”：使全班学生人人办了《借书证》，人人读起书来。其中，有一个孩子，一学期读书70多本。从原渭身上，教师们看到了教育思想与教育效果的内在联系，于是，更多的教师都读起书来了。

彼得·圣吉说：“学习型组织要以一个伟大的领袖为核心。”制度也好，“典型”也好，都不能代替校长的作用。倘若校长本人不爱读书，于古今教育家、教育经典一无所知，“言而无文”，行政思维成习等等，则无论制定多么“严厉”的制度，即使学校有一、二个多么爱读书的“个体户”，在学校也是很难兴起读书风气的。“上有所好，下必甚焉。”在以“人治”为主的今天的学校，“校长”在教师读书学习上的关键作用，是不容怀疑的。

只要学校兴起了“读书”之风，校本研修就必然变成了教师们的“自动”行为。课程改革以及其他教育创新等等，都是自然而然的事情。

“真正的学习起于读书”，这是我们的主要经验。因为大家读起书来，订报刊、购置家庭电脑、建立个人“博客”等在我们学校正成“校风”。

二、构建“教师发展为本”的内部机制

“校本研修”是相伴于“课程改革”而生的。其实，课程改革不仅仅要求学校把教师的“专业成长”提上日程，而且要求改革学校的组织文化和制度文化。而且后者恰恰是前者的前提条件。

我们城内初中在组织文化和制度文化建设方面提出“一切为了教师的发展。”围绕这一理念，我们同时提出了“淡化行政意识，突出专业权威，由教师领导教育和教学”等观念。在这些理念、观念引领下，我们在学校实施了“项目领导”，使教师中“术业有专攻”者都领导一项“专业工作”。比如，年级主任、电教组长、教学反思组长、教研组长、备课组长等等，统统由教师中的“专业权威”担任，他们都独立自主地开展工作，都独立地对所领导的工作的质量负责。

在我们学校，业务校长、教导主任都以某一课程的“专业权威”的身份开展工作；教导处、政体处，都只负责一些“行政管理”工作。他们平时，都不干涉年级以

及各学科的教育教学工作。

在“行政”与“专业”关系的处理上，我们强调：行政保证专业，行政服务于专业。

只要教育教学工作是由“专业权威”们来领导的，而“专业权威”中的绝大多数又都是教师，教师与“领导”就成了事业、情感、利益等方面的共同体，他们的工作、研究的积极性就很容易产生而持久。根据这一经验，我们得出了一个结论：“所谓调动积极性，就是教师的专业权利的归位。”

由教师领导教育和教学，实质上是课程改革对重构学校文化的必然要求，其最深刻的意义是“以人为本”思想的确立。要重建学校文化，需要以校长为核心的学校领导彻底反思和更新管理思想，需要有“最大限度地解放教师”的品格和气魄。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做了一些深刻的探索，有力地促进了“校本研修”工作。限于篇幅，不予赘述。

三、确立教师全面发展理念

“校本研修”着眼于教师的专业成长和发展。但是，教师的专业发展必须建基于教师的全面发展之上。否则，其专业发展或者因缺乏动力而不能持久，或者因陷入功利主义而达不到高度。这一点上文已有所涉及，此仅以几个事例再予说明。

比如，教师们要取得教学“专业”上的成绩，不仅需要具有较高的教学专业素养，而且更需要学生良好的修养。因此，“教育”学生就成为“教好学”的前提。正是基于这一认识，我们才对教师提出了“做真正的教育者”的要求。同时，班主任在“教育学生”上负主要责任，“班主任工作”，事实上就是一项专业性很强的工作，因此，也必须予以“研修”。根据这个道理，我们在各年级设立了“班主任研讨组”，由一名教育思想、理论修养造诣较深的班主任做组长，每周组织大家进行一次专题研讨活动。这项“研修”，很快地成为我们学校“校本研修”中的一个“亮点”。

另如，我们认为，教师成为一个优秀教育者的过程，实际上是每个人的精神不断“文化”——文而化之——的过程。说得简单点，就是每个人的行为习惯、语言、审美情趣、价值观念不断“文明化”的过程。根据这一认识，我们制定了《辉县市城内初中教师须知——我们共同的修养准则》。这个《准则》从生活到工作，从个人独处到人际关系——主要是师生关系等等方面给教师们的“修养”提出了“启示”性的要求，并且先后两次由政体处组织教师学习这个《准则》。

为了提高教师们对这一问题认识，我们先后两次请有关专家到校做有关教师修养的专题讲座。

教师的个人修养和教养，不仅与其“专业成长”有内在联系，而且是他们“专业成长”的基本保证。在这一点上，我们持与“专业成长”同等重视的态度，而且我们把其作为“校本研修”的重要组成部分。

再如，在学校推广普通话，也可以只把它作为一项“技术性”工作去做。但我们却把这项工作纳入学校文化建设总体工程，把它作为“校本研修”的组成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