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儒者文士与党争(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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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三篇《朋党论》看北宋的党争

从三篇《朋党论》看北宋的党争

作者: 成长健;师君侯
出版物刊名: 中国文学研究
页码: 24-29页
主题词: 朋党 欧阳修 王禹 苏轼 范仲淹 北宋党争 吕夷简 司马光 王安石 旧党
摘要: <正> 王禹偁、欧阳修、苏武都是北宋时期杰出的文学家、著名的政治家。

他们三人都写过《朋党论》。

其中以欧阳修的《朋党论》最为有名,近代人编的一些古代文选和大、中学语文教材中都曾选入。

王禹偁的《朋党论》和苏轼的《续朋党论》(《苏东坡文集》题为《续欧阳子朋党论》)比较地少为人知。

但这三篇文章都是有为而发的政治论文。

如果从知人论世的角度来探讨这三篇文章,就不但有助于了解这三位历史人物在他们所处时代翻云覆雨的政治斗争中的立场和地位,而且结合当时的斗争实际,还可以看到北宋一代党争的发展特征。

[精品]北宋党争教训朋友到政敌的转变

[精品]北宋党争教训朋友到政敌的转变

原文地址:作者:北宋党争教训:朋友到政敌的转变苏轼与章惇都是一時人杰,名显当世。

然而,由于两人性格不同,决定了两人在北宋党争中选择了不同立场,从而由朋友变成了政敌。

苏轼是一代文豪,旷世奇才,学识渊博,是当时著名的散文家、书画家、文学家、词人、诗人,豪放派词人的主要代表。

章惇个性豪俊,博学善文,出將入相,多谋善断,文武兼备,具有较高的军事才能,意欲开疆辟土,建功立业。

苏轼与章惇年轻时就结为挚友,携手走天下,煮酒论诗文,关系非常融洽。

但世事复杂,人心难测,昔日之挚友,今日之政敌,救命恩人转眼成寇仇,最好的朋友也许变成最可怕的敌人,苏轼和章惇的交往就是这样,跌宕起伏,善恶相杂,爱恨交织,高潮起伏,錯综复杂,令后人论争不断,曲說丛出,扼腕叹息。

仁宗嘉祐二年(公元1057年),章惇与苏轼、苏辙兄弟同登进士。

同榜的还有章惇的侄子章衡,成绩好于其叔。

章惇自视甚高,现在却名列其侄之后,觉得是非常羞辱的事情,所以没有接受朝廷的任命,而是等到下一科考中,才进入仕途。

嘉祐六年(公元1061年),苏轼授大理评事(七品待遇)、签书凤翔府判官(府州副职幕僚);章惇任商洛令(县官),同在陕西作地方官。

两人风华正茂,才情相当,意气相投,开始结积交往,在交往中能够推心置腹,颇为融洽。

有一次,两人同游南山,到了仙游潭,潭边面临万丈悬崖。

章惇请苏轼下仙游潭,在石壁上写字留念,苏轼连说不敢。

章惇踩着险石下去,用毛笔蘸着墨在石壁上写了几个大字:“苏轼、章惇来此”章惇上来后,苏轼拍章惇的背说:“你日后做了官,必定能杀人。

”章惇说:“为什么?”苏轼说:“能够拿自己的性命来拼的人,日后做了官必定能杀人。

”章惇大笑。

后来章惇的所作所为,印证了苏轼当时的预言,可见苏轼眼光之独到。

一天,副宰相王珪检举苏轼的《王复秀才所居双桧》诗。

诗云:“凛然相对敢相欺,直干凌空未要奇。

根到九泉无曲处,世间惟有蛰龙知。

”王珪拿着诗稿,对神宗说:“苏轼确有造反的想法啊!”神宗问:“怎么看出来的?”王珪说:“您看苏轼写的这诗吧。

北宋“党争”与儒学复兴运动的演化

北宋“党争”与儒学复兴运动的演化

北宋“黨爭”與儒學復興運動的演化2014-09-16 10:49:12 《社會科學研究》劉復生自中唐起始的儒學復興思潮,衰而再盛於北宋中期。

新儒們懷抱宏揚“王道”的政治理想,高唱革新之曲,波屬雲湧,隨浪而高。

慶歷(1041~1048年)而後,已是新學的天下。

熙寧(1068~1077年)變法使新儒內部的分歧表面化,以致於黨爭不已。

至於元右(1086~1093年),蜀、洛、朔黨爭使新儒們再次分裂。

儒學復興運動隨著政治鬥爭的三個階段不斷深入和演化。

一、仁宗時期的思想交鋒北宋中葉特別是仁宗慶歷年間形成高潮的儒學復興思潮,其鋒芒所指,在於“異端”和舊儒。

前者以佛老二教為其大端,後者以因循守舊、固守傳統經學為特征。

先言“異端”。

佛教自漢代傳入中國以後,幾經興衰,至唐代而大盛。

道教之於李唐,也備受尊崇。

雖唐末五代,佛道二教勢力受到沈重打擊,然而宋初以來,統治者為了社會政治秩序穩定的需要,提倡儒釋道“三教”並隆,二教勢力在這一時期臻於極盛。

宋真宗說:“道釋二門,有助世教”;“三教之設,其旨一也”。

(註:李燾:《續資治通鑒長編》(下稱《長編》)卷63,景德三年八月;卷81,大中祥符六年十一月。

)天喜三年(1019年)一歲度僧尼即達24萬之多,至於天喜五年,僧尼總數近46萬人,成為宋代僧尼數最多的時期。

王公士庶也往往篤而信之,陷於其中不能自拔。

程顥說:“道之不明,異端害之也。

……自道之不明也,邪誕妖妄之說競起,塗生民之耳目,溺天下於汙濁。

雖高才明智,膠於見聞,醉生夢死,不自覺也。

是皆正路之秦蕪,聖門之蔽塞,辟之而後可之入道。

”(註:《宋史》卷427,《程顥傳》。

)佛老二教的避世思想與儒家積極幹預社會生活的態度迥然兩異,且佛老對社會政治經濟的危害深為儒者所憂。

宋初以來,早有儒士柳開、王禹偁等人抨斥佛老,開啟了仁宗時期的反佛老高潮。

那些復興儒學的積極倡導者如範仲淹、歐陽修、石介、孫復、李覯、曾鞏等都是這場思想鬥爭的活躍人物。

试析北宋士大夫文官政治与政党之争的关系

试析北宋士大夫文官政治与政党之争的关系

收稿日期:2013-01-07作者简介:张亚杰(1987-),女,河南郑州人,安徽师范大学历史与社会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魏晋南北朝史。

张亚杰试析北宋士大夫文官政治与政党之争的关系摘要:北宋政党之争是北宋中后期政治史上的重大问题。

本文尝试从北宋士大夫文官集团的内部着手,研究文人自身的特点以及文官官僚体系环境造成的影响,探究政党之争之所以发生的起因。

士大夫文官政治是政争的源泉和推动力。

关键词:士大夫政治;文人;政党之争;原因中图分类号:K244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0438(2013)03-0092-04(安徽师范大学安徽芜湖241000)北宋政党之争是宋代政治史中的重要内容,有关这方面的研究成果很多。

在关于党争的起因及危害方面:罗家祥在《论北宋党争的起因》(《华中师范大学学报》1990年第6期)中认为,宋代有改革派和保守派两种官僚士大夫,他们在理想情操、政治抱负等方面尖锐对立,党争由此产生。

宋鸿在《宋代朋党思想及其对北宋政治的影响》(《河南大学学报)1991年第4期)中指出,宋人朋党思想的主要内容是以君子小人之辨区分朋党,王安石、司马光等北宋政治家及其改革的悲剧命运,就在于他们均受到朋党思想的影响,从而把一场兴利除弊的改革变成了君子、小人之间的毁誉斗争。

沈松勤在《北宋文人与党争》中认为,北宋党争根源于士大夫喜同恶异党同伐异的主体性格和行为模式。

刘复生在《北宋“党争与儒学复兴运动的演化》(《社会科学研究》1999年第6期)中认为,北宋中期兴起了儒学复兴的高潮,新儒们在实践“王道”政治理想的同时,对于如何改造现实社会却发生了严重分歧,以致政治上的“党争”不断。

而在关于台谏官员和党争的关系方面,罗家祥在《论北宋党争的起因》中认为,台谏的病态发展使其本身堕落为党争的工具。

贾玉英在《宋代监察制度》第四章中指出,台谏合一之势的形成决不是党争的根源;宋代台谏在党争中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台谏对党争的具体作用,取决于党派自身的性质。

北宋的历史就是一部党争史:激烈党争下,士人如何写词

北宋的历史就是一部党争史:激烈党争下,士人如何写词

北宋的历史就是一部党争史:激烈党争下,士人如何写词大家好,我们的小胡子说历史又来了,今天起我们一起来分享历史知识,也许你可以得到意想不到的收获哦。

在中国封建社会中,朋党之争是一大痼疾。

而北宋的党争空前绝后,仁宗时期的"庆历党争"、"新旧党争"是两次影响广、持续时间长的党争。

庆历党争主要表现在政风的差异。

原本恪守祖宗家法而形成的仁厚持重的政风,因循守旧之风浓厚,当范仲淹等重名节、有志革新的士人登上政治舞台后,不可避免地产生了与保守老臣的矛盾。

仁宗时,冗费现象日趋严重,范仲淹、欧阳修、富弼等人试图变法革新,与吕夷简为首的旧派矛盾尖锐,大的冲突约有三次,都以范仲淹等的外调结局,即有名的"范氏三谏"。

仁宗天圣七年(1029年),仁宗要给垂帘八年的刘太后上寿,范仲淹时任秘阁校理,上疏道此举有损皇帝名位,并请太后还政,两条谏言都未被采纳,范仲淹自请外任,此为一谏;明道二年(1033年)底,仁宗拟废郭皇后,宰相吕夷简、右谏议大夫范讽附和,而御史中丞孔道辅和右司谏范仲淹等则以为不可轻易废后,孔、范皆被外任,此为二谏;景祐三年(1036年),已回朝升任吏部员外郎、权知开封府的范仲淹,就宰相擅权的问题提出意见,吕夷简则以越职言事、离间君臣、引用朋党为名反攻范仲淹,而宋仁宗的政治上的天平最终倾斜到吕夷简一边,范仲淹因落职出知饶州。

在范、吕之争中,态度鲜明地站在范氏一边的余靖、尹洙、欧阳修、富弼,也连带着被贬外任,此为三谏。

"新旧党争"是由王安石变法产生的新党和旧党的对峙,神宗力图改革,重用王安石为相,推行新政,但遭到了朝中多位保守大臣的反对,如韩琦、司马光、欧阳修、苏轼等。

宋神宗去世后,高太后主政,反对王安石的变法措施,重用司马光等旧党,全盘否定新法,旧党不遗余力地打击王安石等支持新法的人,直到元祐元年,王安石和司马光先后去世,守旧派获得朝中大权,新旧党分为得势的元祐党人和失势的元丰党人。

统编版高中语文必修下册第15课《答司马谏议书》素材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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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马谏议书》素材知识【北宋】王安石【题解】公元1069年北宋宋神宗任用王安石进行变法,然而却遭到许多士大夫的及力反对,今天我们来学习王安石的《答司马谏议书》,或许能从中了解到王安石实施变法所受的阻力及变法最终失败的原因。

王安石,字介甫,晚年号半山,江西临川人,曾被封为荆国公,世称王荆公,卒谥文,又称王文公。

他是北宋著名的政治家,两次出任宰相,坚持推行变法,世称王安石变法。

列宁称他是“中国十一世纪的改革家”。

王安石又是著名的文学家,他是唐宋八大家之一,他在诗、词、散文等方面都有独特的成就,他主张为文应“有补于世”,“以适用为本”。

他的著作有《临川先生文集》《王荆公诗文集》。

北宋宋神宗时期,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空前尖锐,内外交困。

担任参政知事的王安石立志改革,推行新法,遭到以司马光为代表的保守势力的强烈反对。

司马光于熙宁三年(1070年)给王安石写了一封3300多字的长信,列举实施新法的种种弊端,不遗余力地攻击新法,要王安石废弃新法,恢复旧制。

王安石当即答以简短的回函,进而写了这封信作为答复,表明自己改革的决心。

信中主要辨明侵官、生事、征利、拒谏、致怨五事,并对士大夫不恤国事、苟且偷安、墨守成规的保守思想表示不满。

文章批驳司马光的意见,针锋相对而文笔犀利,注意分寸而入情入理,举重避轻而简明扼要,既表明决绝的态度又不失赠答之礼,自读时注意细心体会。

“答”即“答复、回复”之意。

“谏议”则指的是“谏议大夫”这个官职,所以,“答司马谏议书”不能理解为“回答司马光规劝的书信”,而要作“回复谏议大夫司马光的信”来理解。

本篇是著名的驳论文,全文分为三段:第一段:这段主要阐明写这封信的原因和目的。

因为两人之间有分歧,所以写信表明自己的立场和态度。

第二段:全文驳斥的重点部分,作者以“名实已明,而天下之理得矣”为论证的立足点,分别对保守派谬论进行驳斥,表明自己坚持变法的立场。

第三段:进一步明确自己的立场和态度,想让我从此不要做这些事儿,墨守前人的所作所为,那就是不是我所敢领教的。

历史趣谈新旧党争过程如何 北宋新旧党争最后哪个赢了

历史趣谈新旧党争过程如何 北宋新旧党争最后哪个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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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旧党争过程如何北宋新旧党争最后哪个赢了
导语:1069年,在我国历史上正处于宋神宗执政的第二年,但是距离北宋灭亡已经不足60年了,宋神宗意识到旧政存在着诸多弊端,希望可以重振朝纲。


1069年,在我国历史上正处于宋神宗执政的第二年,但是距离北宋灭亡已经不足60年了,宋神宗意识到旧政存在着诸多弊端,希望可以重振朝纲。

而且以王安石为首的新党也非常积极,于是宋神宗将王安石任命为宰相,开始了变法之旅,新旧党争过程经历了五十余年。

具体情况如下。

新旧党争过程可以用漫长来形容,从1069年起,一开始的时候还是因为政见不同而起了纷争,可是走着就变了样,成为了新旧党之间为了争权夺利的争斗,进而进一步成为了排除异己的争斗。

1085年神宗因病去逝,宋哲宗继位,旧党代表人物司马光重新执政,将推行的新法几乎全部废除掉,新党中人也几乎全部被贬职。

1086年,王安石与司马光在这一年都因病而亡,但是新旧党争却没有停止,守旧派成为了朝堂上的主力军,接着发生了蜀洛党争。

1094年,太后因病去逝,哲宗可以亲自主持朝政了,他起用了章惇,又将宋神宗时期的新法恢复起用。

章惇大权在握期间,对于旧党人物进行了打击报复,将旧党诸多官员放逐于岭南等偏僻的地方,到了宋徽宗的时候,本想着化解新旧党之间的矛盾,并且将章惇也贬职了,或是这场矛盾由来以久,已无法调和,在此情况下徽宗重用了蔡京,蔡京与宦官勾结在一起,给司马光等人定性为奸党,至此北宋新旧党争也就结束了。

北宋新旧党争最后哪个赢了
在北宋的历史上,发生了一场旷日长久的政治变法,那就是王安石
生活常识分享。

王安石清廉轶事

王安石清廉轶事

王安石清廉轶事王安石清廉轶事王安石,字介甫,号半山。

抚州临川(今江西省抚州市)人。

中国北宋时期政治家、文学家、思想家、改革家。

以下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王安石清廉轶事,仅供参考,欢迎大家阅读。

王安石是北宋的政治家,也是唐宋八大家之一。

他为官清廉,一生锐意改革积弱成习的朝政,虽然因为得不到朝中重臣的支持,从而功败垂成,但他忧国忧民、不计个人毁誉的精神,仍为后世所推崇。

北宋的大文学家王安石很珍惜时间,年轻时曾在韩琦手下当幕僚,因经常熬夜读书,从不参加当时官场上极为重视的宴会,一度使韩琦怀疑他是否沉迷于酒色,才不参与关系自己未来前途的应酬。

王安石不但是一位儒者,对于佛、道两家也有相当的造诣,他对诸子百家采取兼容并蓄的态度,所谓“江海不择细流,故能成其大”。

此外,他知道作者的原意,很容易被后人所曲解,因此在读诸子百家的著作时,从不拘泥于注释,尽量自己去理解原文。

苏东坡评王安石读书为“网罗六艺之遗文,断以己意;糠秕百家之陈迹,作新斯人。

”由此可知,他有自己独立的见解,不只是单纯的接受书上的知识而已。

他写作的态度非常严谨,脍炙人口的名句“春风又绿江南岸”,其中的“绿”字据说改了十几次才定下来。

他诗文方面的成就,对北宋文学影响很大,故被后人推祟为唐宋八大家之一。

平生行止,清白无污王安石虽贵为宰相,却生活简约,且“不溺于财利酒色,视富贵如浮云”。

他为官清廉的事迹很多,甚至连攻击他的政敌,也不得不承认他“素有德行”、“平生行止,无一污点”。

有一回,有人送王安石两件古物:古镜和宝砚。

他看了以后,问道:“这镜子和砚台有何用处?”对方回答说:“这镜面光滑透明,不但近照人影一致,且可远照两百里的景物;还有这砚台石质又细又密,只要呵一口气,就能得水磨墨。

”他听了以后哈哈大笑说:“两件都算是稀奇宝物,但对我而言却没有什么用处。

吾面不及碟子大,哪要什么能照两百里的古镜?再说我有个习惯:写字前必先取水磨墨。

你这砚台就算能呵得一担水来又如何?”说完后就把古镜和砚台还给对方了。

第一讲 宋代文学史 PPT

第一讲 宋代文学史 PPT

二、宋代的文学概况
(一)宋词——“一代之文学”的标志。词人与词作众多, 风格总体上偏于艳科,特别讲究抒情性与音乐性,并形 成婉约与豪放两大流派。
北宋前期,延袭晚唐五代婉约词风。主要词人有晏殊父 子、欧阳修、范仲淹、柳永等。此期词坛成就最大者首 推柳永。
北宋中期,最主要的词 人是苏轼。宋词至柳永而一变, 至苏轼而再变。苏轼打破了词体的题材内容的局限,在 婉约词家之外另立豪放一派。
北宋后期,主要词人有秦观、黄庭坚、贺铸、周邦彦等。 周邦彦被推崇为北宋词的集大成者。
ቤተ መጻሕፍቲ ባይዱ
《花间集序》
绮筵公子,绣幌佳人,递叶叶之花笺,文抽丽 锦;举纤纤之玉指,拍案香檀。不无清绝之词, 用助娇娆之态。
大家应该也有点累了,稍作休息
大家有疑问的,可以询问和交流
宋代的文学概况
宋词的总体成就: 1、完成了词体的建设,艺术手段日益成熟。 2、宋词在题材和风格倾向上,开拓了广阔的
剧创作高潮的到来尊定了基础。
第一讲 宋代文学史
一、宋代的社会概况
(一)高度的中央集权。1、削弱相权以集中政权。 2、以文官治军以控制军权。
(二)重文轻武。1、提高文官的政治地位。2、 提高文官的生活待遇。3、广泛吸收文人参政。
(三)尖锐的民族矛盾。1、北宋与西夏、辽、金 的矛盾。2、南宋与金、元的矛盾。
(四)激烈的党争。1、北宋的新旧党之争2、南宋 的议和与主战之争。
致归为三体:效法白居易诗风的白体;师承贾 岛、姚合的晚唐体;推崇李商隐的西昆体。
北宋中期,诗文革新运动开创了宋诗的新局 面,奠定了宋诗散文化、才学化、议论化的 审美风貌。
北宋后期,主要诗人有苏门四学士和陈师道。
南宋前期,江西诗派形成并壮大。

【课外阅读】宋代古文运动的发展

【课外阅读】宋代古文运动的发展

【课外阅读】宋代古文运动的发展上学的时候,我们都背过古文。

对中国古代文人来说,写文章就是他们生活中最重要的事。

他们写的文章内容包罗万象,包括给皇帝提建议、提意见的上疏,也包括他们给别人文集写的序言等等。

这么说吧,古文就是古代文人表达思想的方式。

著名的唐宋八大家,就是古文运动的代表人物。

不过在这唐宋八大家里面,只有韩愈和柳宗元是唐代的作家,剩下的六位:欧阳修、苏洵、苏轼、苏辙、王安石、曾巩,都是宋代作家。

所以其实宋代才是古文运动最兴盛、最成熟的时期。

北宋时期的文学革新运动是以韩愈拉开序幕的。

他提倡古文,是为了反对另一种文体,就是继承了六朝时期骈文风格的“时文”,因为是当时流行的文章,所以叫“时文”,骈文重形式。

古文讲究句子和句子之间的对仗,追求辞藻华丽、声音和谐,还特别喜欢引经据典,更重内容。

韩愈认为古文这种写法才显得文章写得好,于是便开启了古文运动。

唐朝的王勃写的那篇著名的《滕王阁序》就是骈文。

“豫章故郡,洪都新府。

星分翼轸,地接衡庐。

”这段话对仗工整、铿锵有力、朗朗上口,然而,却不太知道都说了些什么。

有一个原因就是,我们引的这几句话中,每句话都涉及古时候的典故,你必须很熟悉这些典故,才能真正读懂这几句话。

欧阳修的《醉翁亭记》是古文,开篇是这么写的:“环滁皆山也,其西南诸峰,林壑尤美。

”开门见山,简洁明快,直接描写景物。

即便对古代典籍一无所知,也能明白他要说什么。

当然,每一种文体都可能有好文章。

就像《滕王阁序》一样,遇到才华横溢的王勃,骈文一样可以精彩纷呈、流传千古。

然而,当写作者并不是都像王勃那样有才华的时候,骈文追求华丽漂亮,就会显得过犹不及。

而写文章,当然内容更重要,如果都不知道你要什么,文章还有什么意义呢?所以,追求形式大于内容,不仅耗费了写作者大量的精力,还让初唐时期出现了一大批空洞无物,形式僵化的文章。

韩愈提倡古文就是要扭转这种趋势,希望文人们能够彻底抛开文章形式上的种种顾虑,自由自在地表达思想。

北宋党争

北宋党争

北宋党争北宋有二次党争,一次是宋仁宗时期庆历党争,另一次是宋神宗时期,始于王安石与司马光之间的新旧党政。

宋代庆历党争的情况,宋仁宗反对党争,他“诏戒朋党相讦”,实际上介入了党争,解除了被诬以朋比的以范仲淹为代表的庆历新政一方,这样处置的结果,并未能真正解决引起党争的根子。

所以才有欧阳修的《朋党论》,提出君子有党,小人无党的言论,希冀在概念上为“朋党“二字翻案。

范仲淹,苏州吴县人,仁宗景祐三年(公元一〇三六年),范任吏部员外郎,权知开封府。

吏部是掌管人事任免的,“时吕夷简执政,进用者多出其门,仲淹上《百官图》,指其次第曰:如此为序迁,如此为不次,如此则公,如此则私。

况进退近臣,凡超格者,不宜全委之宰相。

”(《宋史·范仲淹传》)这就给吕夷简难堪了,一个吏部员外郎议论宰相的人事安排,作为宰相的吕夷简当然不高兴。

吕夷简在宋仁宗面前告状,说:“仲淹离间陛下君臣,所引用,皆朋党也。

”因范仲淹是吏部员外郎,有建议引用和推荐官员的职责,吕夷简说他引用的都是一己之朋党,因此范仲淹被“罚知饶州”。

朝廷上自有逢迎宰相的官员,于是殿中御史韩渎根据吕夷简的意图,“请书仲淹朋党,揭之朝堂”,这就是在朝堂上公布范仲淹朋党的名单,那是对范仲淹倒打一耙。

于是有人起身为范仲淹抱不平,《宋史·尹洙传》载尹洙时为太子中允,“会范仲淹贬,敕牓朝堂,戒百官为朋党。

洙上奏曰:‘仲淹忠亮有素,臣与之义兼师友,则是仲淹之党也。

今仲淹以朋党被罪,臣不可苟免。

’宰相怒,落校勘。

”还有时任集贤校理的余靖一起落职。

于是欧阳修起来打抱不平,时欧阳修任馆阁校勘,“以高若讷在谏官,坐视而不言,移书责之,由是三人者皆坐贬。

”(《宋史·范仲淹传》)自是,朋党之论起。

换一句话说,“朋党”成了政敌之间互相攻击的一顶大帽子了,欧阳修要把“朋党”这个传统观念翻过来。

《宋史·欧阳修传》称:“修乃为《朋党论》以进,其略曰:君子以同道为朋,小人以同利为朋,此自然之理也。

从北宋科举制度的变革看洛蜀党争的起因

从北宋科举制度的变革看洛蜀党争的起因

从北宋科举制度的变革看洛蜀党争的起因作者:王兆鹏胡玉尺来源:《湖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03期[摘要]王安石在熙宁变法中,将诗赋取士改成经义取士,这一改革举措,在元祐更化时引起了争议。

以程颐为首的洛党支持经义取士,而以苏轼为首的蜀党支持诗赋取士,双方由此产生政治分歧。

产生这种政治分歧的根本原因,是双方都希望通过控制科举取士制度巩固和扩大己方的政治影响力。

洛蜀党争的导火索,是司马光的去世,使得科举制度之争的政治格局发生了改变。

随着党争的日益深入,科举取士的制度天平也随之发生倾斜。

南宋以后,经义取士制度也随着程朱理学的崛起而日益稳固,并逐渐发展成八股文取士制度。

[关键词]洛蜀党争;程颐;苏轼;诗赋取士;经义取士Abstract:After Wang Anshi carried out the political reform, the Confucian-classics argumentation became the major style in the imperial examination of the Song Dynasty, Instead of the Poetry and Rhapsody. However, the changes caused dissension among administration officials in the following Yuanyou period. The Luo Party led by Cheng Yi supports the Confucian-classics argumentation examination, and the Shu party led by Su Shi supports the Poetry and Rhapsody examination. The root cause of this political divergence is that they all wanted to control the imperial examination, and expand their political influence. The trigger of the party contest is the death of Prime Minister Si Maguang, breaking the political balance. The balance of the imperial examination system was also tilted with the party contest going on. After the Southern Song Dynasty, Cheng-zhu neo-confucianism became the dominant culture in the imperial court, the Confucian-classics argumentation was becoming more and more stable in the imperial examination, and developed into stereotyped writing.Key words: the party contest between the Luo and the Shu; Cheng Yi; Su Shi; Poetry and Rhapsody examination; Confucian-classics argumentation examination所謂洛蜀党争,是指宋元祐年间(1086—1094)以程颐为首的洛党与以苏轼为首的蜀党交相攻击的历史事件。

赤壁赋PPT249 人教课标版

赤壁赋PPT249 人教课标版

1、乐(乐天派)在何处?悲(悲观厌世) 在何处?(在课文找依据) 2、当初的月夜泛舟真有这么一番主客问 答吗?还是就是苏轼思想矛盾的两个方 面?
一、良辰:七月既望 二、美景:1.清风徐来,水波不兴
乐在 何处
2.月出于东山之上,徘徊于斗牛之间
3.白露横江,水光接天 4.纵一苇之所如,凌万顷之茫然
三.感觉:浩浩乎如冯虚御风,而不知其所止;
成熟是一种明亮而不刺眼的光辉,一种圆 润而不腻耳的音响,一种不再需要对别人察颜 观色的从容,一种终于停止向周围申诉求告的 大气,一种不理会哄闹的微笑,一种洗刷了偏 激的淡漠,一种无须声张的厚实,一种并不陡 峭的高度。 余秋雨
一提到苏东坡,中国人总是亲切而温暖地 会心一笑,这个结论也许最能表现他的特 质。”
赤壁赋
苏轼
指出下列句子的活用现象
名作状 1.西望夏口,东望武昌。
2.侣鱼虾而友麋鹿
意动用法 使动用法
3.舞幽壑之潜蛟,泣孤舟之嫠妇
4.月明星稀,乌鹊南飞
5.下江陵,顺流而东也
名作状 名作动 名作动
6.况吾与子渔樵于江渚之上。
指出下列句式特点。
1、苏子与客泛舟游于赤壁之下。 2、而今安在哉? 3、此非孟德之困于周郎者乎?
——
林语堂《苏东坡传•序》
没有经过战斗的舍弃是虚伪的,
没有经过苦难的超脱是轻佻的。
——傅 雷
启示:面对逆境,要把眼光放长远 一些,胸怀放宽广一些。
苏东坡生于宋仁宗景佑三年丙子(1036),卒于宋 徽宗建中靖国元年辛巳(1101),虽经仁、英、神、哲、 徽五朝,然主要活动期却正当熙宁变法与元佑更化间。此 乃苏子之大不幸,亦乃苏子之大幸。当变法时,新党目之 为旧;当更化时,旧党又视其为新;为旧为新之间,以其 缺乏权变,故坎坷终生,此苏子之大不幸也。然其生前死 后,宋代文士之争事东坡,却又宛如众派归江,百川汇海, '天下争趣之,如诸侯王之求封于西楚'(王世贞《书苏诗 后》),以苏门相尚相矜者亦不乏人,此又苏子之大幸也。 政治之党争与文士之争党,构成奇特之苏东坡现象。 " (《论苏东坡及其词》薛瑞年)

浅析北宋时期的儒学特点

浅析北宋时期的儒学特点

52神州文化浅析北宋时期的儒学特点吴沐筠济宁孔子国际学校北宋如同一个历史的契机,只有在这个时代,儒学“不仅是有教养的上层阶级的行为准则,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成为国家正统的意识形态,进而重塑了整个社会,形成‘传统中国’的典范”①,儒风,得到了真正的振兴。

就像徽宗名孔庙文宣王殿曰“大成”,北宋之儒学,确是集历朝历代之大成。

为政以德——宋帝的仁心仁政有宋一代,自太祖杯酒释兵权后,一直奉行重文的政策,庙堂上因之形成了独特的士大夫政治;江湖间儒家风气渐趋厚重,深深影响着两宋的政治风格。

真宗为了显示其正统性而发起的一系列神道崇拜运动。

名扬天下的高产稻种占城稻,也正是由其自占城引入,还在宫中亲自种植,请大臣们观看并推广之全国②。

真宗其人性格虽然优柔寡断甚至有些怯懦,但从来都是一位爱民的君主。

在半被迫着亲征澶州之时,他见将士们都穿着单薄,于是坚持不穿裘皮,与众人一起受冻。

北宋九帝之中,从真宗开始几乎都是自幼接受良好儒学教育的,这也使得他们大都拥有尊师重道、节用爱人的品德。

身为“帝师”的臣子往往受到完全不同于君臣之礼的待遇。

仁宗赵祯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庙号为“仁”的帝王,而他本人也无愧于这个庙号。

单看他曾不忍见侍从受到责备而强忍口渴这件事③,便可以说是符合先秦儒者们所描述的“仁君”之为了。

昔日太祖曾定下“不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者”的铁律,一直延续到宋室南渡之后才被打破。

宽松的政治环境给予了人们极大的自由。

正如当年孔子所设想的上古政治一样,“爱人为大”,北宋时期的统治者,是真正在以儒治国的。

读书至高——宋代的科举盛况“利市襕衫抛白纻,风流名纸写红笺。

”济州人王禹偁太平兴国八年登第,曾如此形容宋初时期进士登第后的场景。

科举制度虽是在隋唐时期便已经确立,但受到魏晋南北朝以来残余的士族风气影响,并未形成一个繁荣局面。

直到经历了五代的战乱,士族观念被“天子当兵强马壮者为之”的武力攻伐所打碎,入宋后以文治国的观念又得以推行,这才使科举恢复了昔日大观,而且实现了空前的繁盛,大规模的开科考试自太宗初年开始。

北宋中期的儒门分歧——文史之争

北宋中期的儒门分歧——文史之争

北宋中期的儒门分歧——文史之争北宋中期,儒学借古文运动而得以复兴,其中的代表人物从政治上分为两派:即旧党和新党。

但他们在对待史学和文学的态度上却划分的不是那么明显,而反倒彼此有重合之处。

其中新党反对史学和文辞之学,旧党中则有尊史而反文的,如朔学司马光一派,尚文史的如蜀学三苏一派,以及反对文史之学的,如洛学一派。

洛学之反文史,朔学之反对文辞之学,与政治上敌对的新党持相近态度。

我们可以看到,对待文学和史学的态度成为区分各新兴儒学学派的重要特征。

而从这种重合中我们也可以发现,北宋中期学术争斗的真实情况远较其表面层次复杂。

一、史学之尊贬北宋古文运动实际上是一种儒学复兴运动,诸儒从文史入手,而上溯先秦诸子以至于古代经学。

史学历来是儒学中重要的领域。

在古文运动诸大家中,欧阳修是以史学著称的。

其他如古文运动早期人物孙复曾作《春秋尊王发微》,石介作《春秋说》,于五经中独重《春秋》一经,应该说他们都是尊重史学的。

同样作为古文运动的重要人物王安石则不喜史学,甚至反对史学。

王安石《答韶州张殿丞书》说:自三代之时,国各有史,而当时之史,多世其家,往往以身死职,不负其意。

盖其所传,皆可考据。

后既无诸侯之史,而近世非尊爵盛位,虽雄奇俊烈,道德满衍,不幸不为朝廷所称,辄不得见史。

而执笔者又杂出一时之贵人,观其在廷论议之时,人人得讲其然不,尚或以忠为邪,以异为同,诛当前而不栗,讪在后而不羞,苟以餍其忿好之心而止耳。

而况阴挟翰墨,以裁前人之善恶,疑可以贷褒,似可以附毁,往者不能讼当否,生者不得论曲直,赏罚谤誉,又不施其间,以彼其私,独安能无欺于冥昧之间邪?从书中可知,王安石于三代以后之史,根本持怀疑态度。

《春秋》开后世史学之端,因此他于六经中最不喜《春秋》,曾经诋《春秋》为“断烂朝报”。

对史学的态度如何,正是元祐学术(旧党的学术)与王安石新学的一大歧异之处,重史学则多尊传统,倾向保守;否定历史则多变法,走向激进。

司马光之朔学可算作当时的史学一派,陈襄《熙宁经筵论荐三十三人品目》论司马光云:“以道自任,博通书史之学”,司马光组织编写了《资治通鉴》,他在当时是以名臣兼史家闻名于世的。

北宋后期的党争与辞赋创作_刘培

北宋后期的党争与辞赋创作_刘培

北宋后期的党争与辞赋创作刘 培(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南京 210097)摘 要:北宋的党争不仅是政见之争,也是学术思想、文学观念的冲突和论争。

王安石和司马光在否定诗赋取士这一点上是一致的,而其立足点,则不尽相同,一为重实用,一为重道德。

苏轼和他周围的文人对诗赋取士持开明的态度。

在苏轼等人的影响下,北宋后期的辞赋各体均有人尝试创作。

绍述以后,新党用事,复罢诗赋取士,北宋末期文人的荒疏学问和辞赋鄙俚与此有很大关系。

由于以怨报怨的恶性党争,北宋后期少有大胆论政的辞赋力作。

随着元以来党争的加剧,畏祸心理在这时期的辞赋中有显著表现,而且,辞赋中越来越浸入悲凉之气,宁静平和的心境逐渐让位于悲苦不振的心绪。

关键词:北宋;辞赋;党争中图分类号:I206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25919(2005)0620077205收稿日期:2005202216作者简介:刘 培(1968) ),男,山西省应县人,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文学博士。

北宋后期的辞赋创作呈现衰落的趋势,相对于中期辞赋济世热情趋向深沉,对人生问题的探索成为主调,悲凉之气逐渐浓厚。

促使辞赋创作发生这些变化的因素是多方面的,尤其是党争的影响更是不容忽视,因为党争是北宋后期政治生活中处于核心地位的事件。

党争通过干预国家的文化政策、影响文人心态等渠道深刻影响着北宋后期的辞赋创作。

北宋的党争不仅是政见之争,也是学术思想、文学观念的冲突和论争。

北宋后期的党争具有明显的喜同恶异、党同伐异的特点,其斗争的惨烈程度远甚于庆历、熙宁时期,且双方均擅长兴治文字狱打击政敌。

因而,它对士人心态的影响相当深入,对学术、文学的影响也相当鲜明、深刻。

熙宁变法时期,司马光、苏轼等人讥讽时政,诋毁新法。

元丰二年(1079),苏轼知湖州时,发生了/乌台诗案0。

元更化,旧党擅权,尽废新法,排抑熙、丰党人,禁毁/荆公新学0。

在元年间,旧党中洛党与蜀党交恶,党争逐渐进入意气相争的阶段。

北宋王安石变法

北宋王安石变法

宋太祖问: 天下自唐季以来,兵戈不息, 宋太祖问:“天下自唐季以来,兵戈不息,苍生涂 其故如何也?吾欲息天下之兵, 地,其故如何也?吾欲息天下之兵,为国家长久之 其道如何? 赵普曰: 国家不安者, 计,其道如何?”赵普曰:“国家不安者,其故非 节镇太重,君弱臣强而已矣。今所治之, 也,节镇太重,君弱臣强而已矣。今所治之,无他 奇巧也,惟稍夺其权,制其钱谷,收其精兵, 奇巧也,惟稍夺其权,制其钱谷,收其精兵,天下 自安矣。 自安矣。” 为了加强中央集权,宋太祖采取了哪些措施? 为了加强中央集权,宋太祖采取了哪些措施? “收精兵、削实权、制钱谷”最大限度地把政 收精兵、削实权、制钱谷” 收精兵 财权、军权收归中央, 权、财权、军权收归中央,以进一步加强中央 集权。 集权。
王安石个人强烈的社会责任感; ①王安石个人强烈的社会责任感; ②担任地方官期间丰富的地方工作经验的积累; 担任地方官期间丰富的地方工作经验的积累; 为人刚正,意志坚强,具有“三不足”精神( ③为人刚正,意志坚强,具有“三不足”精神(“天变不 足畏,人言不足恤,祖宗之法不足守”的精神) 足畏,人言不足恤,祖宗之法不足守”的精神)
知识链接
宋代武学习武图
取士之法
王安石认为,要保证变法的顺利进行, 王安石认为,要保证变法的顺利进行,就必 须选拔人才和改革官制,关键是改革科举制度。 须选拔人才和改革官制,关键是改革科举制度。
内 容 作 用 改革考试内容和形式, 改革考试内容和形式,要 改革科举 求考, 择优录用, 恩荫” 择优录用,克服 “恩荫” 使有真才实学 惟才用人 的新进之士取 的弊病。 的弊病。 代了反对改革 太学生中的优异者可免试 的旧官。 的旧官。 整顿太学 做官,开新学科,设学田。 做官,开新学科,设学田。 措 施

“义利之辨”与北宋新旧党的对立

“义利之辨”与北宋新旧党的对立

“义利之辨”与北宋新旧党的对立摘要:在社会矛盾日趋激化的北宋中期,变法图强是当时士大夫的共识。

然而,变法图强的理想却由于当时儒学内部存在的“学术不一”的现象而破灭,由此引发了北宋新旧党的对立。

围绕王安石变法而进行的“义利之辨”,凸现了新旧两党在伦理道德与功利关系问题上存在的具体分歧,也显示出“学术不一”给北宋中后期政局带来的恶果。

关键词:义利之辨;北宋新旧党争;学术不一论史者恒以宋之党祸比于汉唐,实则其性质不相同。

新旧两党各有政见,皆主于救国,而行其道。

特以方法不同,主张各异,遂致各走极端。

纵其末流,不免于倾轧报复,未可纯以政争目之。

其党派分立之始,则固纯洁为国,初无私憾及利禄之见羼杂其间,此则士大夫与士大夫分党以争政权,实吾国历史仅有之事也。

①在古代中国历史上,北宋新旧党争有着其独有的特点。

新旧两党指的是因王安石变法而分裂成的两大阵营:以王安石为代表的主张变法图强的所谓新党和以司马光为代表的反对王安石新法的所谓旧党。

上述所引柳诒徵先生的一番论述揭示了北宋新旧党争区别于专制社会中以往历代朋党之争的不同之处,其关键在于“各有政见”,“盖汉之党人,徒以反对宦官,自树名节为目的,固无政策之关系。

其与之为难之宦官,更不成为敌党。

唐之牛僧孺,李德裕虽似两党之魁,然所争者官位,所报者私怨,亦无政策可言。

固虽号为党,而皆非政党也。

”②则北宋新旧党争本于“政见之争”也。

这一点,身处其中的宋人也是有所觉察的。

《文献通考·选举四》曾引王安石之语云:“今人材乏少,且学术不一,一人一义,十人十义,朝廷欲有所为,异论纷然,莫肯承听。

”③徽宗即位之初,大臣李朴在总结熙宁以来朋党之争的原因时就说:“熙宁、元丰以来,政体屡变,始出一二大臣所学不同,后乃更执圆方,互相排击。

”④那么,新旧两党政见不同在何?全面回答这个问题,不是本文所能负担。

本文仅试图以王安石变法中的“义利之辩”为中心,从“学术不一”的角度来分析北宋新旧两党的对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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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宋儒者文士与党争(一)在中国历史上,北宋是很享有美誉的。

元末赵汸《观舆图有感》五首之五自注云:“世谓汉、唐、宋为后三代。

”(1)《宋史》卷三《太祖本纪》赞语本之而谓:“三代而降,考论声明文物之治、道德仁义之风,宋于汉、唐盖无让焉。

”北宋所以能赢得后世史家学者的高度赞誉,其间主要原因之一,如朱熹所云:“国初人便已崇礼义、尊经术,欲复二帝三代,已自胜如唐人,但说未透在。

直至二程出,此理始说得透。

”(2)亦如陈亮所云:“本朝以儒立国,而儒道之振独优于前代。

”(3)确实,北宋自立国以来,便以所谓“祖宗立法”的特殊权威确立了“偃武修文”、重视发挥儒者文士作用的治国方略:“自古创业垂统之君,即其一时之好尚,而一代之规模可以豫知矣。

艺祖革命,首用文吏而夺武臣之权,宋之尚文,端本乎此。

太宗、真宗其在藩邸,已有好学之名,作其即位,弥文日增。

自时厥后,子孙相承。

上之为人君者,无不典学;下之为人臣者,自宰相以至令录,无不擢科。

海内文士,彬彬辈出焉。

”(4)“自太宗崇奖儒学,骤擢高得至辅弼者多矣。

”(5)在这样一种儒者文士社会政治地位普遍提升的背景下,“以天下为己任”遂成为其时士人的群体意识。

无论是王安石力行“新政”,还是吕氏订“乡约”、范氏设“义庄”,如此等等都既是这种群体意识的展露,又充分表明士人对于“儒者在本朝则美政,在下位则美俗”(6)传统的秉承与实践。

与皇帝“同治”或“共治”天下成为儒士坚持的原则,甚至逐渐形成为君、臣上下的共识:“列圣传心,至仁宗而德化隆洽,至于朝廷之上,耻言人遇,谓本朝之治与三代同风。

此则祖宗之家法也。

”(7)这就便得与唐代相比,宋代士人“大都是集官僚、文士、学者三位于一身的复合型人才”,“政治家、文章家、经术家三位一体,是宋代‘士大夫之学’的有机构成”(8)。

在与君王“同治”或“共治”天下的原则下,北宋的儒者文士多热衷并积极投入到现实的社会政治生活之中,以期实现其社会理想。

然而,由于政治见解歧异、学术思想有别,在现实社会政治生活实践中,儒士群体发生分化,形成了不同的派别。

而党争之剧烈,也就极自然地成为北宋社会政治和思想文化生活的一个很重要的现象。

一、“国是”观念与北宋党争(9)北宋士大夫因政见引起的党争,萌芽于仁宗景佑、庆历年间,盛行于神宗熙宁以后,直至北宋灭亡。

而在这一运演过程中,“国是”观念起了很重要的作用。

从起源上说,“国是”观念的出现同士大夫和皇帝“同治”或“共治”天下的意识难以分开。

熙宁三年(1070年)四月甲申,神宗与司马光曾就王安石推行的新法问题展开辩论,其最后的对答如下:上曰:“今天下汹汹者,孙叔敖所谓‘国之有是,众之所恶也’。

光曰:“然。

陛下当察其是非,然后守之。

今条例司所为,独安石、韩绛、吕惠卿以为是,天下皆以为非也。

陛下岂能独与三人共为天下耶?”(10)按:神宗所引孙叔敖“国是”之说,见于刘向《新序》卷二《杂事二》:“楚庄王问于孙叔敖曰:‘寡人未得所以为国是也’。

孙叔敖曰:‘国之有是,众非之所恶也。

臣恐王之不能定也。

’王曰:‘不定独在君乎?亦在臣乎?’孙叔敖曰:‘国君骄士,曰士非我无由贵富;士骄君,曰国非士无由强。

人君或至失国而不悟,士或至饥寒而不进。

君臣不合,国是无由定矣。

夏桀、殷纣不定国是,而以合其取舍者为是,以为不合其取舍者为非,故致亡而不知。

’庄王曰:‘善哉!愿相国与诸侯、士大夫共定国是,寡人岂敢以褊国骄士民哉?’”年轻的神宗在引用孙叔敖之语时,于“众”下失一“非”字,此或因其记忆有误,然其源自于《新序》当无可疑。

(11)至于学识渊博的史家司马光熟知《新序》记载的这一故事,更不足为奇前因后果。

值得注意的是,在神宗与司马光这次有关新法问题的论辩中,孙叔敖的“国是”观念成为他们君臣共同的出发点。

所以会出现很有意趣的历史现象,诚如余英时先生所论:“《新序》这一故事是战国晚期士阶层在政治上逐渐得势时的产品,绝非春秋时代的史实,……但故事中的楚庄王愿意和相国及士大夫‘共定国是’的主张则恰好适合熙宁变法的需要。

”北宋“士大夫回向‘三代’的革新要求和‘以天下为己任’的参与意识都是从仁宗时期逐渐发展起来的。

庆历变法的短暂挫折并没有降低他们追求变法的热诚,但这些抱着革新理想的士大夫只是思想领域的原动力,因此仅能鼓吹变法,却不能发动变法。

只有皇帝才能发动变法,因为他是政治领域的原动力。

在这个关键时刻,年轻而富于理想的神宗恰好为士大夫的议论所掀动,决心进行变法,于是两个原动力在‘千载一遇’的情况下合流了。

如果神宗一切‘率由旧章’,无意改变现状,‘定国是’的问题便根本不会发生,孙叔敖的话也不会在他心中引起任何反应。

正由于他已决定变法,而士大夫之中不但有革新与守旧之争,并且在同主变法者之间也有怎样变的异议,所以‘定国是’才成为必须首先解决的问题,否则‘天下汹汹’的纷乱将无终止的一日。

这是《新序》孙叔敖故事特别能引起神宗共鸣的基本原因。

”(12)神宗接受了《新序》提出的“国是”不能由皇帝“以合其取舍者”为标准作单方面的决定,而应“与士大夫共定国是”的原则,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不仅怀抱回各“三代”理想和“以天下为己任”参与意识的士大夫之中,而且士大夫与帝王(如神宗)之间对于何为真正的“国是”,以及帝王应怎样与“士大夫共定国是”却有着不同的看法,甚至很严重的意见分歧。

如司马光说神宗“独与三人(按:指王安石、韩绛、吕惠卿)三人共为天下”,实际指责当时神宗与安石等所“定”者为“国非”而非“国是”,这与神宗所引“国之有是,众(非)之所恶”一语不啻针锋相对。

不过,尽管歧异尖锐,却都以欲“共定国是”为原则前提。

这由于有了这样一种原则前提或内在精神理念支配,“国是”之说就绝非空洞观念,而是神宗朝及其后宋代政治系统中的一个不可或缺的要素,而一切政争、党争皆必自“国是”始,并且,也只有“国是”确定之后,政争、党争才会有息止的可能。

《宋史》卷三三六《司马光传》云:元丰五年(1082)……官制行,帝指御史大夫曰:“非司马光不可。

”又将以为东宫师傅。

蔡确曰:“国是方定,医少迟之。

”同书卷三一二《王珪传》亦记此事道:“元丰官制行……五年,正三省官名,拜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以蔡确为右仆射。

先是,神宗谓执政曰:‘官制将行,欲新旧人两用之’。

又曰:‘御史大夫,非司马光不可。

’珪、确相顾失色,珪忧甚,不知所出。

确曰:‘陛下久欲收灵武,公能任责,则相位可保也。

’珪喜,谢确。

……珪意以为既用兵深入,必不召光;虽召,将不至。

已而,光果不召。

”这两则资料所反映的史实颇能说明“国是”的制度化及其政治功能。

尽管神宗在用人上始终有新、旧两派兼用之意,但他毕竟早在熙宁三年(1070年)四月在与司马光的辩论中即已有意定王安石的“新法”为“国是”,故同年七月壬辰在“吕公弼将去位”,讨论谁代其为枢密使问题时,曾公亮力荐与安石政见相左的司马光,且抬出真宗“且要异论相揽”的祖训为据,而王安石则以为“司马光固佳;今风俗未定,异议尚纷纷,用光即异论有宗主……事无可为者”,又谓:“若朝廷人人异论相揽,即治道何由哉?臣愚以为朝廷任事之臣,非同心同德、协于克一,即天下事无可为者。

”王安石的意见打动了神宗,他以“要令异论相揽,即不可”终结了对这问题的讨论(13)。

不仅司马光没能代吕公着为枢密使,而且“新法”从此不再是王安石个人关于改革的设计,更已成为了神宗与士大夫“共定”的“国是”了。

“国是”亦即是“最高国策”,自然不容“异论相揽”,由此也使其成为儒者文士之间党同伐异的一大理由。

北宋党争之烈,与政治系统中出现了“国是”这样一个新的文化范畴确有重要关联。

从此角度来分析上面提到的元丰五年蔡确以“国是方定”四字为由阻止司马光复出之事,就很易理解了。

尽管其时王安石已遭二度罢相,但不仅“新法”是神宗亲自肯定过的“国是”,而且所行“官制”乃“神宗因见《唐六典》,遂断自宸衷,锐意改之,不日而定,却不曾与臣下商量也”(14),如此“变法改制”之“国是”显然已与其政治生命合为一体,故而深悉圣意的蔡确很轻易地以“国是方定”为由达到了阻止司马光复出的目的。

神宗虽然始终坚持“国是”,但他在王安石去位后毕竟一直有意起用一部分以前因“异论”而遭斥退的旧人,《续通鉴长编》卷二九二记:吕公着曰:“自熙宁以来,因朝廷论议不同,端人良士例为小人排格,指为沮坏法度之人,不可复用。

此非国家之利也。

愿陛下加意省察。

”上曰:“然。

当以次收用之。

”这段对话发生在元丰元年(1078年)乙酉,而元丰四年后新官制行,神宗所以欲用司马光为御史大夫,则是要实践其“当以次收用”旧人的诺言。

他大约认为熙宁变法之局已定,司马光纵有“异论”也不致触及到“国是”层次。

但蔡确的话点醒了他,——神宗纵究还是担心执拗的司马光一旦进入权力中心仍会成为“异论”的“宗主”,使“方定”的“国是”再起波澜。

所以,终神宗之世,司马光只能在奉敕撰修《资治通鉴》;及至书成进御的次年三月戊戌,神宗便逝世。

王安石为代表的“新”党与司马光为代表的“旧”党之间的激烈斗争同“国是”观念紧密关联,于此可见一斑。

“国是”的威力不但阻止了神宗兼用“新旧人”的计划,而且也使宰相陷入惊慌失措的境地。

因为一旦持“异论”者复出并说动上意,“国是”变易,则宰相必将换人。

这也就是王珪、蔡确两位新上任的左、右仆射听到神宗要起用司马光便“相顾失色”的原因。

自神宗朝以来,至少在理论上,宰相是必须对“国是”负责;而在权力运行实践中,则是必须与“国是”同进退的。

如“哲宗亲政,有复熙宁、元丰之意,首起(章)惇为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于是专以‘绍述’为国是,允元佑所革一切复之。

”(15)《宋史》卷二四二《宣仁皇后传》则记道:哲宗嗣位,尊为太皇太后。

驿召司马光、吕公着,未至,迎问今日设施所宜先。

未及条上,已散遣修京城役夫,减皇城觇卒,正禁庭工技,废导洛司,出近侍尤亡状者;戒中外毋苛敛,宽民间保户马。

事由中旨,王珪等弗预知。

又起文彦博于既老,遣使劳诸途,谕以复祖宗法度为先务,且令疏可用者。

……光、公着至,并命为相,使同民辅政,一时知名士汇进于廷。

凡熙宁以来政事弗便者,次第罢之。

元佑年间,在宣仁支持下复出的司马光执政期间,尽废王安石新法。

不过,宣仁、司马光们虽尽变神宗的“国是”,却不肯以“国是”的名目加之于元佑新政,而宁可自称为“复祖宗法度”。

这是因为“国是”早已与熙宁变法结下了不解之缘,成为了王安石一派的专用品了。

但神宗的“国是”在元佑朝被彻底推翻了,这个事实激起了强烈的反响。

故而尽管有“复祖宗法度”相标榜,宣仁殁后还是立即爆发了“绍述”运动。

司马光派在元佑朝“复祖宗法度”——实即否定神宗“国是”——的政治举措,本就为新法支持者所不满,他们一直伺机重翻“国是”。

而最早提出“绍述”观念的,是位叫邓润甫的人物:元佑末,以兵部尚书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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