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权运动

浅议人权运动
摘要：1929年－1931年，胡适等人以《新月》为阵地，发动了著名的“人权运动”，抨击国民党，要求民主人权，发表《人权论集》。

他们从人权的角度提出了表达自由权利的思想，但由于他们的思想与活动不能见容于国民党政府，人权运动最终因国民党政府的镇压而终结。

人权运动的先驱们并非不知道世事艰难，也并非不知道他们过于不切实际的理想是不可能真的实现的。

但是他们还是义无反顾地在乱世中坚持人的权利，尤其是思想自由的权利，这一点令人倾佩。

客观上，也在中国社会上起到了人权启蒙的作用。

关键词：人权运动，思想自由，胡适
在人权运动的重要作品集《人权论集》的小序中，胡适引用了这样一则小故事：昔有鹦鹉飞集陀山。

山中大火，鹦鹉遥见，入水濡羽，飞而漉之。

天神言，“而虽有志意，何足云也？”对曰，“尝侨居是山，不忍见耳。

”1他用鹦鹉自比，认为中国国内形势已如大火般危急，“我们骨头烧成灰终究是中国人，实在不忍袖手旁观。

”明知“未必能救火”，却仍尽力去做，“减少良心上的一点谴责而已。

”2
一、人权运动的国内背景
在中国国内，1928年北伐完成后，国民党政权基本稳定，但在文化领域却未取得支配地位。

国民党人为了要强化独裁与一党专政，把那些通常很含糊、有时甚至是互相矛盾的观点变成了一种思想体系，对这种体系他们要求教条式的忠诚，而不容忍任何异议。

为了推行思想文化领域的控制，国民政府在新闻宣传方面颁布了一系列法律法规，如《暂行反革命治罪法》、《宣传品审查标准》、《出版法》及其实施细则、《危害民国紧急罪法》等。

这些法律法规大多严厉空泛，其中，尤以新闻检查制度道遭人痛斥。

早在南京国民政府建立之初，国民党军政局就在上海、南京等地实施新闻检查。

1胡适：《人权论集》，新月书店，1930年初版，第2页。

国民党政府之所以采取压制民主自由思想的政策，是有理论基础的：第一，他们将个人自由同国家自由对立起来，认为个人有了自由就会妨害民族和国家的自由。

第二，他们认为表达自由应受到限制，强调“言论及记载随时受党之指导”，“完全遵守党定言论方针及宣传政策。

”3第三，公开声称在国民党“一党专政”的形式下剥夺民主自由权利。

认为“什么民主政治、议会政策、党权开放，都是自取纷扰。

”4
胡适认为这种思想体系实际上是对思想自由的扼杀。

他以充满忧虑的心情指出“新文化运动的一件大事业就是思想的解放。

但现在成了一个绝对专制的局面，思想言论完全失了自由。

“现在上帝可以否认，而孙中山不许批评。

礼拜可以不做，但总理遗嘱不可不读，纪念周不可不做。

”5因此，人权派首先要争回的就是这一思想表达的自由权利。

二、人权运动的骨干成员与经过
胡适(1891.12.17～1962.2.24)，徽州绩溪县上庄村人。

现代著名学者、诗人、历史家、文学家、哲学家。

因提倡文学革命而成为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之一。

罗隆基(1896.8.14～1965.12.07)，字努生，江西省安福县人。

中国近现代著名政治活动家，爱国民主人士，他是中国民主同盟创始人之一。

另外还有梁实秋等人。

1929年-1931年，胡适、罗隆基、梁实秋等“新月社”部分成员组成“平社”，以《新月》为阵地，发动了著名的“人权运动”，抨击国民党的“训政体制”，要求宪政民主人权，从人权的角度提出了表达自由权利的思想，发表了《人权论集》。

《新月》是一个以文艺为主的月刊，鼓吹所谓“为艺术的艺术”，与当时的左翼文学相对峙。

“人权运动”的直接起因与1929年3月国民党第三次代表大会宣布军政结束、训政时期开始有关。

1929年3月26日上海各报发布消息，说国民党上海特别市党部主任和宣传部部长陈德征提出一个“严厉处置反革命分子案”：“凡经省党部及特别市党部书面证明为反革命分子者，法院或其它法定之受理机关以反
3方汉奇主编：《中国新闻事业通史》第2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96年版，第353页。

4方汉奇主编：《中国新闻事业通史》第2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96年版，第376页。

革命罪处份之。

”6为了镇压“反革命分子”，法院不必拘泥证据。

胡适认为这根本否定了法治：“无论什么人，只须贴上‘反动分子’‘土豪劣绅’‘共党嫌疑’等等招牌。

便都没有人权的保障。

身体可以受侮辱，自由可以完全被剥夺，财产可以任意宰制，都不是‘非法行动’了。

无论什么书报，只须贴上‘反动刊物’的字样，都在禁止之列，都不算分割自由了。

”7胡适和罗隆基等人于1929年4月10日在《新月》（2卷2号）发表《人权与约法》、《专家政治》，揭开人权运动的序幕以后，得到了国内外舆论界的热烈反响，纷纷转载。

1930《新月》遭查禁。

新月社人心惶惶，偃旗息鼓。

人权运动就此结束。

以胡适为代表的新月派的人权意识在中国思想界达到二十世纪的最高水平，此后大半个世纪中国思想界的人权意识日趋淡薄。

三、人权运动代表作品及其解读
《人权论集》收集了胡适、罗隆基、梁实秋、诸青来、张羽军等人的共计九篇文章。

主要内容包括：1.人权与宪法；2.我们要的是什么人权；3.人权中的一个重要部分——思想和言论自由；4.国民党中的反动思想；5.孙中山的知难行易说实应为知难行不易。

8
其中最有影响力的一篇文章为胡适的《人权与约法》。

1929年，国民政府颁布了一道人权保障的命令：“世界各国人权均受法律之保障。

当此训政开始，法治基础亟宜确立。

凡在中华民国法权管辖之内，无论个人或团体均不得以非法行为侵害他人身体，自由及财产。

违者即依法严行惩办不贷。

着行政司法各院通饬一体遵照。

此令。

”9不久后，胡适以此为由写下了《人权与约法》。

认为有以下三个方面的问题：
“第一，道命令认‘人权’为‘身体、自由、财产’三项，但这三项都没有明确规定。

“第二，命令所禁止的只是‘个人或团体’，而并不曾提及政府机关。

“第三，命令中说，‘违者即依法严行惩办不贷’，却没有与之配套的法律
6《民国日报》，1929年3月26日。

7胡适：《人权与约法》，《新月》第2卷，第2号，1929年。

8胡适：《知难、行亦不易》，《新月》第2卷，第4期，1929年
法规。

”10
他进一步指出人权的保障和法治的确定决不是一纸模糊命令所能办到的，并举了以下两个个例子证明其实在国民党的统治下的中国的政治行为根本上从没
有法律规定的权限，人民的权利自由也从没有得到法律规定的保障。

(1)，安徽大学学生闹学潮，蒋介石传令时任安徽大学校长的刘文典，前去当面向他汇报。

刘文典对蒋介石给教育部下达的文件里使用了“责令、责成”、“纵容学生闹事”等词十分不满，谓“我刘叔雅并非贩夫走卒，即是高官也不应对我呼之而来，挥手而去！”因有怨气，去见蒋介石时，刘文典戴礼帽著长衫，昂首阔步，跟随侍从飘然直达蒋介石办公室。

蒋介石面带怒容，既不起座，也不让座，冲口即问：你是刘文典么？刘文典针锋相对，不仅没叫他蒋主席，反而傲然回答：“字叔雅，文典只是父母长辈叫的，不是随便哪个人叫的。

”后来两人的冲突升级，刘文典竟然指着蒋介石说“你就是军阀！”，而蒋介石则以“治学不严”为借口，当场羁押，说要枪毙他，关了一个月才获释。

他的家人朋友只能到处奔走求情，决不能到任何法院去控告席。

对此胡适指出只能求情而不能控诉，这是人治，不是法治。

(2)，唐山因为两益成商号的经理杨润普被当地驻军指为收买枪枝拘去拷打监禁而导致罢市。

唐山总商会的代表十二人到一百五十二旅去请求释放，军法官不肯释放。

但总商会及唐山商店八十八家打电报给唐生智（时任国民党政府军事参议院院长、第五路军总指挥），也只能求情而已；求情而无效，也只能相率罢市而已。

胡适将这两个例子进行类比，“国民政府主席可以随意拘禁公民，一百五十二旅的军官自然也可以随意拘禁拷打商人了”11，得出当时的侵犯人权的行为是从上而下的，上梁不正下梁歪的结论。

然后，他分析了孙中山的建国阶段的构想，指出其中关于第二阶段的“约法之治”或称“训政时期”表述不清，被人们误读，是导致当前宪法（约法）缺失、人权被肆意践踏的原因。

10胡适：《人权与约法》，《新月》第2卷，第2号，1929年。

在《人权与约法》中他写到：“当民国十三年四月中山先生起草‘建国大纲’时，建设的程序也分作三个时期，第二期为‘训政时期’。

但他在建国大纲里不曾提起训政时期的‘约法’，又不曾提起训政时期的年限，不幸一年之后他就死了，后来的人只读他的建国大纲，而不研究这‘三期’说的历史，遂以为训政时期可以无限延长，又可以不用约法之治，这是大错的。

”12
因此，在文章的最后，他提出口号：“快快制定约法以确定法治基础！快快制定约法以保障人权！”13
但是他把统治阶级不颁布约法、侵犯人权的原因归结为错误理解了孙中山的建国大纲，以为有了约法就能限制政府和执政党错误行为。

这反映了他思想上单纯的一面。

他受西方的法制观念的影响很大，以为法是万能的。

这也是大多数人权运动的先驱们共同的局限。

四、人权派的人权思想和观点
罗隆基在《论人权》中说“人权，简单说，是一些做人的权。

”14认为不仅包括衣、食、住的取得权和人身安全，还包括“发展个性，培养人格，成我之至善的一切的条件。

”重点强调言论自由，认为“他（它）是做人所必须的条约”。

15
人权派的人权思想是从功用的角度来说明思想言论自由之于人的必要性的。

他们认为，“是一个人，就有思想。

有思想就要表达他的思想，他就非要说话不可，取缔言论自由，说取缔的不止在言论，实在思想。

不止在思想，实在个性与人格。

取缔个性与人格，即系屠杀个人的生命，即系毁灭人的生命。

”16有言论自由，才可以把个人的思想贡献给社会，这是“人群最大多数享受最大幸福的道路”。

因此，为着人类的发展与进步计，应该保障思想言论自由这项人之为人的权利。

12胡适：《人权与约法》，《新月》第2卷，第2号，1929年。

13同上。

14罗隆基：《论人权》，《新月》第2卷，第5期，1929年。

15同上。

针对国民党政府大谈思想统一的问题，胡适指出：“天天摧残思想自由，压迫言论自由，妄想做到思想的统一。

殊不知统一的思想只是思想的僵化，不是谋思想的变化。

”17他要求“废止一切钳制思想言论自由的命令、制度、机关”。

“取消统一思想与党化教育的迷梦。

”18
梁实秋在《论思想统一》一文中更是明确指出，由于思想只对理智和真理负责，因而决定了思想是不能统一的，而思想自由对人类文明进步所起的作用，又证明思想是不必统一的。

这是对与国民党以三民主义统一思想，在全社会推行“党化教育”，实行文化专制主义的有力反击。

思想既不能做到统一，就应该允许人们有表现思想的自由，政府就应对言论出版自由予以充分的保障。

压迫对方思想的人，只会把自己的思想变成僵尸；被人压迫的思想，反而因为外界的刺激，增添了引诱力、磨炼和考验，得到发展的机会。

因此，压迫思想言论自由的危险，比思想言论自由的危险更大。

要解决中国的问题，只有以思想自由代替思想统一的一条路，具体的要求就是“我们要思想自由、发表思想的自由，我们要法律给我们以自由的保障”19，要“解放思想，重自由不重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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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反思与评价
胡适的“人权运动”虽然失败了，但是它在抨击蒋介石的“人治”，宣传“法制”方面，表现出强烈的法治和民主自由精神，在文化思想界起到了一定的影响。

人权派把思想言论自由作为一项最重要的人权来争取，他们从功用的角度，说明思想言论自由之于人的重要性。

思想是人的本能，思想自由是“发展个性、培养人格的道路”，是实现个人价值与尊严的必要条件；有思想就要允许人们发表，言论自由是人类发展与进步，国家与民族富强振兴的原动力。

因此，应该说他们对思想自由及其价值的揭示是准确的。

在当时中国社会的历史条件下，人权派敢于反对国民党的思想专制，主张言
17胡适：《新文化运动与国民党》，《新月》第2卷，第6、7期合刊，1929年。

18同上。

19梁实秋：《论思想统一》，《新月》第2卷，第3期，1929年。

论思想绝对自由，反对党治、人治和个人独裁，主张宪治法治和人权，明确提出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

在揭露和批判蒋介石的专制独裁违背时代潮流方面，有积极的作用，在近代中国争取“宪政”、“法制”史上有一定的历史意义。

不过他们认为“言论自由，就是‘有什么言’，出什么言；‘有什么论’，发什么论。

”“言论自由这名词，就是指法律不得干涉的自由。

是指国会不得制定法律，取缔人民的言论而言。

”“‘自由’是绝对的，是整个的。

‘自由’二字不能有什么度数，不能分什么多少。

”“天下事没有绝对的自由，就成为绝对的不自由。

”21从此番论述我们可以看出，他们是把言论自由看成是绝对的，不受任何限制，这种超时期、越阶级、超法律的绝对自由是根本不存在的，得出的“绝对”结论就具有一定的局限性，在理论和实践上都是行不通的。

另一方面人权运动提倡法制，人权派运用“契约论”、“天赋人权”等西方资产阶级民主政治的基本理论，开出了救国的药方：保障民权；实现法治，主张尽快制定根本大法以保障人权；专家政治。

但对于广大被压迫的劳苦大众，对于被“围剿”被屠杀的共产党人，他们并没有说什么话。

这场所谓“人权运动”，其实只是一班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呼声，对于国民党当局虽有某些微辞，有所指责，有的也还相当尖锐，但他们其实也只不过希望蒋介石的党国搞一点西方的资产阶级民主政治而已。

胡适从未赞成过暴力革命。

事实上，他甚至也不赞成用和平的方式推翻蒋介石的统治。

胡适等人的态度是很明白的，他说：“我们的态度是‘修正’的态度，我们不问谁在台上，只希望做点补偏救弊的工作。

补得一分是一分，救得一弊是一利。

”22其表现出的资产阶级的妥协性和不坚定性决定了人权运动不可能造成巨大而深远的影响，人权运动的失败也证明了“改良主义在中国是行不通的。

”23
21罗隆基：《告压迫言论自由者》，《新月》第2卷第6、7期合刊。

22易竹贤：《胡适传》，湖北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27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