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运动中的沈尹默与胡适

五四运动中的沈尹默与胡适

1952年1月5日，流亡美国的胡适在日记中写道：“胡家健从香港寄来剪报《大公报》，有十二月二日《大公报》在上海开的‘胡适思想批判座谈会’的记载与资料。……沈尹默的一篇则是全篇扯谎！这人是一个小人，但这样下流的扯谎倒是罕见的！”被胡适认定为“全篇扯谎”的，是沈尹默发言稿《胡适这个人》。到了落款时间为1966年1月的《我和北大》中，沈尹默围绕着北京大学和五四运动编造了更加失实的内容，迄今为止依然被部分研究者以讹传讹地反复引用。

沈尹默的五四回忆

沈尹默，浙江湖州人，1883年出生在陕西汉阴，1903年进入北京大学任预科国文教授。1918年1月成为《新青年》六名轮值编辑之一（轮值编辑依次为陈独秀、钱玄同、刘半农、陶孟和、沈尹默、胡适）。1949年之后，他历任中央文史馆副馆长、上海市人民委员会委员、上海市文联副主席、上海中国书法篆刻研究会主任等多项职务。

关于胡适在五四运动中的相关表现，沈尹默在《我和北大》中回忆说：

五四运动时，胡适以“革命”为幌子，主张把北大迁到上海。有一天，我和幼渔、玄同、士远、大齐等人正在商量事情时，胡适、罗家伦、傅斯年进来说：“我们主张把北大迁到上海租界上去，不受政府控制。”我们回答说：“这件事太大了。要商量。”罗家伦和傅斯年接着说：“搬上海，要选择哪些教员、哪些学生可以去，哪些不要他们去。”我们一听，这是拆伙的打算，不能同意，因为弄得不好，北大就会分裂，会垮台。于是决定在第二天早上七时开评议会讨论。开会之前，我们要沈士远去看胡适，告诉他，搬上海，我们不能同意。评议会讨论的结果是不同意迁上海。胡适就来找我，他说：“以后北大有什么事情，你负责！”我说：“当然要负责，不能拆北大的台。”当时，我的思想是，学生的态度是激烈的，教师的态度实质上应当和学生一致，但态度要稳重，才能真正维护学生运动，使政府无懈可击，不会解散北大。

在此前的《胡适这个人》中，沈尹默提供的是截然不同的另一种说法：“‘五四’运动起来了，那时，胡适恰恰因事回到安徽家乡去，并没有参与这伟大事件的发动，等到他回来时学生正在罢课中。他一到就向我提出许多责难，一面说这是非常时期，你们应该采取非常手段——‘革命’手段；一面又说这个时候学生不应该罢课，我要劝他们立刻复课。他要等学生开大会时去讲话，阻拦他不住，终于到会讲了话，但没有人理睬他，讨了个没趣。”

马叙伦的相关叙述

查阅相关文献资料，只有马叙伦在《我在六十岁以前》中提供过类似的历史虚构，说是五四运动之后的一天晚上，他接到电话来到北大开会，看到“长桌上摆了一本簿子，写着：‘北大迁往上海，老师同学愿去的请签名。’（原文记不清了，这是大概文句。）果然，已有教员学生签上几个名字，我还记得有五四运动的‘巨子’北大同学傅斯年、罗家伦的大名。”随后，他把自己的反对意见通过刘文典转告给陈独秀。第二日，刘文典告诉他说：“昨晚我把你说的话告诉了独秀，他说你的话很对，他已把傅斯年、罗家伦叫去训了一顿。”

与沈尹默稍有不同的是，马叙伦并没有把“迁往上海”的主谋认定为胡适。当时的陈独秀已经被免除学长职务处于休假状态，他无论如何是不会通过傅斯年、罗家伦等人幕后操纵学生运动的。在五四运动爆发之前，胡适已经南下上海迎接于5月1日抵达上海的博士导师、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杜威，并且在老同学蒋梦麟陪同下前往莫利哀路拜访孙中山。五四运动爆发后，胡适于5月7日与上海方面的黄炎培、沈恩孚、蒋梦麟等人，倒是一起参与过声势浩大的国民大会，并且上街游行声援北京方面的学生运动。就在同一天，陈独秀从北京给胡适写信，特别谈到北大面临的政治危机：“大学解散的话，现在还没有这种事实；但是少数阔人，确已觉得社会上有一班不安分的人，时常和他们为难；而且渐渐从言论到了实行时代；彼等为自卫计，恐怕要想出一个相当的办法。”

陈独秀的这封信还没有寄到上海，胡适就于5月8日陪同杜威夫妇启程北上，赶到北京时蔡元培已经于5月9日递交辞呈秘密离京。在这种情况下，胡适立即投入护校活动。5月13日晚上，胡适参加由已经调任教育部专门司司长的前理科学长秦汾回校主持的评议会成员与教授主任的联席会议，会议决定由法科学长王建祖及张大椿、胡适、黄右昌、俞同奎、沈尹默共同组成委员会，协助工科学长温宗禹代行校务。“两会同人之意以为蔡校长此时虽不在校，而蔡校长之精神犹在。蔡校长年来所苦心创建之种种组织犹在，若此时遽行瓦解，不特蔡校长数年心血弃于一旦，而去吾人希望蔡校长返校就职之目的更远矣。”

上海方面的迁校动议

在北大同人努力维持校务的同时，一直与蔡元培及北京大学保持合作关系的江苏省教育会也在上海筹备另一方案。1919年5月22日，蔡元培（孑民）早年的弟子黄炎培、蒋梦麟在写给胡适的回信中表示说：

（一）同人所最希望者，为大学不散，孑公自仍复职。同人当竭全力办南方大学，有孑公在京帮助，事较易。办成后渐将北京新派移南，将北京大学让与旧派，任他们去讲老话（亦是好的），十年二十年后大家比比优劣。况巴黎来电赔款有望，南洋富商亦可捐数百万金，办大学藏书楼、中央试验室及译书院。此事如孑公在京，必多助力，故望诸君设法维持大学，以为孑公返职地步。

（二）如北京大学不幸解散了，同人当在南组织机关，办编译局及大学一二年级，卷土重来，其经费当以捐募集之（炎、麟当赴南洋一行，《新教育》可请兄及诸君代编）。杜威如在沪演讲，则可兼授新大学。

总而言之，南方大学必须组织，以为后来之大本营，因将来北京还有风潮，人人知之。大学情形请时时告我，当转达孑公。诸君万勿抱消极主义，全国人心正在此时复活，后来希望正大也。诸乞密告同志。

这封信由蒋梦麟执笔书写，其中夹有黄炎培的一段眉批：“此亦是一句话，但弟意北方亦要占据，且逆料旧派无组织之能力也。炎。”

沈恩孚另有眉批说：“此时未打败仗，万无退回老巢之理。孚。”

5月24日，蒋梦麟在另一封书信中写道：“照你看来，大学究竟能否保全？照我的意思，如能委曲求全，终以保全为是。因为我们的第一条办法是比较好一点儿。如你看来大学有不能保存之势，也要早些写信给我，我们可以早些预备你们来上海。上海决议星期一停课一天，此系彼此意见不一的调和办法。”

5月31日，罗家伦致信胡适，谈到自己不慎丢失杜威“八次的讲演稿子”，同时也介绍了自己的行踪：“入西山读书一星期，把杜威先生《思想的派别》一律记完；今呈上，请一校阅，赐以修正，不胜感激。……我大约星期三再上西山，于未上山前，还想与先生一见，不知何时有暇？”

6月10日，时任北大助教、日后成为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的张申府（名崧年）致信胡适：“久思聚谈，久而未果。又以英语说不好，杜威教授来，亦未便造次往会。比大学以内，三四宵小任意猖獗，诡谋弃旧迎新，心至为不甘。闻先生态度消极，是必不可。即避觊觎校长之嫌，难免见疑为胡仁源所动！大凡素负声望之人，当事势危急之时，苟敢挺身而出，大声疾呼，未有响而无应者。拿破仑走出五委员会议时事，其例也。然则先生其图之矣！”

这里所说的“避觊觎校长之嫌”，指的是当时有人造谣说胡适想替代蔡元培的校长职位。在此之前的6月3日，北京各校学生数千人走上街头举行爱国演讲，其中有176名学生被军警逮捕，关押在位于北河沿的北大三院即北大法科及预科所在地。到了6月5日，被捕学生已经达到1000多人，北大理科的楼房也被征用为第二监狱。时任大总统的徐世昌，还于当天任命胡仁源署北京大学校长。在这种情况下，代理校务的工科学长温宗禹宣布辞职，法科学长王建祖避而不出。北大教职员于6月7日下午在文科大楼召开全体紧急大会，第二天《晨报》以《北大全体教职员大会议决将王建祖驱出学界反对胡仁源为大学校长》为标题，予以公开报道。张申府来信中所说的“三四宵小……弃旧迎新”和胡适“态度消极”，指的就是这些事情。

6月11日，陈独秀因为散发传单而被捕。6月13日，蒋梦麟给胡适来信并附有内容大致相同的致罗家伦（志希）信：“志希先生：学潮至此已告一段落。沪上因工人相继罢工，危险之极，幸而免。此后吾人但抱定宗旨，信仰惟学可以为人，惟学足以救国，毁誉成败等浮云耳。”

6月14日，安徽同乡余斐山在致胡适信中写道：“今晨阅报，闻独秀先生被捕，甚为骇异！现在已否释放，甚为念念。军警黑暗如此，很可悲叹！大学一时可恢复原状否？我望先生如看局势不佳，仍以南来筹备‘东南大学’为是，未审尊意如何？乞复。一涵、独秀诸先生均此。弟斐山。”

由此可见，黄炎培、蒋梦麟等人确实有过将北大“南迁上海”的动议，只是他们的动机完

全是为了维护蔡元培的学界地位及全中国的教育事业。随着蒋梦麟在汤尔和陪伴下于1919年7月21日抵达北京代理蔡元培的校长职务，以及蔡元培本人于同年9月12日返回北京，由五四运动引发的北京大学易长风波被成功化解，上述迁校意向自然不需要付诸实现。拟议中的“南方大学”或“东南大学”，直到1920年才在江苏督军齐燮元的强力支持下，在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基础上宣告成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