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建设与经济发展

文化建设与经济发展

中华文化的主体文化是汉文化，而汉文化中的主体文化是儒文化，其它各家及外来文化是非主体文化。儒文化产生于春秋战国时期，当时思想领域相当活跃，墨家、道家、法家、名家、农家、阴阳家等百家争鸣，儒家只有其中之一。儒文化的创始人孔子是春秋末年的一位思想家，在当时并不十分显赫。鲁迅先生曾说，“孔夫子是在身后才阔起来的”。那么，为什么他的学说能成体系地流传下来，而其他众多学者大多留下只言片语呢？这是因为他总结了适合中国经济、地理、人文环境的规律性的东西，这些带有普遍性的规律可以超越时空。另一方面，中国作为一个统一的农业大国要求全社会有一个共同的指导思想，而儒家思想恰恰适合了这一需要。当然，战国中期的孟子对其思想的发扬光大，也是儒家思想得以流传的重要原因。孟子用“圣之时者也”评价孔子，称他是圣人之中善于与时代结合的人。

在中国漫长的封建历史中，儒家思想的传承也经历了几番周折。秦始皇统一全国后，对六国残酷镇压，并焚书坑儒。包括儒家在内的诸子百家的书全都烧毁，只留下农业生产和方术一类的书。此后经过连年战乱，到汉朝统一后，农业、手工业得以恢复，城市得以发展，此时就需要提倡一种积极向上的学说来凝聚社会力量。于是，董仲舒在诸子百家中选择了适合温带地区农业社会环境的儒家思想，并被汉武帝采纳。从此“罢黜百家，独尊儒家”，孔子的学说才开始广泛发扬起来，孔子本人也被尊为“至圣先师”。

儒文化的产生有其人文环境和历史原因。中华文化发源于黄河中下游地区，这里气候温和，水源丰沛，远离古代人难以征服的大山大河。在世界历史上，中华民族是比较早进入农业生产的，河南殷墟一带在古代极为发达，就是因为这里适合农业耕种。农业社会和游牧社会的区别就在于农业要求稳定，生产资料、生产工具以及生产技能要有继承。稳定使农业生产有空闲季节，于是手工业得以发展；农业受气候的影响，气象学、天文学开始发达起来；需要测量土地，数学也开始发达。因此，在农业社会里现代科学的很多雏芽已经成长起来。两三千年前的生产工具十分落后，这就要求生产合作，此

时最好的合作方式就是家族。当家族出现私有制后，就有了家庭。由于生产的剩余资料不多，人人都得尽自己的力量，因此，家庭就要和谐，每个成员都要对家庭尽义务，这就具备了儒文化形成的基础。

稳定性使农业社会现出了剩余产品，与游牧社会产生了极大反差。游牧社会则“逐水草而居”，要求流动。当看到农业社会的富足，到草丰马肥时就来掠夺，并不致力发展自己的文化。因此，游牧社会很难形成发达的文化。在此情况下，为抵御游牧民族的侵犯，汉民族开始修长城。秦代的一万里长城恰是这两种文明的分界线，从山海关到嘉峪关的这条线恰是降雨量的等高线，长城以南是400毫米以上，适合农耕；长城以北是400毫米以下，适合游牧。

在农业社会环境发展起来的儒文化有如下几个特点：

第一，在伦理观念即在处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上重群体轻个体，重义务轻权利，这恰恰适合农业社会的生产条件。而工业社会则不同，工业化社会在重视群体的同时，对个体也不能轻视。因此说产生人权的土壤是工业社会，并非农业社会。

第二，在世界观即在处理人与自然及周边环境的关系上重和谐轻征服，通过对比可以看出中国文化的这一特征。比如两河流域从犹太教到基督教以及后来的天主教，其教义全是出征，是重征服轻和谐。英国的清教徒和一批囚犯跑到了北美，把印第安人斩尽杀绝，当初北美的英属殖民地大部分土地都是靠杀戮掠夺而来的。而在中国这块土地上没有发生过类似的事，春秋战国时期的征战也只是境内的战争。据一位欧洲学者统计，唐贞观年间中国的GDP是世界总量的四分之三，明永乐年间是全世界的50%。十八世纪，清代康、乾年间占全世界的33%，到1800年还占26.7%。而现在美国也只占26%。而我们是世界经济强国时期，我们的祖先也曾到过朝鲜、越南等国，但从来都是作为宗国接受朝贡，而非直接统治者。但到了清末，由于朝廷的腐败无能，使莫名其妙的一股恐洋症如瘟疫一样传开。“风声鹤唳，草木皆兵”，洋鬼子的军舰刚一登陆，清兵就不战自溃。

第三，在人生观即今世与来世的关系上重人世轻鬼神。所有哲学、宗教都要研究现实与未来的关系，儒文化也是如此。可以说，儒文化是中华民族世界观和人生观的结合。孔子曾说：“未知生，焉

知死。”生的事情尚不知晓，何以谈死？“子不语怪、力、乱、神。”孔子绝不谈怪异、暴力、变乱及神鬼之事。儒家在其漫长的发展历史也吸收了诸子百家的学说，但神鬼之说儒家并未吸收。不管庙里的香火有多盛，但神的意志并未进入人们的世界观，于是才有求佛不灵就要骂佛的现象。可见并非真诚的信仰，这与宗教要求的虔信有很大不同。西方宗教认为一切都是神或主创造的，《圣经》中有“摩西十戒”，伊斯兰教里先知穆罕默德传达安拉的旨意，都在讲人不得奸淫、偷盗、说谎，人间的规矩是上帝的要求，谁犯了天条就要对神忏悔。由于在面前人人都具有同样的权利，因而平等的思想在犹太教、基督教里很早就埋下了根。这与中国的农业文化重层次、讲等级形成鲜明对比。

总之，重群体轻个体，重义务轻权利，重和谐轻征服，重人世轻鬼神的特征，表现出中华文化是一种注重功利性的文化。

农业社会的进步是缓慢的，在几千年的农业社会里，儒文化也在不断地调整自己，以适合社会的发展。中华文化由原始社会所产生的文化幼芽逐渐长成一棵文化大树，在这当中广泛地吸取本民族的其它学派和异族文化的营养。汉朝时曾把孔子神化，即把孔子奉为有形象、有性格的人格神，这就将儒学推到了极端。当人格神在人们的心目中一旦破灭，信仰就没有了，于是天下大乱。这就是西汉末年社会一片混乱的原因之一。到东汉光武帝刘秀宣布图议价谶于天下，而后来便进入反孔哲学阶段。这与当时把儒家推向极端，对孔子学说胡乱解释有直接关系。东汉之后，晋朝由于国力不强，没有统一的思想，其统治也是暂时的。到南北朝时期人们又开始活跃起来了，不再把孔子神化了，也不再独尊儒术。所以，南北朝是中国历史上第二次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时期。这个基础上儒学才比原来又进了一步。

中国文化重现世轻来世的传统，使中国人形成了种瓜得瓜种豆得豆的朴实思维，因而很少有抽象、辩证的思维。而一个文化发展到高级阶段时，抽象、辩证的思维是必须的。隋、唐统一后，佛教对儒家学说形成一种冲击，使其又获得一次自省、汲取异质文化以丰富自己的机会。唐僧取经后创立了唯识宗，但过于琐碎，中国人不易接受。后来传说达摩来到中国，在嵩山面壁九年创立禅宗，三祖、四祖、五祖都未能得以宏扬，直到六组慧能在广东一带发展起来。慧能提出人人皆有佛性，只不过被尘